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共产党集体选择了毛泽东

　　“革命不能故意的，随心所欲地创制造”

　　曹征路

　　这一篇先说点闲话，然后再进入中央苏区。

　　1995年香港出版了一本题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书，这本以李泽厚、刘开复两人对话形式的书立即在海内外掀起波澜。

　　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告别一切革命，不仅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革命要告别，而且21世纪的革命也要告别。

　　从内容看，该书既没有详实的史料考证，也没有周延的逻辑论证，通篇反映了谈话者对于革命历史和革命影响的一种否定心理。

　　类似的观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出现，其荒谬性已经遭遇了大量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并不新鲜。为什么在1995年再次热炒?自然与国内外的新形势新需要有关，我们紧跟着就看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按照“告别革命论”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的好，革命可以避免。显然这与近代史的史实相去甚远，牛头不对马嘴。

　　中外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十七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都发生过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就爆发了，旧制度瓦解了，新制度建立了，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进步了。

　　革命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但是不可能避免它叫停它。

　　“革命不能故意的，随心所欲地创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当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时，革命是召唤不来的。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方式，想当然说谁要革命就革命了，谁不想要革命就不会发生革命了。诅咒革命讨厌暴力革命，只能反映谈话者对革命的无知无奈，对旧时代的秋虫悲鸣而已。

　　中国发生革命也是同样，中国不是没有经过改良维新，不是没有经过宪政民主，从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一天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救国方案就被提出来，也实验过。只不过每一个救国方案的破灭，都成为下一个方案的前提条件。土地革命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蒋介石的“改造乡村”，都曾经试图解决土地问题。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也分别于1929年、1930年、1932年颁布过减租的法律。地方各省中提及此事的，有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但都未经实行就已相继取消。真正付诸实施的仅浙江一省，该省减租的高潮在1928年左右，到1930年中已经完全失败，连减租的口号也不敢再提。也就是说，南京政府在其改造乡村的过程中，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要触动的地方土豪劣绅、官僚买办的利益，就会遭致他们的拼命抵制，无论“土地整理”、“田赋整顿”还是“租佃改良”，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被迫改变那种可能触动乡村生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方针政策，而将改造乡村的重点转向纯粹技术层面操作，比如合作社、农业银行、兴修水利、乡村教育和改良品种等等。这些改良措施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一般只能以田赋附加的形式向农民索取。故而在农民看来政府对乡村的改造，只是意味的自己负担的增多，事实上从这一改造中获益的人，还是那些垄断乡村的土豪劣绅。

　　国民党政府这些举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买办利益是不可能和平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严重背离也不可能自动消除。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兴起的客观条件。从1927年到1937年，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苏维埃运动遍及全国，客观上也是国民党统治失败造成的。　　

　　再看共产党。

　　1928年的共产党仍在幼年期，尽管在实践中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展开，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多点开花，但这样的道路选择对不对?一个农民党员比例占70%、工人只占10%的党，领导不是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还叫不叫无产阶级革命?当年的临时中央仍心存疑虑，渴望“本本”，期待共产国际的指导。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当年的代表除了广东、河南是选举产生，大多数代表都是临时中央指定，所以毛泽东不在代表名单中并不奇怪。除了交通不便，通信困难的原因外，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临时中央当时都有一种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党内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太多而工人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在确定六大代表时，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占代表总数52.4%，农民占7.1%，知识分子占40.4%。何况1928年的毛泽东在党内处境不佳，受到临时中央多次处分，认为他“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日子不太好过。

　　毛泽东也曾自我调侃：“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但不是代表的毛泽东却当选了中央委员，而且得票数高于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些党史研究家故作惊人之语：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为什么还能当选中央委员?原因找来找去，归结为留守中央的李维汉给共产国际写过一封信，说这是一份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珍贵档案。该文件的副本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过去这份重要文献被学术界忽略了。意思是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是个偶然事件——没有这封信，一切又另当别论。他们始终将目光对准个人因素、偶然因素，而不愿意面对本质和规律。

　　但是这些研究遮蔽了一个重要背景：1927年前后，围绕着中东铁路权益不断发酵，中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自“4.12”政变之后，蒋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绝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消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了苏联在华的大多商业机构。这是直接导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由过去的政治指导转为积极支持的重要原因。要积极支持就必然要在中国寻找更鲜活的实践经验和更靠谱的政治力量。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症结所在，唯有土地革命的成功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准备条件，这个道理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都明白了，共产国际还能不明白吗?所以支持中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推动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无论从共产国际的宗旨考虑还是从苏联的现实利益考虑，都成为不二选择。

　　此前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另一条是通过中共提交的国内工作报告。这些消息中对毛泽东及井冈山斗争的评介零零星星有过一些，并不详细。

　　1928年3月1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认为农民运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问题专门写信给布哈林，主张中共占领和巩固一个地区作为“运动根据地”，再向周边扩大，可以“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并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开展农民运动、实施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等想法。但这些建议并未得到布哈林的认同，布哈林在次日发给驻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的电报中提出“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看法轻蔑，在中共六大开会时挖苦说“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但不论这些消息对毛泽东评介正面多还是负面多，都不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总体判断和意图。这是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

　　在中共领导层的内部，关于农民革命和农村割据的问题曾在“六大”之前及“六大”期间都有过激烈争论。虽然张国焘明确反对搞武装割据，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对此态度不同。李立三认为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否则“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视农民运动。周恩来则从广州暴动失败的教训出发，看到了“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的趋势，“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对比令人警醒。瞿秋白更是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使他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对土地革命认识提升是中共成长的主因。

　　所以，应该说李维汉的信和毛泽东5月2号写给中央的报告，以及米夫转寄的这些文件或许起了作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规律使然，即土地革命已经到了不得不如此的阶段，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实践是个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

　　因此，是中国革命选择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共产党集体选择了毛泽东。

　　“六大”决议案对秋收起义做出了如下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

　　尽管这以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依然盛行，以及共产国际的米夫通过王明等人企图控制中共的路线方针，那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一个新的现代性方案，在中共“六大”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延伸阅读：

郑承军：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做到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创造和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文化事业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过去有人以为文化事业就是文化人的事，是“才子佳人”们专有的“阳春白雪”，老百姓只当看客即可。这样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文化建设，不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与好评。针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有的管理部门因其声音扰民、跳舞占道等原因就简单粗暴地取缔或禁止，引发老百姓的不满。文化建设一定要发挥老百姓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与性。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和愿意参与的活动，也是宣讲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的重要平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无须讳言，在文化建设上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必须认识到，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文化权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文化权益、脱离群众文化需要的行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体现出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目标不断迈进。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动性和能动性，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把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明确宣示了我们党改革发展的立场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同样，文化建设也要如此。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裕起来了，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快速上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和加快文化发展，又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是我们在文化事业和文化战线上的取胜法宝。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是搞不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是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是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工作目标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文化生活。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迎难而上，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集中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3、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把文化工作、文化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反映人民心声，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关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天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艺术创造。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把握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以鲜活生动的笔触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提升原创力，不断推动创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把人民的冷暖、幸福放在心上。能不能创造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深刻指出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研究”[2016MZD012]成果)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