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十九）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三章 利润来源分布观察

　　上一章讨论了生产资料占有权在国民中的分布，本章进一步讨论利润的来源分布。

　　3.1 资金流量表：总量与来源

　　从全社会资金流动的的角度看，利润基于企业的营业盈余。回顾本编第一章1.3节图3.47展示的营业盈余的来源分图，可见非金融企业是最大的利润来源，其次是住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

　　但资金流量表的部门分划过于粗疏，不足以观察利润来源的分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投入产出表》将整个国民经济分解为17个行业，这有助于更细致地观察利润来源。

　　3.2 投入产出表：行业分布的视角

　　从利润源分布的视角看，投入产出表中有三个指标得关注的指标：

　　其一是“总产出”，它表征着行业的规模，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社会对这个行业的依赖性;

　　其二是“增加值”，总产出包含其他部门提供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增加值为本行业创造的价值;其真实含义是现实的货币交易体系对这个行业贡献的总评价。

　　其三是“营业盈余”，根据主流经济学，一个行业创造的财富按劳动、权力、和资本三要素分配，在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的固定资产折旧理论上用于补偿资本磨损，其他各项分别对应于上述三要素。可见营业盈余限定了一个行业可提供的财产收入规模(注：营业盈余并不完全转化为当期的资本分红，通常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企业的资本扩张以及其它用途)。

　　可见，观察利润源分布，可看两个指标：营业盈余/总产出、营业盈余/增加值。

　　图3.106：2007年利润源在各行业的分布

 

　　统计局网站上公布了6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我们由最近年份的2007年表来观察各行业的上述指标(见图3.106)：

　　数据显示：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盈余/总产出和营业盈余/增加值均位居榜首；与之鲜明对照的是农业，营业盈余为0。

　　金融保险业与农业的区别显著。农业提供的产品是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而金融保险业提供的服务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商品；农业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而金融保险业仅提供很少的就业岗位；如果用生物圈的视角看社会经济系统，农业无疑处于食物链的低端，而金融保险业则位居顶端。

　　于是我们看到了高端与低端的差别。这种行业间高低端的的差异又源自何方?

　　生产函数理论用资本和劳力来解释产出，仿此我们也可以试图用资本和劳力来解释利润。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盈利能力与垄断程度相关，故可加入第三个解释变量：垄断程度。

　　问题是如何定量表示各行业的垄断程度。

　　《统计年鉴2008》将工业分解为39个行业，分别按三个口径提供了2007年的主要经济指标，这三个口径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表13-2)、大中型工业企业(表13-18)、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表13-6)。

　　一个行业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份额越大，由规模形成的垄断就越强。各项经济指标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三项是表征企业体量最重要的指标，分别取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三项指标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份额，再计算其均值，以表征大中型企业占这个行业的份额，作为一个行业的规模垄断指数。

　　同法，利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指标，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这个行业的份额，作为一个行业的行政垄断指数。

　　由此，可得四个向量：各行业资产总计、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规模垄断指数、行政垄断指数。表3.6为它们与各行业利润向量的相关系数：

 

　　表3.6：2007年工业各行业利润与各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暗示：资产是决定利润的首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垄断与行政垄断，而就业人数位居最末。

　　从经济体全局看，金融保险业无疑具有资本优势与垄断优势；而农业在这两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一个处于高端的控制位置，一个处于低端的苦力位置。

 

　　3.3 抓大放小：企业规模的视角

　　高端与低端的差别不仅表现在行业上，也表现在企业规模上。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只在工业部门能找到按企业规模分档的数据，且分档准则前后不一致。只有2004年能找到既覆盖整个工业，又分档较细，且距今最近的数据。它出现在《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14-3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4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14-1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2004年)”两表中。据此整理、计算出的数据见表3.7：

表3.7：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与就业(2004年)

　　注：规模以下企业为年销售额不足500万元的企业

 

　　数据显示：资本明显向大型企业集中，利润向大型企业集中的格局更明显，而就业却反过来向规模以下企业集中。由此我们不但看到了高端与低端的差异，还看到了资本与国民的分离—大量国民就业的企业资本很少，其主要社会功能是为广大国民提供生计；而大量资本集中的企业就业岗位很少，利润奇高，其主要社会功能是为大资本拥有者提供利润。

　　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资本替代劳力。这种解释掩盖了经济体的内部结构，似乎在整个经济体中，人越来越不重要，社会财富越来越靠资本自动创造出来。

　　事实上，资本拥有者追逐利润极大化的动力，驱使他们将最能控制与收获利润的环节抓在自己手中，为此不惜向这些环节投入巨额资本。这样的环节有以下明显的特征：其一，在生产组织中处于上层决策地位；其二，在货币循环中处于货币流入的端口；其三，在资源与市场的获取中处于可垄断地位。

　　于是，不管在哪个行业，有可能具有上述特征之一的环节上，都发育出一些巨型企业。产业政策对此的表述是“抓大放小”，“提高产业集中度”，而绝不提他们念念不忘的“竞争”。

　　而在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特征的环节，从产业链的视角看，是容易被控制的苦力环节，为实现利润极大化，需将其置于过度竞争的境地，以便以最低的代价从其中获得所需的原材料、中间件。学界在论述这些企业时，最钟爱的概念是“竞争”。

　　于是人们看到，大型企业都力图强化上述三个特征，而凡是可以被控制的环节，则设计成辅助、配套业务，以业务外包的形式交给小企业、规模以下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

　　结果在我们的经济体中形成了这样的“生态环境”：创造财富的苦力活由众多的小型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承担，它们生存于过度竞争的环境之中，而收获利润的美差由大型企业独揽，它们生存于垄断环境中。大型企业丰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环境，大型企业遇到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靠转移给这个环境而化解。

　　事实上，许多国企在“全民所有制”时期，包含所在行业的几乎一切环节。改革中被批判为“大而全”、“小而全”。改革的结果，抓项目、抓资金、控制市场、控制技术的环节被整合成“抓大”的成果，而大量生产一线的环节则被“放小”，于是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与大量劳动者艰难的处境，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矛盾：经济学家们总在论证竞争的合理性，而管理学家总在提供造成垄断地位的策略。经济学家们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和政治家，他们的任务是让公众接受艰难的生存现实，向政治家兜售有利于资本拥有者的治国方略；而管理学家面对的是资本家，他们的任务是教资本家更有效、轻松地获得利润。

　　由此，要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与其向经济学家学习，不如自己读两本管理学，因为后者是写给“自己人”看的，不讲真话就买不出钱。其实，这种“经济生态”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只要控制住大企业，就控制住了食物链的顶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就可以逐层上移，大资本拥有者就避免了直接面对众多财富创造者的麻烦。“君子远庖厨”，那些肮脏、残酷的事，还是让“黑包工头”们去干吧。

 

　　3.4 “利润池”：产业链的视角

 

　　这样的观察视角其实不是笔者发现的，1998年5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美国贝恩管理咨询公司Orit Gadiesh和James L. Gilbert的《利润池：战略新视角》。文章称：“利润池”是在行业价值链上，行业在各个环节所赚取的利润总和。利润池的结构通常错综复杂。价值链上某些细分市场的“池水”会比另一些细分市场深，就是在各个细分市场内部“池水”也深浅不一。各个细分市场的利润率有可能因客户群体、产品种类、区域市场或分销渠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此外，一个行业的利润聚集模式通常与收入聚集模式也迥然有别。

　　观察两个著名的产业链，证实了这个想法。

　　在为社会提供建筑物的相关产业链中，建材业提供原材料，建筑业实际盖房子，房地产业则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注意，这里的“开发”绝非盖房子，那是建筑业的事，说白了，房地产业干的主要是、拿地、搞批文、找钱、卖房子。

　　在2007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榜者中，这三个行业上榜人数、财富及其占全榜比重见表3.8：

表3.8：2007年胡润榜中房地产、建筑、建材业情况

 

 

　　显然，离生产一线最远的房地产业，聚集的财富远超过生产一线的建材、建筑业。而房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小于建材、建筑业。

　　这种差距导致了三个产业不同的面貌。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长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为建筑业的3%左右。而建筑业是大量农民工的就业场所，也是欠薪的重灾区，有关报道连篇累牍。在百度上搜索“建筑业 欠薪”，能得到62900条信息。

　　2006年11月24日新华网云南频道报道：“昆明市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特别是小企业、小饭店、小作坊、小加工厂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较为严重，私营企业特别是建筑、服务等行业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的情况突出。”(《昆明市：建筑、服务业仍是“欠薪”大户》)

　　2007年1月31日金华日报报道“建筑行业仍是欠薪高发领域”(《建筑业仍是欠薪大户》)

　　2008年 12月 15日内蒙古晨报报道称“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几乎全部发生在建筑行业”(《建筑行业缘何成欠薪大户》);

　　2009年10月20日大庆晚报报道：“大庆市农民工工资拖欠案多发生在建筑工程行业中，导致拖欠工资现象主要原因是建筑工程款落实不到位，承包单位与发包单位存在工程量、工程质量、进度、材料涨价等纠纷以及‘包工头’逃逸等问题，其中，工头逃逸现象明显增加。”(《大庆为1054民工追回欠薪524万 建筑行业仍是拖欠大户》)

　　2010年 1月13日广州日报报道：东莞市建设部门通报：23个在建工程的22家总承包商企业上了“欠薪黑榜”。欠薪企业欠薪总额高达约4400万元，欠薪超过100万元的工程项目有13个。(«22家建筑企业上“欠薪黑榜”»>2010年1月13日 广州日报)，10月27日河北工人报报道“10月11日，一群农民工在黄河岸边杀鸡祈求河神帮忙讨要被拖欠3年的工钱”。“近日，省会中华北大街某工地河南籍农民工程振华反映，236名农民工近200多万元劳动报酬被拖欠，施工班班长马杰只接电话不见人。而该工地项目部称只有126万元，且已经支付了60万元……”(«建筑业欠薪乱象揭秘» 10月27日 河北工人报) 12月22日海宁日报发文称：“建筑业一直是欠薪的‘重灾区’”(«建筑业企业、租赁企业是欠薪“高发地带”» 2010-12-22 海宁日报)。2011-12-06第一财经日报发文，标题是«超四成建筑工曾被拖欠工资 包工制成欠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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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建材业，2006年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窑工事件揭开了残忍、肮脏的黑幕。我们这个号称是“自由竞争”的产业链，将山西的黏土砖售价压在每块9分到1毛4分之间，而黑窑包工头这一层的核算条件更苛刻，洪洞县三条沟村黑窑的包工头衡庭汉，核算条件为300元/万块，在这样的价格水平上，根本不可能考虑给工人工资，连工人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这就是导致黑窑工现象泛滥的经济核算根源。

　　由此，我们看到，这个产业链本质上是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实际创造财富的在最底层，每一层都力图、并有能力攫取下一层创造财富的大头，积累到顶端就造就出辉煌的“盛世”。利润微薄，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一线生产企业，沦落到欠薪，甚至靠打手、狼狗强迫奴工劳役的地步，而高踞顶端房地产商却惬意地享用着法国大餐，在博客里优雅地描述海外风情，展示自己代表的先进文明，甚至可能心怀慈悲地指责包工头之黑。但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正建立在包工头之流人物的残酷上，而包工头们所得之利润，甚至不如房地产商掉在桌下的面包屑!

　　医药行业是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行业。在2007年胡润榜上，它制造的富豪据第六位，甚至多于金融业和装备制造业。2006年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揭开了这个行业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媒体告诉我们：“欣弗”每瓶到患者手中价格为38元，而出厂价仅2.2元，其中的利润在0.3--0.5元之间。这意味着，患者为“欣弗”支付的药费中，生产成本仅占4.47—5%，厂家利润仅占0.79—1.32%!其余94.21%的价款到哪里去了?

　　这94.21%的资金，那怕只省下一半，这省下的一半那怕由患者和厂家对分，药价将降低24%，而药厂的利润将在500%左右，简直就是暴利。

　　安徽华源处于生产一线，它的上级华源集团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最擅长的功夫是兼并重组，说白了就是财富转移。这个不创造财富的集团，在令国人眼花缭乱的兼并重组过程中负债累累，至少遭到了6家银行逼债。华源集团却坦然向国资委要求“200亿元规模授信额度”，以“从根本上解决华源的债务危机”。

　　当安徽华源总经理裘祖贻因欣弗事件自缢身亡之时，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正策划“私募百亿欲完美谢幕”。而逼死裘祖贻的资金还不到一个亿。

　　现实的产业链就这样将创造的财富聚集到转移财富的人们手中，而让一线生产单位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正是这些一线生产单位，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欣弗”事件告诉我们，在这条产业链上，居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明显的弱势群体。“欣弗”事件让两者闹到几乎剑拔弩张的地步，而另一个主体依附着这条产业链，安然吸走了94.21%的资金，却无人追问!

　　安徽华源无疑是生产一线，而华源集团的周玉成无疑处于集团总部，一线与总部间鲜明的对比，提示我们关注一个时髦的概念：“总部经济”。

 

　　3.5 “总部经济”：地域的视角

 

　　“总部经济”是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提出的概念，赵弘主编了4部《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还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总部经济发展规划研究”以及南京、重庆和青岛相关总部经济战略规划等10余项总部经济研究课题。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南京、武汉、成都、青岛等许多中心城市，都将总部经济作为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战略，写入“十一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总部经济”影响力之大。他给出的定义是：

　　“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大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2005年12月2日 慧聪网)

　　这个学术化的定义对普通人而言比较费解，在一次访谈中，赵弘道出了“总部经济”的关键：

　　“发展总部经济关键是提升产业支配力，而不是生产能力。产业支配力的大小体现在销售渠道能控制多少，研发能力能到什么水平，而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能生产多少。该淘汰的就搬出去，这不会削弱产业竞争力。”(《佛山应瞄准特色产业发展总部经济》2009 年 1 月 22 日佛山日报)

　　注意：赵弘强调的是“支配力”，而非“生产力”。获得支配力的关键一是控制销售渠道，二是控制研发能力。理性的赵弘发现了在工商文明中获得财富的正道----支配力，而非“勤劳致富”。在生产一线上，无论你怎么勤劳，也不可能致富，唯一可指望的，是国务院总理为你讨薪。

　　2009年10月18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在武汉举办。论坛上，赵弘发布了“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2009)”。

　　报告显示，全国35个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可划分为四个能级。

　　第一能级(综合得分>70)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共4个城市;

　　第二能级(50<综合得分≤70)包括杭州、南京、天津、成都、青岛、武汉和宁波共7个城市;

　　第三能级(40<综合得分≤50)包括厦门、大连、重庆、沈阳、长沙、济南、西安、郑州、合肥共9个城市;

　　第四能级(综合得分≤40)包括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共15个城市。

　　排名处在前10名的城市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城市占了8个席位，中西部地区进入前10名的只有成都和武汉，分别排在第8和10位；进入前15名的城市中，东部及沿海地区有13个，中西部地区仅有成都、武汉和重庆3个城市。

　　在《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0-2011)》中，列出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十名城市顺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武汉、青岛。与2009年的位次相同。

　　将这个排名与2007年胡润榜上榜者分布(第一编第七章7.8节图1.51)相比较，饶有兴味。首先，它们大体一致，“总部经济”的第一级全位于胡润榜的前4位。其次，两者的差异在于“总部经济”的前10位中，有8位为中央与省级行政单位所在地，而深圳与青岛则是计划单列市。这表明了行政权力对总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可见资本与行政权力同为汲取利润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机制下，对利润的吸取能力不仅在产业链上表现为金字塔，在地域上也表现为金字塔。以北京为首的第一级拥有最强大的汲取能力，以下顺次是二、三、四级汲取中心。至于生产一线的环节，他们的任务是创造财富，绝非汲取利润，故只能让它们生存在破产的边缘，以激励它们无休止地提高投入产出率。这金字塔格局由“总部经济”的“支配力”来保证。于是我们看到，拥有支配力，得以发育“总部经济”的地方，只是我们国土上的历历孤岛。而史实一再告诉我们，这些孤岛上的“盛世辉煌”、“率先实现现代化”总是天下大乱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