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三大复兴 > 东方文化复兴

孔庆东 | 不做语言的奴隶

作者:孔和尚 发布时间:2018-05-11 07:54:0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376d5f8d2986416ec6990d5ba5ea3926.jpg

280d4d9ebaa6ff762d1d44065e581dfe.jpg

08f98fae0ef81688660e24e9944beae8.jpg

d23ef247605e794ace6d2eec7b7b5ed2.jpg

  很多对“幽默”的解释,其实解释的都是它的效果,解释的是它的方法,而没有直抵这个概念本质。幽默,首先应该是一种呈现。就像“舞台”两个字一样,它应该是呈现。不管以什么方式——一般是以语言的方式,也可以以肢体的方式,我相信聋哑人的手语一定也有他们的幽默——反正它是由各种符号来呈现出来。那么怎么样的呈现算幽默呢?它一定不是一般惯常的表达方式,它的表达方式是和常理不一样的,是不按常理的。可是那些水平低的人、语文不好的人、脑袋糊涂的人,说话不就经常不按常理吗?那些人的说法肯定不算幽默啊。也就是说,幽默很像不会说话,它是故意说错的。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故意”——故意不按常理进行表达。

  我不知道现在同学们宿舍里的日常生活情况,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标志是满口错字病句。一般人一定想:北大中文系的人,说话一定文绉绉的特文雅吧?错,那正是没文化的人对北大中文系的想象。真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满口错别字满口病句,说话故意不合逻辑。比如我们说太阳,不是“冉冉升起”,一定是“再再升起”,正经地说“一轮红日再再升起”。不知道的人会说,“啊,你读错了”。就像很多傻冒在微博上给我纠正错别字一样,“你们北大教授连这个也不知道”。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文章里写孔子念唐诗,竟然就有一个北大研究唐诗的教授来批判我:“我真没想到,孔庆东竟然会犯这种错误,孔子怎么能念出唐诗来?”

7d30aaa8638fcba8f6a561078403ec85.jpg

  那么我们想:是不是真有的人,就念成再再升起?有啊,低级的人他就念再再升起,懂得规矩的人念冉冉升起。一般的人知道冉冉升起,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去嘲笑念再再升起的人。其实念再再升起的人,只不过他不认识字儿,只是不知道这个信息;而自以为得了真理念冉冉升起,看不起念再再升起的,这才是小人。那什么不是小人呢?就是知道这个字应该念rǎn,同时知道有人会念zài,然后故意念zài,这是高级。这个高级覆盖了下边两层:他愿意念rǎn就念rǎn,愿意念zài就念zài。他到学校去发言就念冉冉升起,他在宿舍里调侃他就念再再升起,还故意钓鱼看别人上不上当,看有没有人来骂他:这叫幽默。他明明知道念冉冉升起故意念再再升起,明明知道大刀阔斧,他说大刀阔爹。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这样故意卖弄——那革命形势如火如茶啊!其实这个幽默不是一个简单的逗乐,而是包含着对这两种状况的钓鱼、调侃、观察,其实是超越。当然也不乏含有一般的取乐。取乐时间长了,还要更换其他的表达方式。

  这样做它实际上是要超越一般的符号规则,它不是没达到符号规则,它是超越了符号规则。故意犯错不是错,而且还不是对,是超越对错。那么这个超越是要干什么呢?这个超越恰恰是要不做语言的“奴隶”,而做语言的主人。一般的人就认为北大中文系就是要把语法学得最好,说话特别合乎规则,他想象你们是标准的奴隶,然后带领全国人民一块儿好好做奴隶。这是一般人对我们的想象,一般人对北大中文系,对牛津大学英语系,对马德里大学西班牙语系,都是这么想的。而这样想恰恰是错的。就像很多人认为北大中文系就是写小说的一样,我们恰恰不是干那个的。通过这样的超越,就达到我们不被语言所伤。语言本来是用来抵达事物的本质的。

  比如说,动物不能区分世界上各种事物,它只在自己欲望产生的时候,对欲望的对象有一种认知。在那个时刻,它欲望的对象从世界中凸显出来,一般情况下它不必去分辨这个世界。人从动物中分别出来,经过很多年的进化,发明了语言。语言就是要使语言的所指从世界中凸显出来,这是语言的功用。通过让事物凸显,我们好控制这个世界,征服这个世界,这是语言原初的功能。

  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发达、成熟、普及,这个功能它就经常要退化。就是顾城说的“语言就好像用旧的钞票”。现在大家都不用钞票了,都是刷二维码了,在那个大家普遍用钞票的时代,你得到一张新钞票,心情是很愉快的。过年的时候父母给孩子的压岁钱都要换成新钱,最好还是编着号的,比如十张一块的、二十张一块的,按着号编的,孩子拿到手里格外的愉快。没有路子换新钱的,才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皱皱巴巴的,孩子可不高兴了。但钞票会流通,流通久了,你拿着它就没有钱的感觉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心理经历——当你钱包里的钱很烂的时候,你希望尽快把它花出去,不愿意它留在你的钱包里。

  语言也是这样的,语言用久了就丧失功能,就再也唤不起这个词、这个句子刚产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密密麻麻”。我们现在说“人很多,操场上密密麻麻的”,你觉得这就是形容人多嘛。你回到这个词儿刚产生时候那个感觉——密密麻麻——听了你马上身体得有感觉才行。这个词刚产生的时候,你听到它身上马上就痒起来,像后背上让人撒了一把麦粒似的,应该有那个感觉。这个词怎么才能使它的所指凸显出来呢,这才是凸显出来。

  可是每个词在用的过程中,它这个功能逐渐都丧失了。这时候就需要有伟人,有语言的伟人,重新找到表达方式。就比如说,大家都说“冉冉升起”的时候,“冉冉”的形容功能就退化了。大家都知道这么形容太阳升起来,这个时候,你一本正经地说——“再再升起”,等于再一次唤起了“冉冉”。包括纠正你的那个人,他心里也想:本来是“冉冉”嘛。这就等于把那个用旧的钞票重新洗干净,重新抵达事物的本质。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不能说“凡是不按常理的就是幽默”;而是正着讲,幽默是一种故意不按常理、超越符号规则的表达。那它们区别在哪呢?区别关键在于——我的一个常用词——“主体”。怎么才能不做语言的奴隶,特别是研究语言文学的人怎么不做语言的奴隶?就是你要记着——我们是人,我们是有主体精神的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还要是语言的主人。这样说恐怕大家都同意,但是做起来比较难,特别是“怎样做语言的主人”。我们的语言都是习得的——不论你的母语还是某一种外语,都是学习来的;学完了之后怎么才能不死板地按它的规矩走,而是你熟悉了之后,你能够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创造。

b965e7e84be61aab4f24946f83266fba.jpg

ff20e3c1e6d6064e7249677bac7d2d1d.jpg

e088f5e4552e8c046f68dc0a93114f9d.jpg

  早期的共产党,其实就是马列主义语言的奴隶,所以它就不能成功,老打败仗。早期攻击鲁迅的那些哥们儿,他们觉得他们抓到理了,在他们看来鲁迅是反革命。鲁迅研究了马列主义之后就发现:其实他们是语言的奴隶,只不过换了一套语言,就等于换了一个主子,其实还一样。我们发现有时候左派右派都很讨厌。为什么他们都很讨厌呢?他们表面上好像不同,其实都是膜拜在一种语言的咒语之下。

  我专门有一本书叫《口号万岁》,里面的主打文章就是《口号万岁》。我那篇文章还得到我们系很多老师的赞赏,包括我们系里一些语言学教授,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同感。我们太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泛的口号,不光是大街上贴的那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一堆口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借鉴萨特、加缪他们存在主义的一些思维方式。“存在先于本质”,由于语言的问题淆乱了这个关系,所以很多哲学家都专门谈“词与物的关系”。现在西方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谈语言——萨特谈,福柯谈,海德格尔谈。他们发现:人真正的存在奥秘,是存在于语言里;解决了语言,人才真的成为人。前些年很流行说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屋。”都说俗了,又把它当成一个口号了,其实这个话本身是很有深度的。我们并不“存在于地球上”,“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北大”: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恰恰证明我们存在在语言里。

  当然语言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语言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便捷;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更依赖语言,更丧失主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系列大师,他就开始不好好说话了。萨特说“写作就是反抗”。用什么反抗?就是一定要用跟别人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进行反抗。

  而左派和右派,他们的初心本来也是反抗——尽管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都觉得现实有问题,要改造现实,我觉得都很好;可是一旦成了派,他的表达就容易套路化、公式化。套路化、公式化的表达恰恰就遮蔽了世界。

  语言本来是让我们看见世界,可是语言多了恰恰遮蔽了世界。很像我们天天上网,你自以为在了解真相,其实这些铺天盖地涌来的信息恰恰阻挡了你看这个世界。它们并不是窗口,而是堵在窗口的砖头——每天忽悠你去点击的那些东西,都是砖头。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希望看到一些幽默的东西,比如我们喜欢看喜剧、相声,可是大多数相声是那么的不好听。比如说我接触的很多相声界的人,他们动不动就说“这个活应该怎么使”,说得一本正经的。可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按照一个规矩去进行幽默,那还有幽默吗?幽默恰恰是创新。幽默必须是创新,而不能把它僵化了,非说“这个包袱就必须这么抖”。

  如此看来,真正的幽默其实是严肃。说如火如茶的这些人其实是严肃的人。他们同时表达世界的各个层次,同时指出了正确和错误,而且他们自己扮演小丑,他们自己扮演那个错误。幽默并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低俗,而恰恰是高大上,可是它容易跟低俗混淆。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张安琪从舞台角度讲幽默——其实她讲的这个舞台效果,就是指幽默的形象性。幽默的一个功能是特别生动,让你好像重新看见了他要说的那个人那个事。如果是一般的表达,你是看不见的。比如说“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这肯定不是一个科学语言,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就这么说——通过这个不合理的表达,你就看见了“张大哥”这个人了,而且你会想象到你身边类似的人。我有一篇写韩毓海老师的文章,说“韩毓海是一切人的二哥”——他在家里行几我不知道,但是他给任何人的感觉一定是老二,你看见他不由自主地想叫韩二哥,你叫他韩大韩三都不对。你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理的表达,恰恰把一个东西给它拽出来了,一下就照亮了。这就是舞台效果。

b64b5da6a3b0e5a22e042c53a2d08afa.jpg

  我觉得老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老舍有个专门的词叫“锄”,拿锄头锄草那样的锄,对语言要“锄”。老舍的世界就有别于左派和右派,在左右之外给现代读者带来一种新鲜感。老舍的幽默和不幽默是统一的,他想幽默就幽默,他想不幽默就不幽默,二者不是对立的。正因为这样,老舍他才是大师。

  幽默作家很多。比如说钱钟书很幽默,这是公认的,而且钱钟书的幽默自成一家。钱钟书的幽默是机智型的——机智为主,机智是他的风格,机智的背后以渊博的学问为基础。很多人把钱钟书捧得那么高,可是我们专业的老师,比如高远东老师,有一次就说:“钱钟书有那么重要吗?”钱钟书是不是缺乏一种沉重的东西?这个民族在受苦受难,你钱钟书在干嘛?你看的那些东西都对,你讽刺的很深刻,但你在干嘛?别人在浴血奋战,你在读书,当然你有学问了,这值得你看不起别人吗?钱钟书张爱玲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们为什么够不上大师?我们寻找了一圈新的大师之后回来,发现大师还是鲁郭茅巴老曹,尽管他们也可能各有各的不足,但整体的分量是大师。他们不一定都幽默,但他们都有舞台效果。他们使我们重新地发现了世界的原初状态,发现了事物的本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课后去发现春天的本质吧。

2018年3月21日 于北京大学

打印文章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