杨丽娟：抉择关头见初心系列之四：雾锁井冈，风展红旗

引 子

　　98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队伍，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我们常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人生抉择。

　　缺衣少食的井冈山时期，当遭遇“三月失败”“八月失败”时，当“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蔓延时，是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迷雾中点亮了革命的指路明灯，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生死、进退、去留、荣辱……越是抉择关头，越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岁月荏苒，大浪淘沙，对人民的忠诚、对家国的担当、对理想的激情，最终绘就了优秀共产党人的信仰底色，沉淀为蕴藏于血脉深处的精神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见证者。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就能明白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无数令人惊叹的奇迹源于何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让我们一同致敬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体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跨越新时代的“雪山”和“草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从这里，走出了朱德、彭德怀、陈毅等5名开国元帅和3名开国大将。从这里，“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点燃，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毋庸置疑的红色摇篮。然而，回望历史，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开辟时，绝非一帆风顺，亦非人人赞同。直到上世纪30年代，苏联留学归来的王明、博古等，还煞有介事地讥讽“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人，就是从革命低潮时转兵井冈这一抉择开始，在山沟里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康庄大道。

迷途向导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决议，决议措辞颇为严厉，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

　　所谓“临阵脱逃”，指的是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发动的长沙暴动。这样严重的“罪名”，首当其冲的，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强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下子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

　　秋收起义原定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沙，如今起义严重受挫，仅剩的队伍该何去何从？继续向长沙这个大城市挺进，符合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但以眼下敌我悬殊的兵力，无疑是一条死路；违背中央原定计划选择退却，需要魄力，决定退往哪里，更需要智慧。

　　进退两难的当口，当机立断的是毛泽东。这个刚刚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34岁青年，当时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也尚未跻身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却勇敢地立足失败的现实，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长沙暴动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行动。

　　9月19日晚，乌云压境，天黑甚早，文家市里仁学校里，一盏油灯火苗闪烁，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沉思良久，毛泽东语出惊人：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

　　此话一出，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才符合中央主张，不这样做，就是“逃跑”。还有人直言不讳：“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最终，在余洒度上级、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议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说服师、团负责人的毛泽东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仅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而且作出了与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决议，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装力量的幸运在于，中共中央的决议送抵湖南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完毕。一身蓝布衣、穿着草鞋的毛泽东向前跨了几步，挥动着宽大的手掌：“我们要改变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极具感染力的语言，回荡在操场上：“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带着浓重湘潭口音的“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故事，拨开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也鼓舞了不少围观百姓，其中就包括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艰险的，前有“堵击”，后有“追缴”，国民党还针对毛泽东发出巨额悬赏令，“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为避开国民党军，工农革命军不得不沿着江西山区转移，即便如此，部队依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减员，仅在9月25日萍乡县芦溪镇一战就损失三百人，年仅23岁的总指挥卢德铭也英勇牺牲。

　　指挥员牺牲，疟疾蔓延，伤员和病号急增，长途跋涉的队伍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将军回忆：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严峻的考验面前，毛泽东也在思索队伍的落脚地。早在“八七”会议后，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邀请：“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时，他更明确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这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凑巧的是，秋收起义前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秘书处文书的宋任穷送来了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称 “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县，位于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脚下，这可真是迷途之中遇向导！9月26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作出重大决策：引兵井冈，向宁冈进发。

　　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928年10月，带领仅剩的七百多人艰难跋涉上了井冈山。

　　这七百多人“离经叛道”的选择，成了共产党人最早的火种。但在当时，他们却无法摆脱“临阵逃脱”的“罪名”。一直对上山打游击持反对态度的余洒度，在转兵井冈山途中脱离了部队，随后便跑到湖南省委告了毛泽东一状，指责毛“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直到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向中央汇报时，依然坚持“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

　　真理有时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两年后的1929年10月，指责毛泽东“逃避斗争”的余洒度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组织，他最后的选择是在1931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投敌。而背负着指责与批评的毛泽东，果真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党外人士”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这件事，毛泽东已经思考了很久，秋收起义后一路跋涉的艰难，让他深深明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和根据地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

　　正因如此，在转兵井冈山的间隙，他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只是当时时间仓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到井冈山稍稍休整后，毛泽东就忙了起来，亲自带领部队举行入党仪式、建立各连的党支部、抓紧恢复地方党组织工作、召开党员座谈会、发动群众斗争等。

　　到了1928年初，随着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政权、赤卫队、游击队的建立，工农革命军从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土地改革也开始了试点。一个生机勃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就在这时，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了。这位手持“尚方宝剑”的代表还没详细了解井冈山的革命形势，一来就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被选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周鲁只是湖南省委的特派员，之所以宣布这个决定，据周鲁说，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文件。那时，中共中央的文件从上海传到湖南，需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周鲁穿过白区到井冈山，为安全起见，自然不能随身携带文件。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了“党外人士”，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这位“笔杆子”出身、从没学过军事的知识分子，此时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后来，他风趣地说自己在井冈山当过“民主人士”。

　　几乎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史称“三月失败”。

　　个人与革命的双重低谷，对毛泽东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他继续在山区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毛泽东遵守组织纪律，积极乐观地挑起了师长的担子，还说：“撤了我的职务，还开除党籍，也不打紧嘛，总不至于不准我革命，我们还要在井冈山干下去。”

　　所幸，误会是暂时的。1928年4月，井冈山迎来了两个好消息，一是看到中央文件后，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的误传得以澄清。原来，中央针对他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的行动，给出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所谓“开除党籍”，只是周鲁记错了。

　　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成功后，遭到敌人强力追击，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长征胜利后的毛泽东和朱德。“朱毛”是最亲密的战友，甚至曾被外界误会成一个人。

　　毛泽东立刻派人前去接应。4月底，江西宁冈县砻市，34岁的毛泽东和42岁的朱德会合，毛泽东破天荒地挎上驳壳枪，诙谐地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自此，两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朱毛”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当时还是一名小班长的粟裕在后来的《激流归大海》中写道：“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朱、毛会师后，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成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任军长。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根据地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过，如果仔细探寻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红四军的人员构成颇为复杂：

　　第28团主要是南昌起义的余部；

　　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是湘南暴动的农军；

　　第31团是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第32团来自朱、毛上井冈山前就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部队。

　　其中，28团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31团由毛泽东亲自带领，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时期的党建工作，这两个团是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实际上也成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而其他的几个团——尤其是湘南起义的农军，思想意识和战斗力就参差不齐了。

　　两军会师后，队伍一下子多了上万人，“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给养出现了困难。面对吃饭难题，湘南农军编成的30团和33团主要干部吵着要回去，朱德无奈，考虑到回去也有利于恢复湘南工作，就同意了。孰料，两个团离开根据地，回到湘南就被打垮了。而仅剩的农军编成的29团，更为几个月后的“八月失败”埋下了隐患。

八月失败

　　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杜修经给毛泽东和朱德带来两封信，催红军攻打湘南。

　　红四军在永新召开联席会议后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来了，因此暂时顶住了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守罗霄山脉。没想到，在会上表示同意的杜修经，后来还是变卦了。

　　7月中旬，湘军2个师向井冈山入侵，红四军兵分两路下山出击，一路由毛泽东率领31团，一路由朱德、陈毅率28团、29团。战斗进行得倒是很顺利，可朱德一路回师时却出了岔子。

　　岔子就出在29团，这个团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官兵大多是宜章农民，家乡观念很重。他们对井冈山“天作房，地当床，盖的金丝被（稻草），吃的红米南瓜汤”这样的困苦生活早就心怀不满，如今好不容易下山离家稍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爆发，不少士兵都嚷嚷着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原本就倾向执行湖南省委意见的杜修经，见此机会便趁机附和，提议把队伍拉向湘南。7月12日晚，29团竟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决定不通知上级官长和党代表，全团回湘南，连带路的人都私下找好了。　　朱德、陈毅得知情况后，一面写信给当时在永新的毛泽东，一面前往29团劝说阻止。百般劝说无果，朱德不得不断然解散29团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然而，部队往回走了不到一天，29团就乱了。《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

　　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朱德、陈毅看了这情形，只得停下部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杜修经再次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29团党代表龚楚也表示赞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参会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无奈之下，军委领导只好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改道向湘南进军。　　踏上湘南之路的28团、29团完全没意识到，此时国民党军得知井冈山空虚，已经在准备合兵攻来。最着急的是毛泽东，接到消息就急忙给28团、29团回信，再三陈述此时离开根据地去湘南，必然被敌军各个击破，希望他们返回根据地继续斗争。遗憾的是，这封信还是没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人的执念，两个团头也不回地向湘南奔去了。

　　7月23日，28团、29团攻打郴州。一开始，城里只有敌人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我军旗开得胜，不过半天就歼灭守敌，攻进了郴州城。城里的敌军装备很齐全，物资也丰盛，一些农民意识严重的29团士兵一下子忘形了，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捡，一个个肩背手提，啰啰嗦嗦一大堆，直到朱德进城，才制止了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

　　这时的29团，已经没有红军的样子了。果然，傍晚时分，城外的两个师敌军主力部队开始反扑时，朱德命令部队撤回，29团官兵却全散了。已经到了家乡门口的他们，这会儿心里惦记的都是老婆孩子，哪里还愿向井冈山回撤。出郴州没多久，29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了。最后，全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区区一百多人。

　　攻打郴州先胜后败，29团几乎全军溃散，剩余的28团红军难免士气不振，思想混乱。孰料，祸不单行，撤回井冈山的路上，28团2营营长袁崇全也叛变了。

　　袁崇全原是地主家的阔少爷，考进黄埔一期，投机参加革命。到井冈山后发现军长同士兵一样的饮食起居，而他的同学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在国民党军队都当上了师长、旅长，早已心生动摇。此时，见红四军遇挫，便要拉着6个连的队伍去投靠国民党赣南独立七师刘士毅，另谋前途。幸好，28团的何笃才、赵尔陆、粟裕等人察觉了袁崇全的不轨行迹，机智地带回了袁崇全没能完全掌控的4个连，并向军长朱德和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报告了情况。

王尔琢

　　王尔琢跟袁崇全既是老乡，又是黄埔同学，平时关系就要好。得知袁崇全带着两个连的队伍逃跑了，王尔琢痛心疾首，坚持要亲自把他追回来。两人一见面，早已丧失了革命斗志的袁崇全非但不听劝，还开了暗枪。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红军将领王尔琢，竟就此不幸牺牲，年仅25岁。

　　且不说29团农军溃散，单看28团，这样一支朱德亲率、自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主力队伍，竟还出了袁崇全叛变之事。不得不承认，建立一支真正有信仰的新型人民军队太过艰难，而中共早期的革命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与诱惑，能够踏过荆棘、抵抗诱惑、坚持到革命胜利的人，只能是经得起千锤百炼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袁崇全终被红军逮捕，经过公审依法枪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29团回湘南的官兵，后来大部分在半路上被国民党军和土匪截杀了。

　　被朱德带回的其余官兵，在毛泽东率领的31团3营战士的接应下，终于回到了井冈山。遗憾的是，就在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的短短几个月内，敌人就趁机侵占了宁冈等地，这就是历史上的“八月失败”。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写道：

　　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

“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八月失败”对井冈山的早期斗争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但失败若只是失败，共产党人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铁的事实、血的教训提升了红四军的认识水平，过去习惯了革命就是攻占大城市的官兵们，逐渐意识到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等观念急需改变。思想、战略的进步带来了军事的胜利，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会剿”，三战三捷，势如破竹，攻克了遂川、宁冈、永新县城，根据地的局面再次得以扭转。

　　国民党当然不会放任根据地继续壮大。这年冬天，刚刚结束北伐战争的蒋介石腾出了手，电令湘赣部队调集3万重兵，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

　　时值严冬，被围困的井冈山同外界的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根据地的经济愈发艰难，食盐、棉花、布匹、药材甚至粮食都奇缺，官兵每人每天5分大洋的伙食钱也难以为继。朱德在自传中回忆：“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进入冬季，狡猾的敌人来袭，“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为此，红军不得不下山，来回奔波一百多里挑粮，许多人熟知的“朱德扁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物质方面的困难还是其次，更让红军领导层忧虑的是，面对敌军围困、缺衣少食的恶劣斗争环境，一些战士们对红色政权流露出悲观的情绪，甚至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种悲观论调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927年冬刚上井冈山时，就有人提出类似疑问，到了1928年遭遇“三月失败”“八月失败”，党内、军内又有不少人重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逆境中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后的结晶就沉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1928年10月、11月，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挥笔写成了这两篇彪炳史册的文章，他指出：

　　一个国家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确实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奇事。这种奇事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它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那些产生悲观情绪的战士们没有看到中国白色政权不断分裂与斗争造成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特点，远在大城市会议室里的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最初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有扎根山区、善于观察形势和总结经验的毛泽东，最早看到了这条与照搬马列本本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条立足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井冈山的斗争》最初就是毛泽东写给中央介绍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等情况的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看到后对此高度重视，还在给湘鄂西苏区的指示信中指出：“日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实事求是的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慢慢地和毛泽东、朱德这样曾经的“孤独者”站到了一起。

　　回答了战士们思想上的疑问，经济和军事方面也要寻找出路。毛泽东、朱德的选择是留下部分队伍守住地势险要的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侵扰敌人后方，以打破敌人的封锁。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出发，向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寒冬腊月，这是一次艰难的进军。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一路上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而国民党的追兵却紧盯不放。

　　在江西省西南端的大余县城，“八月失败”后刚刚接任28团团长的林彪挑大梁，负责警戒，却让红四军遭遇了下山以来的第一次“兵败如山倒”。因为没有事先得到报信，也没有妥善地安排哨兵，直到赣敌李文彬逼近大余城突然发动袭击，28团才仓促应战。这一仗，牺牲了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28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不得不被担架抬着行军，最终还是牺牲了。

　　红四军日夜奔走，在山间盘旋着打圈子，试图摆脱追兵。可是，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接连牺牲多名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一路几乎是连连失利。尤其是在寻乌县境内的圳下村一战，红四军的领导核心险些被敌人包了饺子。

　　圳下村四周群山环抱，2月1日夜里，军部、前委等驻圳下村，31团驻扎在村东担任前卫，28团驻村西负责后卫。第二天天还没亮，村子外突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开始还有人以为是春节将近村里的百姓在放鞭炮，后来才发现竟是国民党军队来袭。当时，根据安排，前卫31团已开拔前往罗福嶂，军部机关正准备吃早饭，习惯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还没起床。谁也没想到，负责后卫的林彪28团竟然也没打招呼提前出发了。红四军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核心，就这样暴露在敌人枪口下！

　　被枪声惊醒的毛泽东，趁着拂晓昏暗，有惊无险地转移到了村外。

　　朱德差点就被堵在房间里，一个警卫员中弹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冲出重围，又趟过一条寒冷刺骨的小河，才脱离险境。　　一片混乱中，陈毅被身后冲过来的敌人揪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一把脱下大衣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得以脱身。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冲散后，腿部受伤被俘，惨遭杀害。

　　……

　　得知消息的28团、31团急速返回支援，血战数小时，敌人才溃散而去。红四军下山以来最惊险的一次战斗，总算突围成功了。

　　一个多月后的3月20日，当红四军终于抵达闽西安顿下来，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谈起井冈山下山以来的战斗，也感叹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随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最有荣誉之战

　　最艰难、最困苦的局面得以扭转，关键节点是1929年春节的大柏地战斗。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大柏地》是毛泽东于1933年填写的，词中记述的就是1929年大柏地那场悲怆而壮烈的战斗。

　　1929年2月9日，一路被国民党军刘士毅部追赶的红四军，辗转抵达大柏地。一路行军，红军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回击敌人，这天，机会果然来了。

　　素有“瑞金北大门”之称的大柏地，两侧是巍然矗立的高山，中间是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恰逢除夕，一直被撵着跑的战士们也急盼打个胜仗，过个痛快年，纷纷请战要跟刘士毅干一仗。

　　当天，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研究后很快定下作战方案：在大柏地布下长形“口袋阵”，诱敌深入。根据命令，28团和31团随即埋伏在两侧的高山密林中，静待刘士毅的追兵。粟裕对此有一段回忆：

　　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我们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

　　实际上，2月10日下午2点，刘士毅的先头部队就在黄柏与大柏地交界处附近，与28团二营营长萧克率领的诱敌部队接上了火。萧克带领二营且占且退，大约三点，对手被引入了口袋阵。尽管是诱敌深入，但由于红四军弹药缺乏，长途奔波体力疲惫，战斗还是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一直胶着到深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刘士毅的部队才全部钻进红四军的伏击圈，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大柏地峡谷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子弹耗光的战士们拿起刺刀、石头、空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冲去……

　　鏖战至11日下午，战斗终于结束，红军全歼了被围的刘士毅第十五旅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俘虏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机关枪6挺，残余的刘士毅部队狼狈地逃回赣州。

　　红四军取得了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至此，红四军彻底摆脱了被动局面，赢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这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经此绝地反击之战，红四军一路再无追兵，占宁都、经兴国，顺利到达数县交界处的东固，同东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此时，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负责留守的彭德怀率部突围下山。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在赣南、闽西边界一带打游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恰在这时，蒋介石同桂系军阀的战争一触即发，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赣南兵力出现了空虚。趁着国民党军内部混战的机会，赣南、闽西一带的红四军活跃了起来，从发动群众到游击战争，赣南、闽西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这便是后来中央苏区的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1929年4月，赣南、闽西根据地蓬勃发展，红军人数从三千人左右迅速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就在这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调朱、毛“速来中央”。

　　当时，由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二月来信”从写成到送达，历时两个月。中共中央写信时，获知的红四军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那时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书信送达时，时过境迁，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因此，“二月来信”中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执行。但是，带来这封信的刘安恭，却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矛盾。

　　刘安恭18岁前往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他，就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苏联的理论、指示和经验，有着天然的尊崇，那段时期，有共产国际身份、苏联留学背景的一大批共产党员都被委以重任，刘安恭便是如此。这位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的“海归派”，对中国穷乡僻壤中摔打出的朱毛红军颇有点傲慢与偏见，对毛泽东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更是不以为然。

　　1929年5月，刘安恭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军中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的第三号领导人。

　　当了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体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当时，红四军的前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临时军委是部队指挥机关，受前委领导。刘安恭的提法，不但是以下级组织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更关系到要不要“党指挥枪”的核心问题。

　　以此为导火索，红四军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针对要不要成立正式的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和朱德之争虽然激烈，但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大原则上看法一致，各执一词的是一些具体细节和措施、提法等。两人针尖对麦芒，却是光明磊落，就事论事。这个过程中，林彪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并对朱德搞起了人身攻击；刘安恭则到处游说，在红四军内划分派别，让争论变得复杂化。

　　到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前委改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意外落选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让他很受刺激，甚至一度提出“希望经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学并休息一段时间”。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没想到感染了疟疾，不得不辗转到深山农村隐居养病，离开了红四军长达四个多月。毛泽东病情一度甚重，以至于国民党媒体造谣他死于肺结核病，就连共产国际的官方公报都因误传发了讣告。

　　不过，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也一直未变。“七大”之后，朱德和陈毅专程到蛟洋找到毛泽东，召开红四军前委第一次会议，共商反击国民党“会剿”之策。正应了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29年，为了当面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上海。

　　不久，陈毅秘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争论，于是有了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1929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关系着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伟人，正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31岁，领导着红四军的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陈毅，年仅28岁。

　　联系到此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激烈程度、陈毅当时所处的红四军最高领导职务等等因素，陈毅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报告中稍有偏颇，历史恐怕也会就此改写。

　　而在“陈毅五万言报告书”中，陈毅展现的是光耀其一生的坦荡磊落。正是在他大公无私的报告基础上，才有了中共中央发出的由

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辛耕别墅重逢了。三双大手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

　　毛泽东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回来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陈毅在上海临行前，思虑周全的周恩来曾为他的工作做出过安排，因为陈毅在“七大”选掉过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复职后，如果陈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据地或广西去。

　　陈毅有话讲在当面，把这个安排也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挥挥手：“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一个月后，红四军“九大”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即为党史、军史上至关重要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彻底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