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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毛主席思想最有启示的是三次反围剿之前的那部分

作者: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8-06-04 15:22:1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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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提出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随即,主席用了一个不长的篇幅就把日寇侵略中国的步骤讲清楚了: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⑴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⑵,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⑶,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⑷,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⑸,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⑹和外交谈判⑺,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关于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我们大家知道的常用标准答案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这个表述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不能按照欧洲人的定位再继续了,所以前一阶段学习党史的时候,我们认为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特种殖民地社会。就是说中国不光是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就是连殖民地也是特色殖民地。就是说白了,中国社会不能照搬欧洲的历史进程,而是我们独有的社会形态,非要用欧洲的词汇那就只能用中国特色,不光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殖民地也是特种殖民地。

  很多老师提出必须占据普世价值的高位才能算是先进的。我不这样认为。没有什么普世的东西。没有民族的土壤,一切普世的都将是浮萍。

  所以从这篇文章起,毛主席的著作就变成了生动活泼的了。但是毛主席思想最有启示的却是三次反围剿之前的那部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先去看看三五年之前的党史。

  (转自微信公众号:战略家第一人)

        我们继续学习毛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毛选中涉及到遵义会议之前的文章是非常少的。而实际上,最重要的历史恰恰是毛主席掌舵之前的那一段。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人读了毛选也没有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主因。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毛主席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在实践中追击探索。而毛主席自上山起应该就已经意识到了,苏联人指的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他一直在找寻中国革命的道路。关键是他觉悟之后,真的很快找到了。但是,由于中共在二大的时候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中共的组织任命完全为共产国际所控制。所以无论毛主席如何努力,所有的高级干部都不接受毛主席的道路。而这个过程中,跟随毛主席的都还在基层。连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亲密战友也只是试图搞调和。而没有站在主席一边。

  之后毛选中收集的有四篇是毛泽东当苏维埃主席的时候针对经济问题的讲话。毛主席举起了自己在党内的旗帜。他是真的希望自己的同志能接受自己的观点和道路的。但是博古这帮子留苏派不听。道路之争也是领导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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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遵义会议,中共完全走入绝境了。之前已经是迭遭险境。至少有两次博古听一个叫李德的外国人的意见,准备奋不顾身地向着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了。是毛泽东出手拨转了航程,毛主席几次指出不断向西再向西才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最巧的是,在长征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络由于电台被国民党破坏,失去了联系。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被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所幸的是他们选择了毛泽东作为领袖,带着他们突围。毛泽东做到了。

  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到下一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间足足有两年时间。而这两年时间里红军经历了生死大关,却在毛选中没有体现。所以真正学毛选必须和我们以前学习的党史结合起来,否则真的很难理解。从目前的版本看,主席在掌舵之前的文章选入的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今天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掌舵人。此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已经认可毛泽东为领袖了。但是毛泽东为了不让党内外产生兵变或者胁迫夺权的感觉,一直没有担任最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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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很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最主要的矛盾已经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个关键。开始调整中共的政治路线了。但是依然受到博古等人的阻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很重要。因为这次会议把中共的政治路线做了大的改变。核心就是在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面前,中共应该怎么办?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挨批的就是留苏派的观点。毛泽东当时提出,面对日寇,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分,主要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富人。博古根据斯大林的著作,引经据典,指出毛泽东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费了很大劲说服大家,可是大家拒绝听什么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样的话。最后把主席给惹急了。

  面对这样的死抱着教条不放的主儿,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讲的更清楚些,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这里谈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
  “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就是说,对共产党人而言,再次和资产阶级合作是有心理上的阴影的。当年陈独秀就是毫无主见地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无条件合作的指令才导致的悲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令就是顺从国民党的意志,让中共很受伤。所以后来中共所接受的指令都带有歇斯底里发泄怒火的成分。

  受伤之后,中共对资产阶级就产生了排斥,表示对有产阶级的不信任。似乎只有毛泽东明白这其间的分寸。就是在民族矛盾爆发的时候,阶级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了,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必须的。但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却是必须争的。所以我们也不比埋怨陈独秀,陈独秀没有任何力量去和人家争领导权。因为他一点都不独立。

  这时候,毛泽东明明白白给全党指出一个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中共所有的领导人之所以不接受毛泽东的道路和主张,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总是认为革命是一个很猛烈的过程,就是不用太多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完全靠自己的一点一滴地去干,去消灭巨大的敌人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据王立华老师的研究成果,这个“久”字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一直强调的法门。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也没有听进去,直到1927年,面对蒋介石的大屠杀,毛主席才明白只能靠自己,长期的奋斗才能完成和实现。

  注意,此时毛主席提出了既不能左,搞狭隘的关门主义和急性病。又不能右,放松对蒋介石这样敌对势力的警惕,此时主席证明了他是非常合格的舵手。忽左忽右才是合格的舵手,但是不能极左极右。既要有灵活性也要有立场原则。一根筋是当不了最高领袖的。但是心无定数也不是领导。

  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说明中这样写到: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我们要仔细体会一下,这篇文章的语气与前头若干篇文章有什么不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真正的领袖了。所以他的文章开始展示出磅礴大气。

  毛泽东在开篇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注意这里用词是我们的党。上一篇主席在论述铜墙铁壁的时候,用的是团结在革命政府周围。这就是身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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