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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三俗三不第一课

作者:孔和尚公共号 发布时间:2018-10-07 01:15:50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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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好,我们开始上课了。

        这个学期的课,开始得有些晚,已经到九月下旬了,才排到我的课。我本来都准备好上个礼拜上课了,上个礼拜要上课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孔老师,不要表现太积极。还没轮到你上课。”有点小尴尬。我们小时候说:“大班长,显积极,脑袋扣个西瓜皮。西瓜皮——掉了,大班长——笑了。”只好尴尬地笑了。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不鼓励显积极的时代。没事儿上什么课啊?没事儿上课属于“寻衅滋事”,不但不会受到表扬,可能还要遭到惩罚,甚至是“绳之以法”。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地“依法治国”。尽管我们都知道,依法治国是绝对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先进的文明是依法治国的。依法治国的恶果,我们看见过无数,以后还必将看见更多更血腥、更暴力、更非人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我研究生的生活。每个研究生宿舍如何打水?小问题吧?这就鲜明地呈现出依法治国好不好。我们宿舍是不依法治国的——人人都抢着打水,壶里永远都是满满的,只要一个壶空了,马上就有人去打水;我们隔壁的宿舍是依法治国的——四个人,严格地规定了打水的时间,每个人一天半,四个人加起来六天,礼拜天空闲。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只要熬过自己的一天半,就可以净等着喝别人打来的水,所以每一个人在他打水那一天半的时间,总是不在。你说他有什么错误吗?谁都没什么错误,法无禁止即可为啊。所以每个人打水的一天半,都到我们宿舍来喝,这就是依法治国。而且时间长了,这个宿舍人际关系非常恶劣——彼此诋毁,彼此排挤,彼此挖坑,而一切又都不违法,都非常合乎资产阶级文明。一个一个都会说一套资产阶级话语:人性、民主、人权。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从毛主席的时代人人争着打水,到这个时代人人都不打水,企图去喝别人的水。这还算好人了,没往水里给你下毒呢。

  我们现在的公检法部门,一个重要的职责,不是抓坏人,而是好心地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小心这个小心那个——上街小心被人家抢了偷了,买东西小心被人家骗了。你看我们的派出所都变成知心大哥了,担负起中央电视台的责任了。而他们贴的信息、发的标语,又充满了那么多的错误——思想错误、表达错误、政治错误、语文错误。这些事情是不是和我们要讲的通俗小说有点关系?我也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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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期我给大家开的这门课,对于大家来说是很不重要的课。它是一个公选课,它不是你的专业基础课,也不是你的专业选修课,也不是北京大学规定的通选课,完全是你随便爱选不选的这样一个课。我想大多数同学选这样的一个课,大概只是想要一个学分,或者要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成绩。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打分手一点也不松。我宁可一个人都不选我的课,也不会把一个80分的成绩,给成85分;我只会倒着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顽固的人。

  我小的时候有一场运动叫“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运动中说:“孔老二是花岗岩的脑袋。”这是贬义,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个称呼要超越褒贬,看它说的是不是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正确的——孔子的脑袋就是花岗岩的,就是打不破的。孔子的脑袋是花岗岩的,鲁迅的脑袋也是花岗岩的,毛主席的脑袋也是花岗岩的。你要想成为伟人,就得有一颗花岗岩的脑袋。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力所动、不为金钱美女所动:这就是孟子讲的大丈夫的精神。
  我在开学之前,该致歉的地方,都事先要向大家致歉。我这个课,纯粹是个没用的课。一定是你多余的精力用不完,有点儿闲工夫,有点闲爱好之后,才来做一点庸俗的事。这是我先要跟大家讲的。由于我准备上个礼拜上课,没想到这个礼拜上,所以我今天第一次的内容做一点压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课相关的信息,然后我就直接讲课。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做好选课的准备,并不打算听我胡说一些东西,只好委屈你,跟着大家胡乱地脑子里灌一些没用的东西。我很抱歉,占用了你的脑细胞。

  我是学鲁迅的,鲁迅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占他人的心地。我们一般不占人家便宜——不占人家金钱的便宜,不占人家空间的便宜,不占人家时间的便宜;但是我们总是隐隐约约希望对方记住自己。这在鲁迅看来,仍然不是高级的境界。你干嘛希望人家想着你,你干嘛要占据人家心灵呢?最好的爱,是让对方都不知道你爱他,连一丝对方的心灵都不占用。比如说最近要过中秋节了,我上午去办公室,发现收到了一些礼物。有的人送我一块月饼,送我一个什么什么吃的——没有署名,上边就写着:“孔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孔老师请您尝尝”,“孔老师我爱你”。我看了之后心里特别爽。因为他没有署名,我根本写日记都没法儿写,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所以我就白白地获得了一份幸福。我觉得这些人,他不一定读过鲁迅,不一定从哲学角度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高的境界,但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竟然没有署名,他本能地没有署名。我觉得他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一种超一流的境界。我们人只要秉着一颗本心,诚实地对待自己,秉着一颗善心,不一定要学多么高深的哲学。

  现在知识都平均化了。你到北大来上学,和你到东大西大南大上学差不多。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听到北大老师的声音。我们北大学生到底高在哪里?我们如何超越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不论科技如何发展,即使国家不给北大拨钱了,我们北大学生永远站在时代潮头。我们高在哪里?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的信息。这个课叫“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课的名字,往往跟内容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由于我们现在是依法治国的——大家懂的,依法治国有多少罪恶——老师不能随便开新课。你也可以开新课,但是麻烦多多——要申请、要填表、要批准、要汇报等等。你给我多少钱,给我添这么多麻烦?我凭什么要经历这么多麻烦?我又无求于你。说得直白一点:我跟北京大学之间谁求谁呀?我没有必要折腾这些,所以我就报了一个原有的课程,只要通过就行。即使我花言巧语另编一个特别时髦的名字,我讲的还是这些。也就是说,你有你的依法治国,我有我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不要太在意名字。

  名字的问题,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大问题。孔夫子早就讲要“正名”。可是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孔夫子正名的思想,就必须结合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名也叫恒名,避刘恒的讳。什么叫常名,什么叫恒名?要把这个名看透,要看穿,要重视这个名,但重视完了又要不重视。在每个问题上做到这个境界,你就打通了儒释道。所以当我们用儒家的思想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参考道家、佛家。当然,不是说我们名字叫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然后故意讲古代的先锋小说——那是不对的。

  我以前的讲课方法是很老式的,按照时间顺序一段一段的,像讲文学史一样,按照时间。这一次我想带着问题来讲,把我要讲的内容分成若干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是公选课,大家不一定是中文系的,对于你的专业来说,没有直接的帮助。我讲这个课,我总是要想:我这个课对人家学生有什么用。人家可能是学国政的,学教育的,学社会学的,学物理的,还有北医的,人家凭什么选你这门课呢?你按照时间一段一段很系统很完整地讲下来,对他没用啊。他不需要这么掌握,他需要的是单刀直入切入他的人生,直接对他的人生有帮助。不要讲得这么高大上,讲得庸俗一点:他需要跟人“白话”。他需要跟他的小伙伴炫耀他上过哪门课、掌握了哪些知识的时候,你要想他在他那个场合,他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这才是有用的课。不论你这个课得多少分,或者你只是旁听,二十年后,你偶然有一次跟人家谈到张恨水,你就是那个空间里张恨水的专家。那个时候你一想:忘了哪个学期,听过一门课叫通俗小说研究,也忘了这个老师长啥样,反正比较讨厌,但是他讲的东西有用。这就行了,发生实际效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除了自己好好研究学问之外,要经常想一想:“你的工作,到底给人家带来什么好处了?”要不怎么好意思拿国家一份儿钱呢?尽管那个钱很少,但再少你也得想想,你凭什么拿这份钱。按照问题讲,虽然远远也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但是比按部就班、按着时间顺序讲要好一点。当然讲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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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俗”

  本课的要求,都是很庸俗的要求,没有那么硬性。用我的话说,第一就是,听点俗课。大家在北大听的课都是高端的、高大上的,都是人类文明顶峰、科学顶峰。我们拿出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听点俗课。我的课的名字是俗的,内容也是比较俗的——当然关于什么是俗,我们后边可以探讨。

  光听课是不够的,北大学生更厉害的是读书。为什么每年都有一部分同学,不怎么认真听课,但是学习很好?你不要以为他去玩儿去了,他是把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读书了。比如说我上本科的时候,北大图书馆的好多工作人员都认识我,因为有多少个下午、多少个黄昏,我就坐在书架前看书。那时候图书馆条件很差,我就在两排书架中间,拿本书,坐在水泥地上,就能读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下班都不走。一定要让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认识你、熟悉你,哪怕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是哪个系的。我们应该在上课之外读书,在这个时代特别要强调读书。外边都以为我们北大学生读书多么刻苦,但是我是知道的,其实北大学生读书风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提醒一点,我们这个课是个无底洞。通俗文学是个无底洞,读不完的,是汪洋大海。我自己也只读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勺。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有机会就读点,不然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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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点俗课,读点俗书之外,还要想点俗事儿。我觉得我们北大的学生,不需要强调求雅。你们都是一路求雅上来的。从学校到院系的开学典礼上,老师们讲的那些报告,说得非常动听的,总结起来,不就是鼓励你们往雅了去吗?不就是鼓励大家高大上吗?有没有哪个老师鼓励你们要俗,要走入民间,要与工农兵结合,要关心那些卖菜的、关心那些上访的、关心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我没有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听到这样的号召。当然讲其他的内容也对,那也是北大的传统,也应该听,但是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一维——缺少了想点俗事儿?要知道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因为它“俗”。北大是跟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如果有哪个时代,北大不跟这个民族的命运发生关联,就不配是北大。不要去看网上的排行榜,那一点价值都没有。那能证明北大的价值吗?算算你的科研设备、招生数量,留学生多少,科研投资多少……那跟大学有什么关系?那跟大学毫无关系。什么叫大学,古人早告诉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明德了吗?你关心工农兵了吗?所以少说你是北大学生。我最赞赏的北大学生,现在在监狱里关着,他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被抓进了监狱。那才是北大学生,那才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那才是鲁迅毛主席的学生,所以他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我们听课读书之外,要想点俗事儿。不要装雅,装雅是最恶俗的。敢于亮出自己的俗才是高雅。

“三个不”

  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多,鼓励学生聪明、鼓励学生质疑,这也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到“几个不”。

  第一,不妄言。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鼓励学生胡说八道——把胡说八道等同于一种怀疑精神。什么叫怀疑精神?你看看五四前辈,人家怎么说话,人家怎么质疑——那叫做有怀疑精神。有怀疑精神的前提是你有东西,你拿什么去怀疑?你得有怀疑的本钱。不能老师刚说“2+3=5”,你就说:“老师,凭什么2+3=5,不见得吧?”好像你多么高深似的。这就叫妄言。妄言是很吸引眼球的,妄言者有很多的观众,还有很多人给你喝彩,很多人敲边鼓,但是最后你就把自己害了。妄言不如沉默。即使提问题也要注意,一个问题要把老师问倒。你提问题之前,自己要练习三个回合怎么回答。能查的问题,都不问;能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问。哪怕出门问路,一定憋得走投无路、晕头转向了才问。你看现在的人都成了路痴了吧——出门就开导航。有的人竟然不认识自己家——我知道好几个人都不认识自己家,因为他每次回家都是导航导的。原来觉得是笑话,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

  第二,不自欺。我们现在社会的规范,能做到不欺骗别人,这已经是好人了。其实最根本的是不自欺——不需要外在的证明,不论外界评价怎样,你自己评价自己。我们如果不能做到“每日三省”,你三天一省总行吧?给你减少九倍,你从每日三省变成三日一省,隔个三五天想一下自己,有没有用心?是不是很多事儿糊弄过去了,敷衍过去了?在这个时代这是真正的学习。

  第三,从上课考试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出来令人害羞的,就是不抄袭。在北大课堂上讲不抄袭,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堕落。北大学生还需要提醒不抄袭吗?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提醒,仍然每学期都有抄袭。我们这个课的考试方式已经多么民主了啊,也不闭卷考试,我们期末考察方式就是请你写一篇读书报告。你随便凑点字儿,码点字儿——多么容易,为什么要抄袭呢?我一再强调,抄袭是我最愤恨的,最看不起的,最遗憾的。怎么说也是不合道德的,是傻的,是浪费自己生命的。考试就是个玩儿嘛,你为什么放弃玩儿的机会,把玩儿的机会给别人呢?就像我小时候过年,买不起那么多鞭炮,我就盯着旁边邻居家,他家有钱,买好多鞭炮,但他家小孩儿不敢放,我就帮他放。我心里想,这就等于他爸爸妈妈花钱给我买的。那他等于浪费了。我们考试也是一样的,你干嘛买了鞭炮让别人给你放呢?一定要养成不抄袭的好习惯。我以前总是批评留学生喜欢抄袭,后来我发现,我们中国同学也有个别开始抄袭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同学写入党申请书,竟然抄袭。这就是人品问题了。不管你是不是真心入党,一个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丧失了。写入党申请书你还抄袭,你从小就缺乏自省精神。这还算个人吗?这已经不是人了。前两年有一次,我在中文系党委,看了一大堆同学们的入党申请书。我就凭着直觉拿出了若干份,我说这些肯定是抄的。然后领导说:“你为什么说是抄的?”我说:“你看这两个,第一段一样,再看最后一段也一样,中间把自己写进去了。”我说:“这些就不用考虑了,而且要把他记入黑名单。”这些人混进党内,还得了吗?我们都痛恨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不就是从大学走出来的吗?贪官污吏都是我们曾经的同学,汉奸卖国贼都是我们曾经的同学,也都在宿舍里慷慨激昂过。所以,救国救民从宿舍开始。

  经常有同学问,孔老师是怎么给分的。我给分儿是完全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完全按照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规定。我给分儿是比较科学的正态分布,特别高的分很少,但的确有写得好的,也要给高分。总的原则就是奖惩分明。其实这也是中华文化早就总结好的,我们古代对人就是奖惩分明。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教育学传统,什么时候讲过快乐教育?快乐教育就是禽兽教育,就是畜生教育。一定要奖惩分明,这才是教育的真谛。从孔夫子到诸葛亮,一直到曾国藩,一直到共产党,都是直面现实,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对人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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