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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从沈从文的土改书写看新中国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艰难

作者:理想閤 发布时间:2018-05-14 08:09:3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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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51年底,沈从文为了进一步改造思想,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远赴内江参观了三个多月的土地改革。由于沈从文身体状况欠佳,他未能参与土改的核心工作。沈从文既希望发挥自己的所长,创作出并肩经典的抒情式“现代小说”,又想向当时盛行的着力于普及的“故事”靠拢。沈从文在土改中的相对边缘的位置,以及他在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最终没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他虽决心改造自己,却在寂寞中面对川南山川风物,并在重读《史记》中找回自我,构建出动静对照,“有情”与“事功”的理论,重回“超阶级”立场。这表征着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和限度。

  关键词:沈从文 土改书写 思想改造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翻身和农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组织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队,是中共在土改中的重要政策,目的是通过土改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沈从文参加土改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他希望这次实践能够拯救他处于困境的文学创作。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写出“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 1。作为一位擅长小说创作的多产作家,这次又在农村土改中生活了三个多月,沈从文的主观愿望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呢?关于沈从文与土改的研究,除传记式呈现和相关描述外,或将其土改期间关于“有情”与“事功”的论述放至20世纪中期海内外学者关于抒情言说的谱之中2;或认为他在一体化机制下,有意克服“人民的文学”否定个人、否定生命、以文学为工具的弊端,从而对土改历史作出了超越性思考3。这些研究都从某一角度呈现了沈从文土改书写的独特性,但均拔高了沈从文作为现实对立面的意义、夸张了其对历史的“有情”,而对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沈从文的矛盾挣扎缺乏辩证分析。本文将沈从文的土改书写放回他在土改中的亲身经历和时代氛围中,辨析他与主流思想及文学风尚的龃龉,进而追问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与限度。

  沈从文参加的是北京赴西南地区土改工作第七团,工作地区为内江县第四区(今内江市双才镇),工作时间为1951年11月8日至1952年2月20日,共计105天。内江属于川南,地主占有土地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剥削严重,情况复杂。土改由县土改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部向每区派出土改中队,由县、区两级领导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区中队在该区重点乡设立中队部,向每村派出1—2名工作队员领导土改。第四区中队部最初设在烈士乡一个由大糖房改造的区公所。沈从文被分配在中队部调研组担任调研员。

  结合当时县委干部田文彬《内江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回顾》和沈从文书信,可知当时内江土改各阶段的起止时间、主要任务及沈从文在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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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沈从文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制定方案” 4,时间大致为1951年11月3日至11月底,沈从文到达内江第四区的时间为11月8日,土改已经开始5天了。11月13日,沈从文在家信中说:“今天阳光温和,大家听解答报告去了,我因为头不受用,很累,留在住处。” 5所谓“解答报告”,应该是内江第二期土改第一阶段第一小节的工作,即“广泛宣传土改政策,动员各阶层认真执行《土改法》” 6。沈从文“头不受用”,是因为他长途奔波,加上对当地饮食不习惯,导致“血压高些,心脏不太好” 7。第二天,他下了一次乡,走了三十里路,花了一上午时间,觉得“头很重” 8。沈从文的身体状态可能给当地干部造成一定的影响,他成为了被照顾的对象,这意味着他离开了土改的核心工作。

  第一阶段第二小节的工作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 9,沈从文11月14日在家信中说:“过不多久,有些人就得分别下村去了,过三五天即得分住贫农家,一个一个去住,再会齐来报告的。”10下村去的工作队员“有目的有对象地进行访贫问苦,‘吃贫雇,住贫雇,与贫雇干活路’,同贫雇农打成一片,广交朋友,摆家史,倒苦水,谈剥削,挖苦根,回忆对比算账,谈心交心,扎正了‘根子’,重点进行培养,并依靠‘根子’,有对象有计划地积极串联。” 11 “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知识分子树立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扎实投身土改工作十分重要。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告诫下乡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土改中的日常的具体工作,就要在具体事务上为农民服务,以求得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农民打成一片”12。阳翰笙总结土改经验时说:“所有领导的干部都应该深入一个乡,一个重点村,重点组,重点人。并应亲自做到培养一个核心骨干,交好几个贫雇农作知心朋友”13。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广西参加土改时“长期住在贫农家,帮做家务”14。参加川北土改的刘玉芬走访了村子里最穷的一家,深受震动,从而转变了思想。15《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员王春生同赵玉林一起推碾子、侍弄园子地,和赵玉林建立起了感情,才获得赵玉林的信任,了解到屯子里的真实情况,打开了工作局面。

  沈从文十分明白,“一定要到村子里去工作,才算是工作起始”16,但他一直住在中队部,“住处是孤独的一个单位,在山顶,四围有竹树环抱”。17直到离开内江前,他还在家信中说:“我住的中队部,也即如军中的指挥部,不算是土改战斗前线,因之也可以说没有和土改战士一道,没有和农干一道,小组中种种是明白得不甚具体的。” 18沈从文一开始就吃“中灶” 19,比老百姓吃得要好很多。不久他的伙食水平又有提高,介乎小灶和中灶之间,“这是组中的上等伙食,如下村同志,吃的只是红苕拌饭,牛皮菜。是目前贫雇农一般情形”。20即便如此,沈从文仍觉吃不消。沈从文既没有访贫问苦,也没有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他在土改第一阶段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材料。

  第二阶段“按照政策,划分阶级,民主评议,三榜定案” 21,时间大概是1951年12月。12月3日,沈从文到村子里去开会,这次会一连开了四天,沈从文担任记录,工作对于他来说十分繁重,“目下是头脑和心都希望有个把月休息” 22。这次沈从文被分下去和农民代表“同吃”,但“饭太硬,菜太辣,吃了四顿,消化不了”23。会议结束后他自己挑行李回到三里外的住处,觉得“十分疲倦” 24。回到住处又连续开了两天会。很多工作主要是通过这种开会讨论的办法完成的。“半夜里还有人从这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反复反复的开会,老太太、小孩子,都参加这种运动!我们的学习会,也是整天半夜的开。”25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路滑不好走,晚上小村子各种会都无从参加。”26

  第三个阶段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没收地主财产。这个阶段是土改的高潮,时间大概为1951年12月底至1952年2月初,沈从文称之为“最紧张活泼的阶段”27,每个村庄都有激烈的斗争。沈从文每隔几天,就背着包,拄着打狗棍,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去看斗地主,这才真正跟农民和干部有了较多接触,但他声音嘶哑、心脏不好受、胸部痛苦,状态不大好。12月27日,一连开了四天会的沈从文“独自背了个被卷先回来”28。在这种火热的斗争中,沈从文却计算着归期:“日子可能要到二月底,我实在希望一月底可回来。”29

  第四阶段是查田定产,分配土地,时间大致是1952年2月份。沈从文参加了部分工作,看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比如“‘个体利益’和‘群众平均思想’” 30的矛盾。但工作尚未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内江回北京了。跟前一阶段沈从文想回家不同,回北京前他感叹说:“我还应当综合知道许多人许多事,可是时间太短了。”31

  总体来说,沈从文是参观土改,而不是参加土改。这种状态为当时人们所不取。丁玲认为:“我们下去,是为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 33刘祖春认为,文艺工作下乡“要用人民的服务员的身份首先去为他们工作,热烈的工作” 34。尽管沈从文在出发前请教了丁玲和刘祖春有关土改中的注意事项,但由于身体等原因,沈从文并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而是将大量时间用在了独自面对山川风物构思作品上,这影响了他的土改文学创作和思想改造。

  沈从文在土改前两个阶段,对地主、农民和干部三种力量都不熟悉,对于农村生产和新型民主也不熟悉,他没办法构思出当时人们期待的作品。反倒是川南的山川风物与湘西有着相似之处,给了沈从文重新找回自我的机会。沈从文在土改中相对边缘的位置,使他有大量闲暇,或静心体验,或登高远眺,从土地物产和自然风光中获得灵感。

  沈从文所住的地方“入晚天上淡白,十分静,只闻山雀在屋后大竹林中聒噪,和小孩子哭声。鸟相当多。院子中空而静,我一人坐在阶砌间”35。其他工作队员下乡后,他体验到“静得离奇”36的场景。他喜欢“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俯瞰:“但见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色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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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人的气节,墨客的风骨

  这种到农村后依然在凝视“风景”中表现孤独内心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作家曾经有过的经历。孔厥回忆1940年和葛洛等人到延安乡下参加工作时说:“虽然和广大群众在一起生活,有时候竟还感到寂寞!在那荒山野沟里,他们抽空找‘风景区’玩,或是到‘思索沟’里思索创作问题。有时候实在闷得慌,我就跑到高高的山顶上,出一出憋在肚子里的闷气;眺望着遥远的南方,心里是怎样地想念着故乡的平原啊。可见那时候的精神生活,离农民是多么远!” 38孔厥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离农民很远,所以后来深自反省,真正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沈从文的精神状态和孔厥相似,在一年前,他曾检讨自己具有“脱离现实的空想性”,原因是“过去生活孤寂,日和自然景物相对,得到画面愉快的底子,再加上习得的美术知识,两相综合,影响到性情”39。现在虽到农村面对火热的斗争,沈从文却并没有改变。

  沈从文站在高处,俯瞰下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40沈从文由此提炼出动静对照的世界图式。他所谓的“静”,包括自然风光与保留千年的传统生活及生产方式,而“动”,指当时正在开展的土改工作。沈从文对于“静”十分倾心。山中池塘边的钓叟让他感动,他多次写到他:

  上面最离奇的是一个老头子,在这种山顶上作姜太公,用一支相当精巧的小钓竿,在山顶小堰塘中钓鱼,用灰面作饵,蹲在那田埂上自得自乐。……一面这种砦子中日长如小年的有人钓鱼,一面是山脚下每一处,都在进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动静两相对照,给人一个离奇印象。41

  这事实上涉及“渔隐”的主题,有论者讨论到1957年沈从文有关上海外白渡桥的速写时说:“中国传统的绘画里面,‘渔隐’的主题其来有自,尤其是以潇湘山水——南方楚地的山水——作为主题的渔隐图,是从五代以来就不断被重复演绎、诠释的小传统。”42关于沈从文和国画的关系及由此表征的思想意义,下文还将详述。钓叟是沈从文的自我镜像,他对此反复书写,意味着他肯定土改中的自我作为“隐士”的位置,也表征着他和土改及当时文学主流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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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

  如果以此创作一部带隐逸色彩的抒情小说,其实未尝不可,但沈从文在如何用文学反映土改时一直存在矛盾。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因对‘讲故事人’的自觉而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小说意识,并在1930年代初达到了小说理念的成熟;最终则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人形象的消隐而变成一个孤独的现代小说家。” 43也就是说,沈从文的作品在文体形态上经历了从“故事”到“现代小说”的演变,而这种演变在沈从文那里有进化的色彩。但此时的沈从文虽然觉得用抒情式“现代小说”表现土改在文体等级上更为高级,他却又觉得“故事”可能在当时更加有效。他曾跟同来参加土改的演员金野讨论道:

  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44

  沈从文所谓的“戏”,跟当时流行的土改小说所采用的侧重人事的“故事”式表达相似,“小说”则是侧重自然背景与人事结合,表现作者悠远深至情感的抒情式“现代小说”。抒情式“现代小说”固然“更是容易动人”,但“故事”却“社会性强”。究竟如何选择?这让他纠结了很久。到土改第三阶段时,沈从文还说:“如果写个戏,用四幕或五幕,大致可提出许多问题,都是过去还没有人提出的。但这个区域从人事和自然对照,却是个小说温室。” 45可不久他又说:“从语言测文化,这里乡村文化比其他地方为成熟。封建剥削关系也同样反映这种成熟,因此表现到戏剧中时,应当比小说生动深入得多。”只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外乡人来处理这些题材时,也即困难得多,而且缺少共通性。”他又批评当地的土改文学:“只会写事,缺少事以外的空气”,“缺少共通性,外省一般读者并不能得到印象”46。

  “共通性”是沈从文特有的词语,一层含义指不同区域读者都能看懂的普遍性,另一层含义则是名著的特质。在他看来,从屈原到鲁迅的作品都具有这种特质,那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 47。他以“共通性”为标准期待自己的土改小说,实际上是向着“提高”的路上迈进。这跟当时的文艺政策和左派作家的认识背道而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48。沈从文多次称赞毛泽东的讲话,对于毛泽东有关普及与提高之关系的论述也十分清楚49,这必然导致他对“共通性”也存在犹疑态度。

  1952年1月2日,沈从文画了一幅题为《远望卢音寺》的钢笔速写,表现的是作者“从高处远望丘陵地五里外高处一山砦‘卢音寺’景象”,画面为上小下大的梯形,上边是山砦,“为黑色石头孤峙独出,四围壁立,只一砦门可以上下”,“四围是甘蔗田,下部为一大糖房”50。这幅钢笔速写从构图和表现主题来看,都是山水画的风格,体现了传统文人的雅趣。这跟当时流行的表现工农斗争生活的木刻版画大异其趣。后者突出人物刻画,人物的表情甚至肌肉都跃然纸上,是写实的;而前者主要表现风景,即便有人物,也大都粗枝大叶,面目不清,是写意的。不久后,沈从文“回到卢音寺脚下山村时,正有个老农扛了个长柄虾撮下田捞鱼,神气和夏圭山水画中的渔人一样”51。夏圭是南宋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他的《溪山清远图》等名重一时,深刻影响了后人的审美观念。这也透露出沈从文站在悬崖上对着山川风物思接千载,体现的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高情雅致。

  在创作了这幅钢笔速写后不久,沈从文迎来了寂寞的旧历年,他在温习过往人生中完全回到了过去的自我,并通过阅读《史记》列传选本,上升到了理论自觉。这就是“有情”和“事功”的对立:“‘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52沈从文显然更欣赏后者:“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53如果对应当时的现实,可以发现沈从文的骄傲。他将自己和其他人对立起来,觉得土改中的干部和农民都属于“事功”一面,这从长历史来看,终究不会留下痕迹,而作为边缘者的沈从文自己,由于掌握了“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看似寂寞,却能在“千载之下百世之后”仍然发挥作用。

  这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当然不是像当时流行的土改文学那样侧重于人事斗争的“故事”。沈从文认为,《史记》“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统一”54。如何才有“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呢?沈从文在另一处的表达可为解释:“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的如何有限!”55所谓从“生命全部去看”,不要“局限于经验知识”,意指应该将人类作为整体,而不是分为某几个阶级,如果从某个阶级的角度看问题,必然会“局限于经验知识”。如此,我们可以理解沈从文的“动”“静”。无论是农民翻身斗争,还是地主反抗回击,都是“动”,而这些“动”在长历史和自然风物这个“静”的大背景下,很快就会消失无形。因此,沈从文对这些“动”充满了悲悯,类似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境界。

  在1952年1月5日的书信中,沈从文曾描写了一次斗争地主的场面,这像极了一幅速写,画面上只有群像,没有任何突出的个人,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给人“异常沉静感”,对此的阅读十分类似于在美术馆参观镜框里的油画。他还特别描出“油菜田蚕豆麦田”、“丘陵竹树”56,从而引向悠长的历史。以这些物产风景为代表的“静”如上帝一样,是历史真正的主宰。而人事的纷纭,在它注视下如小儿之游戏,这自然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所以出场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名字,他们只需要一幅剪影就够了。当沈从文以上帝视角俯瞰芸芸众生,这在他的言说中为“有情”,但对于经历剥削和压榨,正积极投入翻身解放的有血有肉的农民,或极个别被误判为阶级敌人的,都不过是他抒发隐逸之情的介质。面对纷杂的人事,他如此遥远和冷静,也如此“无情”。

  这种避实就虚、“左右连属”,突出变动人事以外的安静自然,以上帝的眼光俯瞰人世,充满“转喻”的抒情风格,其实是自30年代以来沈从文作品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历史是一条长河》中对水和石头的书写,《绿魇》中“触着了‘生命的本体’,并进入平静超脱的‘境界’”57,还是《传奇不奇》中“乱杂杂的队伍和雪后乡村的安静” 58的鲜明对比,都体现了这样的抒情风格,正如论者所说,这“必将驱使我们质疑使砍头合法化的政治制度”59。如今,沈从文又回到了过去。当时流行的土改小说被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所贯穿。而在沈从文这里,贯穿着的是动静对照。土改斗争在他笔下泯却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仅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事件,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干部,都不过是历史的过客。这当然不会像论者所认为的,沈从文“同情‘一切被践踏和侮辱的阶层’的‘乡下人’的立场”使他在土改前后“并不困难地就接受了‘为工农兵的文艺’”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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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时期的沈从文

  沈从文用抒情的方式否定了旧时代的暴力,而现在他进入了新时代,一个他歌颂和拜服的新时代,假如他仍然采取书写旧时代的方式来书写新时代,新时代在他笔下也将成为否定的所在,这跟他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究竟是他的文学理想背叛了他的思想?还是相对于表态言论,这才真正代表了他的思想?

  他关于这次土改的唯一一篇小说《中队部》却违背了他对理想作品的期待,他本要将动放置在静的背景下书写,但小说却以中队部接线员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交流拼接而成,显得纷扰杂乱。那个安静的钓叟也只是在接线员的谈话中呈现,不过是“动”的附属,而并非相对于“动”的更有力量的存在。《中队部》并非抒情式的“现代小说”,当然更不是当时典型的“故事”。

  《中队部》表征着沈从文在书写土改时那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和犹豫。事实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学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只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61当沈从文以《中部队》向这种“农民文学”靠齐时,他事实上放弃了自以为高级的抒情式“现代小说”。但他对农民却没有深至了解,对“农民文学”也没有真正认同。所以他有关土改的创作在人我两面均不被认可。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目的是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62较早参加土改工作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师生们,他们的行为获得了支持与肯定,《人民日报》刊出文章,肯定他们“希望能在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中锻炼与改造自己” 63。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说:“在土地改革中,各民主党派的干部、城市中的教职员及其他民主分子愿意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者,应吸收他们参加,并且不必要他们回避本地,这可使他们和农民群众都能获得有益的考验和教育。” 64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词中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各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应该赞成土改,土改考验着全中国人的立场,他希望大家能顺利通过土改这一关。 65 1951年3月,毛泽东专门致信刘少奇等人:“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 66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应动员中上级干部和党内外文化工作人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不久,中共中央在一份通报中指出:“各地党委应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来使用与教育,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分配一定的工作(有的并可吸收参加土改领导工作)。尽量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土改工作会议,组织他们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一起学习。” 67

  对文化工作人员“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作为参考。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人员要改变立场,就要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要觉得工农兵比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68。也就是说,思想改造的核心,是阶级立场的变化。对于这一点,参加土改的文化人士是自觉的。通过参加土改,很多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跟农民站在了同一立场。沈从文的同事贺麟在土改中发现:“大家更严肃地决不愿以第三者超阶级的立场来静观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69他的另一位同事吴景超经过土改,“充满了对农民的爱,对地主的恨,把土改看作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一件事情。这点感情的内容,是由于与农民共同参加反地主的斗争而获得的。” 70他的朋友朱光潜则在土改中听了农民的诉苦,“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71。这都是毛泽东所谓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的例子。

  沈从文对于阶级立场转变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华北革大的学习中总结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即和大多数书生一样,便有超阶级意识反映”72。过去的工作是“超阶级性”的,作品“和人民的要求与发展步骤游离,越来越远,笔下也就越写越零乱”73。所以他决心以“人民立场为准”,“以阶级立场要求”,“用理论锻炼和生活实践同一进行”74。他去内江的途中写道:“要从乡村工作锻炼,自己也才能够在思想上真正提高。目下说来,处处还是小资的自私自利思想,个人打算,而且是幻想多而不切实际,受不住考验的,我要从工作实际中改造自己。”75到了内江后,沈从文在书信中不断表示必须要用真挚的情感去爱新中国,要努力为新中国工作;对于新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他都无条件支持;对于毛泽东著作,他也多次表示信服,觉得这是新中国前进的指南针。

  但沈从文转变阶级立场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当他直面文学为什么人服务,文学创作的普及与提高等问题时,他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样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重新回到了“超阶级”的立场。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是在接近除夕的一天深夜,他在隔壁邻居的吵嚷声和哮喘声中挑灯夜读,“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76。沈从文所看的新书,根据他此前在家信中的记载,当是毛泽东著作、丁玲杂感集以及有关土改的文学作品。这些新书不符合他的“情调”,而那本《史记》选本,却反复看,越来越有兴味。这再一次彰显了沈从文和时代的距离。

  有了《史记》和过去自我的支撑,沈从文对“思想改造”提出了独特看法。他隐隐之中自居为“马列鲁迅高尔基”的正统,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博学多通”、“对一切有情” 77,而当时的思想改造没有从这些方面学习马列,所以不得要领,偏离了“马列鲁迅高尔基”的方向。但事实上,沈从文对“马列鲁迅高尔基”有极大误解。的确,他们“博学多通”,但他们并非“对一切有情”,对于新兴的无产阶级,他们有深挚的爱,对于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者,他们希望其能尽早退出历史舞台。沈从文所理解的“马列鲁迅高尔基”,其实只是他自己的镜像。由此,他对思想改造的质疑,事实上是以自己为主体,拒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沈从文接过对方的话语系统,自居“马列鲁迅高尔基”正统时,他对当时政策有了更多的批评。他认为当时向优秀传统学习学走了样:“因为说的既不甚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到说的不过是说说即已了事,求将优秀传统的有情部分和新社会的事功结合,自然就更不可能了。”78新中国文化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而在沈从文那里,只有继承,缺少批判,他希望将《史记》和南画的抒情传统复活在土改文学中,而在当时流行的观点看来,为了反映这个亘古未有的伟大时代,传统的做法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得向时代和人民学习。沈从文理直气壮的批评,正好反映出他对这个新时代的不了解,但却借用新时代的话语,占据批评的制高点,顽固保持住自己的主体性。

  沈从文在理论上借用新话语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当时领导内江土改工作的内江县委书记郭克曾说,沈从文“在土改结束时,一个夜晚,在‘民乐’(旅馆)失声痛哭。他真正触及到‘立场’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只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如影随形、与时俱在的客观存在” 79。不久前还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在土改前后调整和转变自己的思想,接受新的意识形态,真诚地“宣布要将‘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作为自己的一个‘不变’的‘根本原则’”,“经过土改实践,‘深深明白’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是真实反映了他的‘新思想’的”,所以他放弃了过去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特质。80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都是对沈从文的思想状态缺乏深究所致。

  沈从文自己却明白,他虽然自居“马列鲁迅高尔基”的正统,毕竟是孤独的,因此他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有种宿命般的失败感:“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受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81沈从文思想改造的不彻底从一个侧面表征了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和限度。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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