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哲：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十五）

　　第六章 悲惨境遇∶“当代包身工”和童工

　　旧中国，普遍存在着包工制。中、外资本家发给中国工人的工资本已很少，再经包工头从中克扣，就更所剩无几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除普遍存在着包工制外，还存在着更为残酷的包身制，就是说那些被包身的女工不仅工资被全部剥夺，而且还受到各种侮辱和监视或歧视，甚至是非人道的虐待。此外，资本家们使用、虐待童工的现象亦甚普遍。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的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和尊严可言。

　　新中国成立，翻身得解放的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第一次有了人的尊严。充分享受着主人权利的中国工人也尽着主人的义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形成起来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60年代出现的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主要内容的大庆精神和王进喜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精神，以及同时代时传祥所体现出来的“脏了我一人，干净千万家”的高尚人格境界，……凡此等等，无不是从奴隶而成为了主人的中国工人阶级本质特征的反映。

　　然而，近二十余年来，与中国工人阶级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的演变相适应，“包身工”和童工均惊现神州大地。至于工人人格尊严遭受侵犯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第一节“当代包身工”惊现

　　某报记者王晓华、保罗、陈福香在广州某礼品公司“卧底”三天竟累得输液，而有关负责人却称超极限加班是工人自愿。三位记者以自身的亲身经历调查发现，在该公司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每月加班200多小时。于是，他们写了篇题为《当代“包身工”惊现广州》的报道。据这篇报道介绍，该公司是广州白云区长红村的老厂，有20多年历史了。厂里有工人200多人，主要生产木制工艺品。2002年4月10日左右，记者接到一封求救信称该厂的工人就像“包身工”一样，被强迫加班，每天只能睡4个来小时。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决定“卧底”到该厂“打工”，结果有了下面这番经历：

　　应聘：要求签劳动合同反遭怒斥。4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工厂应聘，在该厂门卫室填了一张求职表，交了50元钱(没有任何收据)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后，记者就成了该厂的一名木工。据保安班长说，该厂招聘员工的工资是每天12元，扣掉2元钱伙食，每天可得10元钱。以后第三个月加1元钱;加班工资按1︰1付，每小时1.5元。每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日。记者提出要签劳动合同，遭到保卫班长的怒斥：“签什么合同?我们自己都没签合同。爱干不干!你从外地来广州，没地方去了，我们给你吃住就不错了。”

　　住宿：蒸笼宿舍里每天只睡4小时。“卧底”的第一晚，记者在宿舍一直等到2时多才有人回来。工人们一个个拖着疲倦的身子，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桶去冲凉。2时20分，工人们陆续冲凉回来了，有人开始上床睡觉，还有人在洗衣服。记者好不容易和两人还在吃方便面的小伙子攀谈上，他们都是湖南人，在厂里工作不到一年。其中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在厂里工作最受不了的是加班，每天加班七八个小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宿舍又热，经常睡不好。我在这里干了7个月，瘦了9斤。我真的害怕哪一天会突然死了!”6时30分，一夜没合眼的记者刚刚迷糊了一下，宿舍里的“布谷鸟”、“小公鸡”叫成一片，该起床了。记者算了一下，他们真正睡觉时间只有3时到6时30分这样一个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做工：疲劳作业手指数次被磨。23日上午7时开始，记者开始在打磨车间上班，主要任务是把即将组装的工块在砂轮上磨光滑。砂轮磨下的木灰和面粉一样细，不到10分钟，记者就成了一个木灰雕塑。晚上8时，记者感觉已到了极限，大脑瓜变得迟钝，就想睡觉。抓木块的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不时碰到砂轮上一下，好在砂轮表面裹了一层纱布，不然后果不堪设想。4月23日晚12时，记者实无法忍受了，请假去上厕所，以缓解一下疲累。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2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舍。

　　伙食：饭菜难下咽，宁愿吃泡面。木工厂的工人除了睡眠不足，工作时间超长，每天的菜也是难以下咽。有些工人宁愿天天吃方便面。23日12时，累了一上午的工人们就涌向食堂。米饭自己盛，吃多少都行，但吃不完要罚款;菜是定量的，根本不够吃。第一天吃的是葫芦瓜和罗卜炖鸡。葫芦瓜很老，皮都咬不烂，至于所见到的4块鸡竟全都是骨头，咬了一块，扎嘴很疼。晚饭是中午剩下的葫芦瓜加一个白菜炒肉。记者数了一下，比指甲盖稍大一点的肉只有5片，而葫芦瓜则有股馊味，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吃。到了第三天，“卧底”的记者再也坚持不住了，便拿起手机给负责外围接应的同事发出了求救短信。虽然安全离开了“人间地狱”，但记者没有逃脱脱水病的命运，最后不得不到医院输液治疗。

　　记者的精神和行为都是可嘉的，他们勇敢地向社会揭露了工人们劳动、生活的真实景况。不过，“卧底”三日便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而该厂的工人们呢?他们常年累月地处于这种境地中呵!这绝不是个别现象。2003年6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韩俊杰和通讯员魏锦池、魏伟的文章《河南新密：采石场惊现“包身工”》。河南新密市白寨镇西腰村一非法采石场先用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将民工骗到工地，然后派打手对民工进行看管，强迫民工进行超负荷的劳动，稍有不从就毒打。由于一位出逃民工的报案而被新密市警方破获，37名受害民工被警方解救，该案7名犯罪嫌疑人亦已被警方逮捕，对此案负有一定责任的白寒镇及新密市的7名官员被有关方面免职;而向警方报案的出逃民工，却在警方破案后突然死亡了!这是发生在2003年5月17日的事情。当日下午4时许，新密市公安局白寨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有一30岁的福建籍民工范明荧到郑州市公安局报案，称其于今年5月11日，在郑州火车站被人骗到新密市白寨镇西腰村一偏僻的石料场，在打手的看管下接受高强度劳动，不仅不给工资，而且还屡遭痛打。他仅仅工作六天，就被暴打四次，致使其背部、臀部大面积损伤。5月16日晚，他实在不堪忍受，趁天黑逃出石料场，用一夜时间跑到附近小镇上，又搭上去郑州的汽车，逃出虎口到公安局报案。而除他之外，该石料场还有几十名民工急需解救。该所立即派民警将范明荧接回新密协助破案。当晚7时25分，白寨镇派出所协同新密市公安局紧急增派的警力冒雨出击，将石料场被困民工37人成功解救。据警方调查，该石料场是新密人索会武在2001年底投资建成的，今年元月3日索将石料场承包给淅川县人周连庆。今年3月份，石料场非法开工，周将本县老乡贾金柱、杨宝玉、黄李明和嵩县人李志伟雇为打手;又唆使贾新志等六人以优惠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为诱饵，从郑州火车站附近骗来福建、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十余省的民工38人，以每个民工50元的价格交给石料场强制进行劳动。在四名打手的专门看管下，民工们清晨4点左右就得起床干活，晚上7点左右才收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3个时小。并且稍有懈怠便会遭到殴打。民工们没有人身自由，连睡觉、上厕所都要被监视。谁想逃走，就会遭到周及其雇佣的打手们的毒打。而场主索会武为谋取利益，在派出所因其无证经营不予审批供应爆炸物品的情况下，私自找到新密市民爆公司白寨镇三岔口供应站负责人李建军，采取做假账手段，先后六次将500公斤炸药和500余枚雷管买回使用。5月21日，涉案的石料场场长索会武及向该石料场提供爆炸物品的李建军已因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而被警方依法逮捕;5月30日，贾新志等六名协助周连庆从郑州火车站骗取民工的人员也被警方控制。此案引起了新密市有关方面的重视。5月26日，对此案负有一定责任的白寨镇党政主要负责人、该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以及新密市有关局委的负责人共七人按有关规定被免职。悲惨的是：出逃民工范明荧在出逃前曾数次被周连庆及其打手用三角带、木棍、橡胶管等毒打;出逃后，其伤势经法医鉴定为“轻伤”。5月19日下午，可怜的范明荧突然死亡了!目前，其死因尚在调查之中。

　　现代“包身工”，已非惊现一地二处，而是普天下皆然了：

　　文明时代岂能逼良为奴！

　　1994年7月19日，沈丘县农民霍云章来到开封市郊区公安分局报案，哭诉了他被骗到刘寺北窑厂强迫劳动以及所受到的非人待遇：

　　“我是在开封南郊曾屯收废品的农民。1994年5月7日，我走到刘寺北窑厂附近休息，这时从窑厂走出来两个人(后知是监工欧连江和李三毛)，他们问我干啥?我说是沈丘来收废品的，因拉肚子在这休息。他们说，走吧，窑厂有药吃两片就好了。在窑场吃了药，我向他们道谢后要走，他们却让我在窑厂干活。我不愿意干，他们就开始打我，往我脸上扇，把我拖到地上用脚踩……

　　我被迫在窑厂拉土坯，干活从来不给钱。除了吃饭时间，从早5点干到夜里12点，并且干得慢了或者歇一会儿就要遭到皮带和木棍殴打。有个民工前些天还被割掉一只耳朵……

　　今天上午，原来和我一起收废品的老乡胡成金路过这里，我趁工头不注意跑向胡成金。胡见工头不让我走，就骗工头说我的人命案发了(并无此事)。我才得以逃脱……”

　　(摘自1994年8月28日《中国商报》)

　　这家刘寺北窑厂不知原来属于何种所有制性质?居然经过转手承包而被包给了两个“农民”恶霸。他们雇了一帮打手，到社会上诱骗、甚至是以解放前“抓壮丁”式的方式逼迫人到这窑厂当奴隶。光天化日之下，无人知晓，亦无人过问，这是怎么回事?基层党政组织和司法机关到哪儿去了?

　　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篇事发于天津的报道：

　　现代“包身工”惊现天津记者：石洪涛

　　“简直是噩梦!”已经打工5年的陆荣勇在描述他最近一次打工经历时，至今仍心惊胆战。虽然已经从那家厂子出来半个多月了，但他的哥哥陆煜对他的担心反而越来越重，因为弟弟每天夜里说的梦话让他觉得弟弟脑子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看到和陆荣勇一起打工的同乡陆万红时，陆煜才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幸运的。他这样描述见到陆万红时的情景：“他正躺在沙发上，两眼微闭，我问他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他说就是头晕，总是想吐：左手肿得油光发亮。我一问才知道，他的前臂被厂里的打手用钢叉穿过，伤口也发炎，呈乌黑色，而且现在活动不停。我想带他到公安机关报案，但他一听说就害怕，死活不去。他脸上那种害怕的神色，就像是电影里面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样子。”

　　2002年3月13日，家住重庆市黔江区两河镇良家村的陆荣勇和同村的陆万红、陆万江兄弟以及其他20来个同乡，在重庆包工头陈永锡的带领下，来到天津市大港区小王庄南抛村的新联砖厂(以下简称“南抛砖厂”)打工。

　　“来之前，陈永锡告诉我们一年能挣上八千块钱，但是我们来之后，情况就全变了。”陆荣勇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我负责拿锅又挑砖，按规定挑1万块砖才能拿到20元钱。有活时，我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累死累活顶多挑6000多块，只能拿到十一二块钱。而每天要想在厂里的食堂吃饱，就得花10元钱，所以我们每天等于白干活，根本拿不到钱。”

　　陆荣勇说：“除了干活累，工人们平时还经常挨打。我们没有自由，平时不许出厂，寄信都是统一交到厂里，但是给家里写了信都好像石沉大海，没有收到过回信。”“刚来一个月，我就不想干了。但厂长说，要走必须交2000块钱。我根本走不了!”他摸着自己的脸告诉记者，自己就挨过管理人员的大耳光，理由是未以按时在早上4点半起来干活。

　　比起陆荣勇，在厂里开车拉砖的陆万红可惨多了!未满18岁的他是第一次出来打工。陆万红回忆，4月27日，因为拉砖的事，他和厂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在被打了两拳后，俩人动起手来，厂里的几个人一起打他。其中一个用挑砖的钢叉将他的手臂扎透了。疼痛难忍的他，捂着流血的伤口向厂外跑去，但是被厂里的几个人骑摩托追上，8名壮汉拳脚相加，其中一人用铁棒将陆万红一棍打昏。工人们逼工头陈永锡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陆万红被送至大港医院，经过短暂治疗，又被拉回厂里。

　　陆万红说，正是利用自己被打伤需要照顾的机会，在同一砖厂打工的哥陆万江才得以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速来救他们。头昏、恶心腰部剧痛的陆万红躺在床上，盼望着家人的到来。

　　4月30日，陆万红的继父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亲戚一起来到厂里，准备接陆万红、陆万江及其女友离开砖厂。厂长刘木敏将他们一行拦住，说走也行，每人交2000元钱!名目是工厂为工人花了“培训费”，以及工人离开后因“缺编”给工厂造成的损失费。在经过多轮的交涉后，厂方最终同意：受伤干不了活的陆万红可以走，哥哥陆万江和其女友不能走。

　　同在该厂打工的陆荣勇趁人不注意，求前来接人的南开大学大二学生于文文给自己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哥哥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陆煜得知自己弟弟的情况后，于5月2日赶赴大港，并相继向当地派出所和大港区公安局刑警队报案。在警方的帮助下，5月5日，陆荣勇终在没有交纳2000元“培训”费的情况下被哥哥接走;走时，工头陈永锡给了每个重庆来的工人20元钱，这也是陆荣勇等人两个月来唯一的收入!

　　5月22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大港西南、介于津冀交界处的南抛砖厂。记者问正在露天干活的工人：“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工人边干活边答：“大概十三四个小时。”“每天几点起来干活?”“起五更。”“什么时候给钱?”“说是麦秋。”

　　由于厂长刘木敏不在，记者被副厂长刘学达和厂长刘木敏的哥哥刘木强等人“请”到厂部办公室。据他们介绍，这个砖厂是由刘木敏向南抛村承包下来的，共有来自重庆、山东、甘肃的40多名工人在此打工。副厂长刘学达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包工头招工，厂里负责工人来厂的路费。厂里只和包工头打交道，由包工头管理工人。工厂实行按件记费，只有整个小组完成任务后，工厂才将工资拨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发给工人。重庆包工头陈永锡承认其没有和工人签任何协议，一般工人的工资一年结一次。他们矢口否认4月27日陆万红被打的事件。刘木强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你去看看，附近大大小小的数十家砖厂是怎么对工人的?看看他们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你就知道我们厂对工人还是不错的。”

　　有篇报道1994年4月2日的《人民日报》：

　　荣峰公司女工在受“罪”

　　荣峰服装有限公司，位于山东威海荣城市盐滩村，以生产领带为主，是中外合资企业。

　　1993年初，该公司成立时在山东菏泽、曹县招收了批合同工，都是15岁到20岁的女工。招工时要求每人交200元的保金，规定必须干满三年，否则不退保金。

　　去年年底，气温已是零下8摄氏度，濒临大海的荣成更是寒风刺骨，而这些小姑娘却住在四下透风的工棚中，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床板上铺着薄薄一层褥子。每天晚上，小姑娘们疲惫地身躯颤抖着钻进冰冷的被窝，一两个小时暖和不过来，被子外面很冷，脸都不敢露出来。

　　由于加工车间没有取暖设施，在这里工作的小姑娘手脚都冻坏了，手背肿得像发面馒头，每天还要一刻不停地干活，加夜班，公司的老板因怕冷，躲到威海丽园大酒店去了。

　　这个公司连热水也不供应，小姑娘们没有办法，只好在寒冷的室外用冰冷刺骨的水洗头(不用亲自试，想一下都难过)，洗澡就更谈不上了。

　　干的是繁重的活，吃的是什么呢?是不足2/3的白菜、1/3的挂面条，天天如此。试想，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小姑娘能受得了吗?

　　她们干这样重的活(时间长)，吃缺乏营养的伙食，能赚多少钱呢?每人每月工资150元，扣除伙食费，每月仅能发到70元左右。加夜班的，每月最多也不超过90元。

　　老板和工头对这些小姑娘像防贼一样，拿一根布条(做头绳)也要罚款。荣峰公司女工生活的困境应当引起重视。

　　今日“包身工” ——三十一个中原打工妹在石狮的遭遇作者：翟勇彪 宋科 党伟

　　1992年8月，河南许昌县农村，绿树如荫，阳光明媚。村街上的广播喇叭正用纯美的女声播放一则诱人的消息：“我县侨联与福建省石狮市新亚服装厂取得联系，决定在我县招收服装女工31名，月薪300—500元……望有意者前往县侨联报名。”

　　正处多梦年华，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农家少女们个个跃跃欲试，不几天工夫，平日颇显冷落的县侨联门庭若市，31个名额很快被争抢完了。

　　然而，等待她们的，却是当代“包身工”的命运。

　　在石狮，31名女工无权去享受南国生活的乐趣，她们拥有的只是永无休止的高强度劳作。这家企业生产鸭绒服、皮大衣等。女工们一人一台机器，机器不停人不停。她们

　　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一个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她们每天工作12—14小时以上。一次，她们被迫连续干了3个通宵，个个累得走路都走不稳，不少人一歪头靠着机器就睡觉了。好不容易盼了个星期天，女工们渴望有喘息的机会。当晚，老板让加班，大家强忍着没有多说，一下子加班到凌晨3点多才休息。谁知刚睡下不久，哨声又“嘟嘟”响了起来，监工们扯着喉咙直叫：“快起来!老板有令，今天照常上班!”

　　超时间、高强度的劳作使不少姑娘常常晕倒，但稍有懈怠，监工、老板就会责骂，甚至殴打。还有呛得难以忍受的废气和尘埃，使不少女工感到胸闷、恶心。女工张玉腿部受污染中毒肿得像罐子一样粗，行走困难，而老板仍不放过她，她只好用布包裹着脚和腿，一瘸一拐地上班。

　　超负荷的劳作并未换来相应的收入。两个月下来，女工们的工资被莫明其妙地扣除掉零件费、针头费等说不清的各种费用后所剩无几，有不少姑娘甚至只能得到一两元钱。由于从家里带的钱都做了路费，付了工厂的伙食费，囊中空空，一些姑娘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据姑娘们回忆，她们每天每人制作衣服都在14—16件以上，创造的价值可想而知，而她们的实际收入却每天几角钱，即使这几角钱也是空悬着的。

　　她们的食宿条件之差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姑娘们吃住在四楼，干活在二三楼。一间10余平方米的房间满满当当放了7张上下铺的床，而且足足塞了二三十个人，常常是两三个女工挤在一张铺板上睡觉，连翻身都困难。就这样，吃饭、洗脸刷牙，甚至大小便也都在这屋里了。

　　女工张玉腿肿得再也走不动了，在女工们的强烈要求下，老板才同意让她停工住院，并答应报销费用。但治疗一段后，老板又出尔反尔声称要扣31个许昌妹的工资以抵600元的医疗费。女工们气愤之极，打点行李要集体罢工回家。厂方强行阻拦，女工张桂云的腿部被监工们踢得黑紫。义愤填膺的众姐妹奋起反抗，将一贯凶残的监工头目丁大发痛打一顿，但她们终未能成行，等待她们的将是更严厉的管卡压和更残酷的欺诈。在这个门岗三道，电网环绕，监工盯稍，如同集中营似的工厂里，老板的脸色便是圣旨，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些远离家乡、无依无靠的外地打工妹，不过是他肆意摆弄的小鸟或小虫。

　　逃！逃！逃！

　　但这又谈何容易?入厂时厂方已扣押了全体女工的身份证，而且以后连每月几元工资也不发了。姑娘们无奈，只好纷纷写信向家里要钱，或向侨联写信要求他们快些来接她们回去。可是家乡寄来的信、钱，她们很少能收到，大都被厂方私拆私领了。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31名女工的不幸遭遇，终于被她们的家长知道了，他们纷纷哭哭啼啼到县侨联要求南下接人。县侨联的同志没想到竟会出现如此怪事，也个个愤慨不已。

　　许昌市有关部门领导迅速赶到石狮。

　　谈判持续了两天两夜。起初厂方态度十分强硬。老板吴的父亲开着一家上星级的大宾馆，其兄弟姐妹也都是企业主。吴氏家族的势力在这里可谓炙手可热。许昌警官、法官们深感肩负家乡父老的重托，不屈不挠，据理力争。他们郑重声明：如果厂方不尽快放走中原女工，我要将此事诉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将此官司打到底，并要邀请有关新闻单位到闽，将此丑恶现象曝光于世。与此同时，随后赶到的县侨联的同志对厂方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也提出抗议，并利用在闽的各种关系从中苦苦周旋。

　　在许昌官方种种不懈努力下，在神圣的法律与正义面前，老板吴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

　　还有一则见诸于报刊的报道：

　　惨绝人寰，黑包工头制造当代“包身工”惨案（一）

　　郭永利今年36岁，是黑龙江省依安市的一名农民。2003年春节刚过，郭永利便从老家来到了齐齐哈尔市，包下了一个小型建筑工程。随后，郭永利又回到老家，以每个月包吃包住600元工资的条件，招了17名打工仔。

　　年末时，郭永利虽然按照当初的约定，给每个打工仔如数开了工资。但工程完工后，郭永利竟然盘剥他们1.6万多元。

　　2004年年初，郭永利通过以前的种种关系，联系到了一个更大的工程，需要40多人。由于家乡的那些打工仔知道了他克扣他们工资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再给他打工。

　　这天，在齐齐哈尔火车站，郭永利看见有很多单位在招工，他不禁灵机一动，用大红纸也写了一张招聘启事。

　　人员很快就招满了，郭永利承包的工程也如期开工了。然而，由于条件太艰苦，招来的这些人不是挑吃挑住，就是拒绝无偿加班，这就使得工程进度很慢。这时，郭永利找到了项雨。项雨是黑龙江省肇州县人，42岁，人长得凶狠剽悍。郭永利对项雨说：“我每个月给你开1000元的工资，你帮我管一管这帮臭民工。”

　　项雨一听有利可图，马上就点头答应了。紧接着，郭永利又找到了另外三名比较霸道的打工仔——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35岁的戴宏生，来自黑龙江省富裕县的35岁的刘建华和34岁的程友军——以每个月800元工资的诱惑，把他们四人组织在了一起，封项雨为“队长”，戴宏生、刘建华和程友军为“副队长”，帮自己“管理”起了这些打工仔。

　　得到了郭永利的“重用”，项雨等人的胆子大了起来，只要那些打工仔中有谁敢发一声牢骚，或者稍有不满，他们轻则怒骂，重则拳脚相加。

　　慑于项雨等人的淫威，打工仔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只好埋下头来拼命干活儿。工程的进度终于加快了。为了表扬项雨等人的突出“贡献”，郭永利给项雨发了500元奖金，给其他三个个人发了300元奖金。虽然建筑方的工头每个月都按时给郭永利结算了打工仔们的工资，可是自始至终40多名打工仔一分钱工资也没有领到。

　　（二）

　　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这样流进了郭永利的手里。由于不堪项雨等人的虐待，打工仔们接二连三地逃走了许多。

　　郭永利又故伎重演，到火车站招工。2004年7月7日，来自各地的20多名打工仔，被招进了郭永利的工棚。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到年末工程快要完工时，郭永利没给打工仔们开一分钱的工资，就想偷偷地逃跑。这时，郭永利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辽宁盘锦承包苇场，把你的那些人运过去割苇子，卖给造纸厂，肯定能挣大钱。”于是，郭永利又找来了自己那四名打手，给他们每个人发了800奖金，密谋起来……

　　2004年11月21日晚上8点多钟，30多名打工仔被赶上了一辆大客车，经过一夜的颠簸，于11月22日上午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东郭苇

　　场小流子沟垛场。到了地方，他们就被赶进了芒苇荡，每人发给了一台收割机，割起了芦苇。可是，因为没有干过这种活计，打工仔们不会用这种机器，结果招来的是项雨几个人的一阵阵毒打。

　　当天晚上，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项雨等人的欺压凌辱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有七八个打工仔偷偷逃跑了。

　　此后，项雨几个人对打工仔们更加残暴了，看管得也更严了，就连上厕所都要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由专人看管才能进行。打工仔们的工点，成了一座“劳工集中营”。

　　（三）

　　12月的一天，打工仔王明国得了重感冒，戴宏生见他没来上工，冲进工棚，一阵拳打脚踢，硬是把王明国赶进了苇场。王明国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决定找机会逃跑。可是，还没等王明国出逃，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王明国心惊肉跳。

　　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来自黑龙江安达市的打工仔金永哲因为逃跑被抓回来后，项雨就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把金永哲的衣服扒了个精光，然后拎起一桶冷水，从头上浇了下去。金永哲被冻得昏倒在地。可是，项雨仍不肯放过他，拿起竹棍，一边恶狠狠地抽打金永哲，一边向打工仔们喊道：“谁要是敢再逃跑，这就是下场!”当天夜里，项雨把金永哲扔到了附近的一个车站里。

　　打工仔们都被吓坏了，再也不敢逃跑了。王明国更是如此。为了少遭毒打和折磨，王明国从此学会了低眉顺眼地服从，打手们便给他安排了比较轻闲的差事，为大家做饭。

　　2005年3月4日，王明国要做午饭，到项雨的房间里取米，发现那儿的火炕上有一部手机。王明国见四周无人，急切地拨通了外甥的手机，说：“我在辽宁盘锦的一个苇场割苇子，被看住跑不出去，你快点来救我……”

　　接到王明国的电话，王明国的外甥急忙赶到了王明国的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王明国的儿子王作林。

　　2005年3月11日，王作林乘火车赶到了盘锦市，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小流子沟垛场的具体位置。王作林赶到了东郭镇，向东郭镇派出所报了案。东郭镇派出所所长马荣军听后，立即带着王作林，来到了小流子沟垛场。在一幢破房子里找到了正在做饭的王明国。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因为另外的打工仔被项雨几个人带到远处的苇场里去割苇子了，马所长只好先把王作林和王明国带回派出的询问。就在这时，项雨等几个打手得知警察把王明国救走后，他们慌慌张张地雇了一辆大客车，把剩下的20多名打工仔强行赶上了车，拉回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2005年3月17日下午，民警们将黑心包工头郭永利抓获。根据郭永利的交代，民警成功地将26名被困打工仔解救，并当场抓获了打手戴宏生。紧接着，另外两名打手刘建华、程友军也相继落网。目前，只有项雨一个人在逃，警方仍在严密布控和搜捕之中。

　　(《人生与伴侣》2005年第6期，文)

　　2007年3月19日的《信息时报》有篇报道：

　　湖南耒阳尸案等待判决流浪汉包身工生存状况调查本报记者 洪克非

　　工厂依然存在，堆放整齐的砖块显示出工作的效率和有序，但已经不复当初的痕迹。去年，湖南省耒阳市的锡里砖厂发生的非法拘禁流浪汉用工的“5.13案件”曾轰动一时。目前，此案经起诉，一审开庭，仍在等待判决。

　　“5.13案件”在一些地区发生的“流浪汉包身工”案件中颇具代表性暴露出这一群体特殊的生存状态，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尸体赤脚、光头、全身多处挫伤

　　耒阳警方承认，这一事件的暴露有其偶然性。

　　2006年5月13日，耒阳市五里牌一处工地发现一具男尸。由于事发地为耒阳市金城华府房产工地附近，旁边就是耒阳市委大楼，因而此事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尸体赤脚、光头，头东脚西仰卧着，全身多处挫伤，可以断定死前遭受殴打。”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郑小军说，尸体衣衫褴褛，裤子被剪成短裤状，腰间系了根白色皮筋裤带，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装有剩饭的碗。“这让我们意识到，死者可能是流浪汉、乞讨人员，并且从事某种工作。”

　　耒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雷仕林为组长的专案组。在调查中，两个自称是来工地销售砖块的骑着摩托车的人越过警戒线来看死者，这一反常举动引起警方的注意。

　　郑小军等人当场叫住两人查问，对方支支吾吾，称是山背后耒阳市锡里砖厂销售人员。

　　因无证据，警方只好放人，但暗中开展了调查。走访的民警很快就发现砖厂的民工大多系着和死者一样的白色皮筋裤带，身着短至膝盖的工作裤。砖厂里大量精神不正常或者痴呆的外来民工也进入警方视线。

　　专案组民警立即传讯砖厂管理人员罗政，罗拒不承认认识死者。15日，警方对砖厂老板翁秀清、翁梅龙、陈品官及该厂四川民工等进行讯问。

　　四川民工曾梦、王川云的交待让民警打开了突破口。通过反复取证调查，警方终于掌握了砖厂承包者翁秀清与翁秀雄(绰号“胖子”，在逃)等在耒阳蓝天市场抓来流浪者，并强迫其劳动，进行殴打后致死丢弃于野的过程。

　　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砖厂的19名民工，都是来自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一个名叫曾令全的“总包工头”处。除监工罗政(曾令全的妹夫)外，其余18人都是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乞丐收养所”(又名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里收养的乞丐，且大都在精神和智力方面有问题。

　　翁秀清和渠县的曾令全签订用工合同，曾的妹夫罗政在厂里管理这帮四川流浪人员，翁秀清发给工人的工钱由罗政汇款支付给曾令全。

　　由此，一个收集并控制众多流浪汉做工的联络据点暴露于阳光下。

　　地狱式管理

　　锡里砖厂位于耒阳市委办公楼后山的一处山凹，地形隐蔽，四周环山。砖厂里一派热火潮天的生产景象，而一群衣衫褴褛的外地工人，有“疯”有“傻”，在监工的皮鞭和喝斥下不停劳动，而厂方仅以稀饭和馒头让他们充饥。

　　翁秀清，福建福清人，砖厂大股东，负责全盘管理。罗政为耒阳砖厂的监工，同时负责后勤，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负责看守，余下16人都是做工的。

　　翁秀清供称，他与四川渠县曾令全签有用工合同，人员来自当地民政局收养所的“残疾人自强队”。他认为，自己的用工是合法的。

　　警方的调查显示，在锡里砖厂的工人分两类。一类来自四川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一类来自云南的健全工人，共20人，由翁梅龙管理。两者的待遇相差甚远。后者因为是健全人，很少挨打，工资也按时发放。

　　而18名来自四川的流浪汉和精神不正常、痴呆的人则每天在皮鞭下度日，经常吃不饱肚子，连姓名都由老板随意指定。

　　翁秀清在与曾令全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流浪人员的工资大多为每月900元。但19个人的1.1万多元工资，全部由罗政领去，再汇给曾令全。现已拘押在耒阳市看守所的罗政承认，这也是事前双方约定的条件。

　　在这个家族砖厂中，每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老板翁秀消负责全盘和销售，其妻翁金英负责财务，弟弟翁秀雄、翁梅龙、亲戚严发祥负责安全与生产，外来者罗政专门管埋四川渠县流浪人员。

　　由于流浪人员有先天缺陷，工作效率和质量常常让管理者头痛。厂方对应的管理办法则是：捆绑，用铁棍、竹片和机器皮带抽打，甚至是电击。砖厂机房里专门安装了插座和电线，对不听话不做事的人，就捆起来，通过一种减压的装置电击。

　　来自四川仪陵县23岁的工人付海说，管事罗政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就饱以拳脚。同样来自四川的工人王川元说，只要工作没做好或做不动了，管理者就会拳脚相加。并且，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都要遭受一次毒打。方式除了用三角皮带抽，还有电击，甚至不给饭吃。

　　警方的调查记录表明，对这些“工人”的殴打并非完全出于用工的需要，有时，管理者为宣泄情绪，也会采用此类办法。

　　来自渠县的工人尹小平称，罗政经常电击他，以致手都被烧臭了。无论工作与否，老板和其他管理者经常殴打他们，甚至命令部分工人随意攻击其他流浪者。

　　除了殴打，威胁成为砖厂管理常用手段。有一次，付海被打急了，扬言报案。罗政则诈称：“告上去，公安局也会支持我的。”事发的5月13日下午，罗政被专案组传唤。砖厂负责人随即召开工人会议，称如果谁对公安讲了这件事就将谁活埋。

　　靠着暴力与威胁维系的统治堡垒抵不过警方的热饭和温情。破案那天，30多名工人吃完公安局专门安排的盒饭后坐在刑侦大队的地上大哭，纷纷控诉工厂的暴行，场面令人动容。之后，参与办案的许多民警自发捐款，安排将这些人送回各自家乡。

　　然而，“5.13案件”死者的姓名和出生地仍然是个谜。公安机关曾登报寻找其家属，但没有任何回应，骨灰存放在殡仪馆至今也没人认领。

　　不到1天，流浪汉被多人多次毒打致死

　　工厂多数管理者供述，因对流浪人员的劳动成效不满意，翁秀清决定自己模仿曾令全的方式“招工”。

　　2006年5月11日晚，翁秀雄、翁梅龙叫上四川民工彭国强、付海一起，驾驶砖厂拖砖的卡车从阳蓝天菜市场里抓住一名流浪汉(即死者)并带回砖厂。当晚10时许，他们又在蓝天市场花坛旁逮到一名流浪汉，也带了回来。

　　两个流浪汉被关在砖厂一间工房内，翁秀雄叫彭国强强行给他们剃成光头，然后带他们到罗政管里的四川民工宿舍洗澡。

　　途中，因为天黑，流浪汉不肯走，付海扯住其衣领，打了他一耳光。陈品官从地上捡起竹片抽打流浪汉，翁秀雄踢了一脚，并将其强行送到工人曾梦所在地方洗澡。

　　翁秀雄安排两名流浪汉和曾梦等人一起睡，但两人不停地说话，影响了别人。曾梦便起床用脚踢他们，并拿皮鞭抽打。打完后，又叫王川元继续打，最后将两人锁在砖厂的旧机房内。

　　5月12日上午，翁秀雄安排这两名流浪汉同四川民工一起拖泥巴，由翁秀清监工。两名流浪汉依旧很不听话，结果，他们不断遭到翁秀清的毒打。

　　一名流浪汉终于被激怒，抓起一把锄头反抗。翁秀清立刻命令“傻子”工人罗小平、黑牛、陈世民、余小欧，把其按倒在地殴打。

　　中午，翁秀清发现，不愿干活的这名流浪汉胃口却很好。晚上6时许，翁秀雄、翁梅龙命令余小欧、徐文强、王川元把他再次拖到新机房里打。众多工人被管理者胁迫参与，木棍加皮带与电击轮番上演，直打到流浪汉完全顺从----“不能动也不能喊了”。

　　晚上9时许，翁秀雄与翁梅龙、“黑牛”3人将这各流浪汉的尸体丢弃在耒阳市委后山的一块坪里后便回厂休息了。

　　厂方称，在警察前来调查时，他们已将另外一个抓来的流浪汉放走，后此人下落不明。对此，郑小军等深为怀疑，但苦无证据。“我们曾发协查通报到四川渠县，但曾令全早已不在当地”。

　　砖厂老板家属称，警方办案干扰了他们的“慈善事业”

　　令警方意外的是，翁秀清等人亲属在案发后居然到检察院控告警方，理由是：他们的用工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和表彰。警方的调查办案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慈善事业”。

　　2007年3月28日，在耒阳看守所里，罗政仍坚持上述理由。

　　他说，曾令全收养残疾人做工已有10年左右。曾以前是养猪户，缺人手，看到街上的残疾人，就带回家给他饭吃，让这些人帮忙喂猪。

　　慢慢收留的残疾人越来越多，曾也尝到甜头，便开始了“向外输出残疾人务工”的业务。他跟每个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以此对工人进行管理。

　　因为曾令全善于在外面交往，又乐于结交社会上的各种人，整合了一些资源后，他顺利组建了“渠县残疾人自强队”，专门将残疾人输送到一些砖场和煤窑里，“基本是那些不要动脑子的工作岗位”。

　　罗政还称，因为曾和民政部门关系好，民政部门委托其收留街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流浪汉，“他们觉得放在城里碍眼，允许我们带走”。

　　曾令全把这些人带到他村子的一个大房子里进行工作培训---要他们干农活、搞搬运。“这些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罗政表示，曾令全收留了至少数百名残疾人，这些人在许多地方的工厂干活。

　　罗的说法得到了曾家人的证实。但他们指出，曾已很长时间没在当地出现，也无电话联系。

　　而付海说，他最初在四川渠县靠收废品挣钱。2005年的一天，他被曾令全逮去。曾说，他经过中残联批准有权收流浪汉。“我的身份证和卖废品的1900多元也被他收走了”。

　　之后，付海被强迫搞了一个多月基建，接着又被送到东莞、深圳搞建筑。在东芜和深圳做了两个多月后，他被曾令全送到了耒阳锡里砖厂，在此工作了1年多。

　　3月29日，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局没有渠县乞丐收养所(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注册登记，他们只有一个“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是官办性质的。该县目前没有任何民间的乞丐和残疾人救助组织来此登记过，他们也不认识“曾令全”这个人。

　　部分地区出现以拐带流浪汉为职业的网络

　　多年来，众多流浪者在大小城市中乞讨、谋生时，其特殊的生存方式和人员结构常常让城市居民感到不便，由此引发的安全、卫生和形象问题，或多或少让地方政府头痛。记者在百度网搜集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多达3万多字，而类似耒阳尸案的命案在全国范围内已发生多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四川省曾令全那样专门以招募、拐带流浪汉为专业的网络。

　　中央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的郑州市周景涣犯罪团伙，其中一年流转“出售”的流浪汉包身工多达千人。其租用3年的两层住房成了发包流浪人员的中转站。

　　周景涣承认，每送一个人给她，人贩子都可以从她这里拿到130元劳务提成。但她每送出一个可赚170元，一年收入在17万元以上。由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营销网络”。

　　在经她贩卖的流浪汉包身工中，智力有问题的占30%，他们不仅处境悲惨，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而人贩子周景涣的儿子竟然是郑州市的一名执业律师，该律师不仅知道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而且替他母亲草拟了用来遮人耳目的劳务合同，在这些所谓的合同中，几乎所有条款都对用工方有利。

　　耒阳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推测，目前，虽然在耒阳的这些流浪汉包身工已获解救，但这只暴露出这个强迫流浪汉用工网络的冰山一角。他认为，“这种事情的暴露具有一定偶然性，如果工厂办在厂里，是很难被及时发现的”。

　　(2007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

　　2007年7月的“央视论坛”则有来自于《信息时报》上的一则报道：又爆惊人黑工厂:“敢拍照就打死你!”

　　刚刚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还余波未平，湖北省会武汉又爆出“黑工厂”内幕。7月7日，前武汉某报摄影记者、以揭黑幕著称的王浩峰，在寻访中发现了这个工厂，并冒着危险潜入厂内，拍下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照片，随后发到了他自己的个人网页——“王浩峰聚焦”上。令人更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一个在6年前就曾被媒体曝光的黑心棉工厂，一度还被武汉当地有关部门处罚取缔，但随后却一直“暗中”运作，并且规模还比原来大。

　　笔者在这组照片中看到了这个黑心棉工厂里面可怕的“黑”——在黑乎乎的厂房里，几名全身黑乎乎的工人在处理着一大堆黑乎乎的破棉絮;有的工人直接就躺在黑乎乎的地板上休息，身上停满了黑乎乎的蚊子和苍蝇;一名工人举起了已经被染黑的手，露出被机器切断的一个手指……

　　昨日，笔者在“王浩峰聚焦”上看到了王浩峰发出的这个“急救通知”。帖子里，王浩峰呼吁：谁来救救他们?随后，笔者打通了王浩峰的电话。

　　黑厂黑棉黑工人

　　王浩峰告诉笔者，其实这个工厂早在2001年就已经被媒体曝过一次光了，那次是因为工厂使用童工，童工受到虐待且拿不到工资之后逃出来报料才被发现的。当时，武汉当地政府也对这个黑工厂进行了处罚取缔，但是过了不久，这个工厂就又重操旧业，“暗地”里运作到现在。

　　笔者了解到，这个黑心棉工厂就坐落在武汉汉口的殡仪馆附近，原料的来源大多是从殡仪馆里面用过的脏棉布、棉纱，这些棉纱棉布还夹杂着不少垃圾，看上去黑乎乎的，名副其实就是“黑心棉”。这种“死人用过”的黑心棉，就在这里被加工成各种被芯、枕芯，然后销售到各地，想想都令人感到心寒。

　　工厂里面的环境更是恶劣：五六个用砖头砌起来、没有任何窗户的厂房里面，没有灯也没有风扇，武汉又是出了名的火炉，在这种盛夏高温天气下，工厂里面不仅一片黑暗，更是闷热得令人窒息。厂房里弥漫着的灰尘既刺鼻又堵眼，还很呛喉，让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在里面呆下去。王浩峰说，他进去之后没来得及看完几个厂房的情况，所以不知道这个黑工厂里面到底有多少名工人，但他看到的一处厂房，就有十来个工人在劳作。

　　由于气温太高，黑工厂里的工人几乎都脱了上身的衣服，光着膀子干活。这些工人好像也被那些黑心棉染黑了一样，每个人身上、头上几乎都是黑色的，一名戴着白色口罩的工人，嘴和鼻子呼吸的位置上有明显的黑色，可见厂房里面空气是多么的混浊肮脏。一名看上去年纪很小的小伙子可能是负责处理收回来的各种颜色破布片，头发已经被“染”成暗哑的浅红色，如枯草一样，令人心痛。

　　“敢拍照打死你”

　　在王浩峰这次“暗访”过程中，一名有机会与他交谈的工人，举着黑乎乎的手，露出一个被切掉了一大截的手指，告诉他这是被工厂里面的机器给切掉了的。工人还告诉王浩峰：“老板蛮狠，人自从进了厂子，望着瘦了，呼吸胸也痛。”工人说完这句话，就见一个“监工”模样的人，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冲过来指着王浩峰，另一名“监工”叫喊道：“你敢拍照就打死你!”而怀疑是这家工厂老板的人则上来大骂工人，“为什么跟外面的人讲话”!

　　王浩峰回忆起当时脱身的过程，笑说“好险”。 当时拿刀的“监工”上来抢他的相机，幸亏王浩峰身上习惯带着几部相机，被抢的只是他手上的那部，而不是他用来暗访拍照的，“监工”查看过没有发现有拍下的照片，就把他给轰了出去。

　　笔者问王浩峰，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工厂的问题，王浩峰只是说，这个工厂既然曾经被曝光了，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过，政府部门也来处罚了，却还能继续生存这么多年……

　　谁能来解救他们

　　采访之后，笔者对武汉“黑工厂”内的工人们的处境十分担忧。虽然从现场没有看到工人被人身虐待的痕迹，但从他们一身的灰尘、呆滞的表情和“一呼吸胸口就痛”的事实来看，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正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被狠毒地、慢慢地夺走。或许，不少在黑工厂里的工人是出于要养活自己的需要而自愿在这里干活，但作为政府部门，且不说本来就不应该让加工“黑心棉”的工厂存在，更不应该让这种严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况继续下去。

　　笔者希望，通过我们的呼吁，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可以把这些处在危险中而不自知的工人兄弟解救出来，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去做一份清白的工。即使不能让这种现象立刻绝迹，也要让这种赚黑心钱无视人命的黑工厂，见光一个，彻底地消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