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 曹锦清丨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上）

        食物主权按：今年6月，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开放时代工作坊聚焦“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关心三农的学者们从农村组织与农业生产、农业合作化的构想与实践等多个角度切入，呈现出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性与主体性。

        本文推送李怀印、曹锦清、刘朝华3位学者的论述，分别从乡村社会研究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中印对比下的集体化成就及农业集体化的必然性等角度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比如李怀印提出，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劳动报酬制度包括计时计件的工分制度，也要考虑无形的集体行为准则，如话语和权力。曹锦清提出，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前三十年集体化时期的积累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这样的声音在国内就很少听到。而刘朝华则指出，集体化的组织方式不仅能够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公平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关乎农村长远的发展。

　　毛时代的集体化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实践，通过反思它的发生、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以及它的经验教训，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究竟该走哪条路。

正文

李怀印：谈谈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微观史视角

　　刚才行龙老师在讲当代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史研究要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非常赞同从底层、从具体个案做起，首先把资料搞扎实，再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变化，这样比“自上而下”的解读更可靠。我今天的题目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问题，即如何从微观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特别强调微观史，可能是1949年以后我们认识中国乡村历史都是从宏观的视角，揭示一个宏大的叙事。比如我们讲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乡村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当然是对的，阶级分析法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农民进一步分为富农、贫农、中农。然后，我们在这些大的概念基础上建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产生对抗，经济上的对抗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社会经济，也是有大的叙事在里面，比如讲1949年以后的乡村中国政治，国外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说自从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之后，乡村干部起到国家代理人的作用，国家本是革命的结果，与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太大差别，是一种集权主义。而另一种看法恰恰相反，认为国家权力的渗透非常有限，1949年以前的一些社会、组织、制度、价值观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以，基层的干部不是国家代理人，而是旧日底层社会士绅的延伸，等同于旧式的乡村精英，以地方的利益为最高的考量，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的庇护以及普通乡民对精英的依赖关系。

　　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经济，有人认为自从中国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非常低下，认为农业集体制是高度平均主义的，工分报酬与农民劳动没有直接挂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所谓的宏大叙事，往往我们认为“理解”了这些大的制度的特征，然后进行推导就能得出结论，这就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野。

　　如何做到“自下而上”?也很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后，有研究者试图从全国下移到某个区域，所以产生了一些中层的理论，比如黄宗智先生，通过实实在在的区域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不赞同集体化时期农民效率一定非常低下，也不赞同改革开放前农业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观点。我觉得仅仅有区域研究和中层理论还不够，要真正了解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还需要引入微观的视野。

　　什么是微观的视野?如果结合自己以前的一些研究谈些心得的话，微观视野尤其要重视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微观的制度，比如说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经济上的行为，其中首先涉及具体的劳动报酬制度，即工分制，农民在工分制下有怎样的回应，有计时、有计件，但光看正式的制度还不够。如果仅看正式的制度，就会直观地认为，在计件制下，农民干得越多，工分就拿得越多，而计时的话，积极性就受影响。实际上这只是正式制度的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非正式的、无形的制度。生产队不光是一个集体，下面会有不同的劳动小组，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自然而然地受集体的行为准则的制约。在农民社区里面还有做人准则的问题，不光是工分制作为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老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小伙子应该有什么表现，男女老少在特定的农村社区里面，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期盼，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无形的，官方没有任何的规定，但农民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按照角色对自己加以定位。制度之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话语，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构成话语的基础，一旦农民群体对做某一件农活的规范行为产生一种认知的话，这种认知就构成一种话语，大家在共享的语境下进行劳动，话语起到一种制约的作用，这种力量可能比生产队长在田头的监督更有效率。第三个因素是权力，因为农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每个人都特别介意自己的地位，如果在语境里面发现自己的处境不佳，就得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别人面前改变自己的形象。所谓权力，不光是有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生产队长当然最有权力，小组长也有权力，但一些老人、一些很能干的人讲话都很管用，这是一种话语力量，这种力量是在无形当中产生和实现的。总之，每一个劳动集体都会在种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之上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语境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都可以借助话语产生一种无形力量。把握好制度、话语、权力之间的互动，会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认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更加宏观的经济社会问题。

评议曹锦清：从微观研究到重构宏观叙事

　　这里讲的新方法是对宏观叙事不满而返回到微观上去，对原来的一般叙事不满而返回到差异性的研究，解构原来的宏观或者一般叙事，走向微观和强调差异性，这本身是这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一个反应。

　　但是，在返回微观和重视差异性的同时，如果不能建构起自己的一般和宏观，那么成果就是有限的。如何返回微观和重视差异性，形成新的宏观叙事，如何颠覆整个革命叙事?所有微观的、直接的、经验的东西是重要的，然而没有比当下的、直接的、经验的更抽象的。如果不把当下的、直接的、经验的放在历史的流程里加以理解，不放在宏观的某个背景里加以理解，就不能被理解，同时还需要某种假设的理解。这样，在阅读微观的时候，在搜集微观资料的时候，就有可能钻进树林出不来。

　　强调差异性是必要的、是重要的，在社会现象领域和自然现象领域有着重要的差异性，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差异和一般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你的研究对象存在如此多的差异性，比如生产队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因为差异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村庄都是典型，这个判断我并不赞同。特殊的村庄内涵了此类的一般才显现为它的特殊性。典型性是包含了这一类的一般才叫典型性。如果这一类里面的差异很小，那么这一类就当作个体来研究。

曹锦清：从印度看中国的集体化成就

　　我目前比较关注中印的比较研究，两个国家都在20世纪40年代建国，很有可比性。2015年，我去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和实地调研，特别是在印度中部海德拉巴的实地调查，让我有很多感想。

　　印度共产党目前分为三派：丛林派即毛派，主张土改和武装斗争;议会派就是苏联派，他们放弃了土改和武装斗争，成为合法的党派;第三类就是海德拉巴这一派，是中间派，他们主张土改，但放弃了武装斗争，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进行改良，更类似印度尼赫鲁时期的“限田”政策。但在中国，土改在“文革”之后被污名化，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罪状。说土改消灭了传统的乡绅阶层和传统文化，是改革开放之后道德司法沦落的根源之一，这是自由派的说法。

　　反观印度，与中国的土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反帝又反封建，印度只反帝不反封建。土改和革命斗争使中国在1949年后的领导力量发生转变，整个阶级发生了历史性变动，而印度没有进行土改，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种姓制度与土地是高度关联的。印度农民中很多是没有土地的，它影响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用印度学者的话说，印度所出的问题与没有完成土改有关。印度土地耕种面积约为23亿亩，而中国约有20亿亩。但1947年以后，除1962年、1963年等个别年份外，印度的粮食产量很少超过同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50%，这里有一些自然条件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印度地主的土地私有才是制约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土地私有使大规模的地表水灌溉系统无法实现，印度的农田主要是地下水灌溉，即打水井，显然这对地主有利。这与中国在集体化时期花大力气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局面形成了对照。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农村末端的水利建设基本已经荒废。

　　土改后，土地虽然分给了农民，但中国的农民对地权的认识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有力地帮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实质上的土地国有，以及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度较高，使得大规模基础建设成为可能，征用土地的成本因此降到最低，这在印度是不可能的，征地成本制约着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制约着现代化进程。还有就是中国在集体化时期的三大积累的完成，即工业积累、农田水利建设积累、人力资源资本积累。中国的工业积累基本上为内部积累，主要是农民来承担，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农村还能保持基本稳定，这显然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的积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最后就是人力资源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教育和医疗，印度高等教育比中国好，但从初等教育来看：公立学校投资不足，文盲率居高不下。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前三十年集体化时期的积累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这种观点在国内是听不到的，放在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语境中也是要饱受攻击的。但通过外部的一些比较，的确可以矫正我们之前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印度近些年来的以“中国尺度”衡量自身发展的现象，与以往国家发展一定参考“西方尺度”相比，显然是一种重大的变化。（编注：有关中印土改比较，参考《中国和印度的土改及其启示》）

刘朝华：集体化制度是否仅仅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

　　集体化制度是否仅仅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如果不是，那么集体化时期农村的组织方式、土地制度对于今天的农业发展、社会发展的意义及启示在哪里呢?郝平教授的文章和李怀印教授的回应给我们的回答非常客观和直接：从救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角度看，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绝对能够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直至今天，我国农业技术的非营利性应用和推广，还是基本依靠政府和集体的力量来运作。郝平教授在文章中运用了《武乡县志》里的一个例子：对付油旱虫可用于茎水或0.5%的“666”粉或麻油和鸡蛋配剂喷洒。当年使用“666”粉很好理解，而于茎水或麻油和鸡蛋的杀虫配剂，并不是化学的杀虫剂，而是传统的低成本绿色配剂。在今天，商业杀虫剂公司和覆盖广大农村的大小农药店并不会去推广这些几乎失传的低成本绿色杀虫配方。我通过网络搜索，发现目前在内蒙古、安徽等地方政府主办的农业网站上，依然在推广类似的传统除虫方法。环保、有效而且低成本的传统减灾方式，仍然主要依靠政府和集体的力量在推动。

　　中印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现代化之路非常相似：兴建水利、设立农业科研院所、新优种植等，以大力推广现代技术来保证粮食的总产量能够更迅速地提高。现代技术确实提高了农业的产值，但同时，还要面对土地的分配是否公平，是否会影响粮食的分配、农村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等问题。

　　曹老师通过印度的土改实践历史，阐明了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土地私有制度的效果并不好，不但不能保证耕者有其田，而且最终导致了非常顽固的贫穷问题。印度的土改，在尼赫鲁时期就已经开始，直到今天依然在进行。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没有土改，指的是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进行国家形式的集中再分配。但是在印度独立以后，部分国大党领袖是有这方面的尝试的。国大党内部对土地革命有不同的声音，简略地分，一种是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认为土地应当由国家集中起来，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派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终能够解决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问题，并且减少贫穷人口。另一种声音来自相对保守的人士，他们认为，不应该对印度的传统土地政策进行较大的改变。这一派背后的精神支持来自圣雄甘地的思想，即印度社会应该是互相忍让的。农民和工人或许会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不能不缴纳地租和不工作;相对的，地主和资本家也要善待农民和工人，要公平地支付报酬，在忍让中实现公平。早期的印度土地改革，就是在两种思想与主张的博弈，由邦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即各邦自己制定土改政策和农业发展政策。现在来看，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改变地权的前提是不改变传统的土地结构，以保证不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又希望能防止经济发展的红利全部落入大地主手中。印度的土改进行了六十年，有比较成功的方面，例如彻底废除了“柴明达尔”制度，即包税制。当然也有不成功的，例如，在1972年，印度的“限田”制度要求每户最高的土地拥有额度是300亩。在人多地少的农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私有额度，无法改变少数几个地主就掌握了全村土地的现实。而且，以“户”为单位也大有文章可做，地主们往往将多余的土地分给亲属，政府无田可收，很多农民仍然无法获得土地。无地的农民大量涌进城市，是印度城市贫民窟形成的根源之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独立之前，2%的印度地主拥有全国70%的土地，25%的农民是完全没有土地的;独立之后，经过土改，这个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今天，印度政府对农业发展投入力度很大，可还是没有办法普惠于广大农民，这与地权结构有很大关系。所以说，讨论集体化制度，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面向：农业发展政策是否只能以生产为重点，以技术为动力，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为目的?能否重点考虑且有效回应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同时实现?

　　附：研讨会参与者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
　　郝平：山西大学历史系
　　老田：三农问题研究者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永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罗成：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朝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吴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