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故事：《毛家六烈士—毛泽民》连载之四十四

　　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指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极大危害

　　从共产国际干部部和苏联内务部给毛泽民安排行程的批示和开具的证件来看，他的归期已经一拖再拖。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毛泽民能够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参加批判李德会议后，国际监委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毛泽民深知，革命战争是流血的，党内斗争也是相当残酷的。王明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毛泽民决定，应福洛林的要求，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角度和立场，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的形式，撰写中文文稿约4万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他认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因此，他在这份学习材料中，重点批判了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统治时间最长的“左”倾机会主义。

　　1940年1月8日，毛泽民以《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为题，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共同署名、毛泽民执笔完成。在这份汇报材料中，毛泽民深刻地痛斥了党内宗派主义对党和红军的危害。　　这份报告虽然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比如：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 “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中共七大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一手遮天，总想把自己凌驾在中共党中央之上。

　　1940年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主席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宣讲。他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情况。他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

　　1月21日，毛泽民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更没有想到李米特洛夫总书记诚恳地请他在会上发言。

　　毛泽民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时的情景。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一是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二是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三是中国党绝不应忘记曾因“左”倾主义、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而吃亏的教训。

　　实践证明，毛泽民给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三点意见是极为中肯的，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锐利的矛头直指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42年开始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便着手彻底清算王明路线的错误。

　　自从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将近9年时间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格外重视。

　　中共七大最终召开，是在1945年4月，距离中共六大，竞隔了17年之久。毛泽东主席致闭幕辞。

　　然而，毛泽民却再也不能目睹这场盛会了，无法聆听兄长在七大上作报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地杀害，从此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副部长维尔科夫、干部部主任顾问久津和干部部主任顾问莫尔耶夫等人，分别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