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主流经济学（下）

　　四、以本质论代替机制研究的中特主流经济学方法

 

　　在本质论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机制研究的视野，早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集体农业的机制研究方法，是考察各种投入要素诸如土地、劳动力与农作物生产过程的结合状况，解释各种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美国马罗立这个自称外行的外国人眼里，基于他在中国走马观花得到的结论是：一方面存在着海量低工资劳动力，一方面是巨大的抗旱除涝潜力。马罗立的这个印象和对比，实际上就是林毅夫在讨论比较优势时，最为重视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之间的机制对应关系：如何以最为丰富与可得性较强的资源，去啮合最急迫的发展目标。马罗立的观察视野，实际上就是中国合作化起步时期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资源禀赋(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农业的增产和稳产目标，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实现增产稳产目标。

　　对于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在投入(成本)和产出(费用)之间，要确立起投入者与受益者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同时，还要能够合理地成本与费用的摊派，才能够把自然地理条件下的水利潜力变成现实，这中间最为关键的是要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例如水库淹没损失与灌溉受益范围内部进行合理的成本与效益分配，这些都不是个体投入意愿所能够决定的。杜润生手下的主流经济学，都颇有默契地遮蔽了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以及成本费用摊派方面的外部性如何实现内部化的观察视野。把全部的视野局限到田间管理的狭隘区间里去，似乎这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投入要素。

　　对照1950年代共产党决策层的观察视野，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恰好是机制研究的视野，观察各种影响农作物生长状况的要素，如何被结合进农业生产过程。在后续的思考中间，毛泽东强调如何利用劳动力的有组织投入去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这个设计是基于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要否定合作化的核心逻辑，就必须要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方面，证明组织强化是无效的制度中介。从毛时代的农业发展看，以农村三级基层政权的强化作为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据以提升土地生产率的设计，是从劳动力的海量剩余这个资源禀赋出发，目的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通过活劳动密集投入的方式，依托集体力量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和耕作方法改革，据以实现增产目标，这种观察方式才是真正的机制研究视野。在这个方面，林毅夫是选择以某种积极或者消极的心理状态，去替换和遮蔽资源禀赋如何对接发展目标的合适制度中介观察。

　　要利用剩余劳动力去促进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标，合适的制度中介是什么?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H·珀金斯的比较研究，在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中间，想要调动过剩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去变丘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修建灌溉系统和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救援机构的大量资助之后才得以存在。而中国农村工程的成功，原因在于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间都废除了私有制，而农业合作社和后来公社的建立，又使得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因为私有制下修筑渠道，主要的受益者是土地临近渠道的人，无地的劳动者和佃农完全认识不到土地生产力提高有什么价值，如果土地离渠道很远，生产力提高也往往被更高的费用所抵消，因此要动员剩余劳动力远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土地公有制和公社中间，即便一条水渠仅仅使1/4的土地增产，村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取得数量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归全村人所有，增加的部分也有按照各人的工分进行分配。正是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动员工作才比较成功。[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41-542页]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观察，可以较为理性地看到宏观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的关系，这大体上是在田块之外的增产要素分析。即便是把眼光局限在田块之内的增产要素分析方面，林毅夫的理论努力依然还存在着巨大的缺环，哪怕是积极性或者监督成本的作用再大，也需要最后影响到农作物生长过程的各种投入因素之后，才会对增产或者减少起到实质性的影响。依据毛时代的经验，能够促进农作物生长的各项投入要素——“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等八项要素中间，只有田间管理一项家庭与集体差距不大，其他七项投入都是集体优于家庭，这就使得林毅夫理论缺环无法依据现实经验来补足，只能够长期停留在积极心态描述的本质论方法上，因为缺乏积极性如何影响投入要素并干预农作物生长这个具体影响如何起作用的中介环节，由此，其理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够停留在一种以假设-检验方式展开的假设层次上。

　　仅仅是西方学术市场的接纳，还不足以揭示林毅夫的成功，他的学术造假在美国被彻底揭穿，这在西方肯定要遭遇到最为严厉的职业生涯挫折——比如被解雇，但是他在中国秋毫无损。这说明林毅夫的理论努力，在中国也存在着理论之外的巨大价值，由此才会得到强势群体的无原则扶持，这说明理论错误的努力在政治上恰好是高度吻合需要的，在学术不端行为与政治需要之间，要优先应用政治标准，总和结果使得学术造假事件对他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为零。权力对一个人学术生涯的支持，远远不只是能够起到降低其风险的作用，而且还能够极大地增强去观点或者学术成果的权威性和学术场域中间的垄断性。没有哪一个人像林毅夫那样，能够证明学术市场和权力支撑的巨大作用，哪怕是以假说的方式提出猜想，也往往被权势之手助推为权威结论：恰在学术界还不容许有任何不同说法。

　　根据温铁军先生的回忆：“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我们知道1950年代初期，美国的麦卡锡运动中间，毁坏了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却成就了费正清的权威地位，由此，在美国汉学界中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就成了最权威的学术框架。中国版的麦卡锡运动在杜润生等人的主持之下，推行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在很短时间内，本质论的研究方式及其以假设出现的结论，就在学术场域中间一统天下了。

　　据老田2009年访问南开大学刘晓铎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间一提出，很多学界的聪明人就开始站队了，社科院农经所的主任就说要写一本书，论证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我们一起去苏南调查社队企业的社科院同学，后来还真是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苏南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这位同学的观点。有一次刘教授到北京开会，会上公开批判北师大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写了篇文章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宣传集体农业的优越性，反对全面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了。刘教授说，我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相关研究都是由正部级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他们一帮子人在那里垄断。包产到户是中国私有化的起点，今天回头看看就更清楚了。“包产到户”既不是总结先进经验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学结合垄断舆论鼓吹出来的，跟实事求是、跟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五、本质论研究结论与相关改革设计的普遍化

　　从最初阶段杜润生的“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到胡耀邦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包公进城，一包就灵。”本质论的理解方式，就这样从农业走向工业和城市，帮助设计和论证了让国企自生能力无限趋近于零的改革方案。

　　与此相对应，主流经济学从农业中间监督困难的假设出发，到工业中间的激励不足，到朱镕基推行MBO时期则强调需要对企业家进行产权激励，主流经济学对于“积极心理状态”的描述，对象就从最初阶段的个体农民转换为最后阶段企业家或经理人了。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路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努力方向有较多一致，所以得到格外的重视和引用。

　　诺斯强调制度包括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林毅夫作为一个标准的意识形态生产部门的雇员，他受到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又有些什么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

　　林毅夫回国之后，是在杜润生领导之下工作的厅局级研究员，当今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雇主的命令和要求，因此，雇主的期待是对下级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约束。而杜润生的直接上级是万里，万里则要听从邓小平的指示。因此，这些人的所思所想及期待，都是林毅夫教授难于摆脱的正式约束。这些约束本身，规定林教授需要说什么，他仅仅是在怎么说方面有些自主权。

　　除了正式约束之外，道格劳斯·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还很重视非正式约束的作用，因为非正式约束通常不会迅速变革，结果，制度变革中间会严重非正式约束的状况，走出“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如果一个制度变革，一开始就很糟糕，其结果会顺延下去。林毅夫教授选择在杜润生门下当写手，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从说完成上级交代的正面任务，从说假话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涯，结果，忽忽三十年过去了，林教授再也没有抓到机会，回到说真话的道路上来。看起来，林教授是不得不把说假话进行到底了，这应该是诺斯“路径依赖”思想，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场域映照出的活标本。在论证分田政策的“瞬间增产效果”时期，林毅夫还往往强调农业不同于工业监督成本特高，到了后来他也不得不选择遗忘工业监督成本更低的想象力了，这样，才能够把理论创新跟上政策变革的要求，同时还能够最小化自身的学习成本——可以无需学习新的理论和逻辑就可以应付终身的意识形态生产服务。

　　因此，中特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从本质论入手的，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间也无法走出锁定状态，毫不意外地，第二步的政策主张就提出要给管理层以“剩余索取权”(这个在国企承包制阶段特别合用)，然后才最后走向管理层买断的对经理人进行“产权激励”主张(这个在论证朱镕基的国企私有化时期合用)。为了给朱镕基的产权改革做论证，张维迎提出了“吐痰论”，厉以宁提出了“靓女先嫁论”，更为理论化的努力是活学活用“科斯定理”，把科斯定理解释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是无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只要是实现了产权私有化提高了效率，对原所有者给不给补偿是无所谓的。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为国企私有化论证时，往往引用科斯的理论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说私有化就是好、一私就灵。为此，各种口号式的主张诸如“经营者持大股”“管理层买断”等主张，堂而皇之成为口号继而成为政策和现实，在实现私有化的速度方面还要选择尽早尽快。有记者去美国访问科斯，把中国经济学名家活用其理论的状况当面相告，科斯表示这样的理论发展超出了他本人的理解力水平，科斯不仅对此表示难于理解，还更进一步指出他自己也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好。

　　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一私就灵”不同，科斯作为严谨的学者，很认真地指出：“我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更好。有许多方式已在许多国家试验过了。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实际上，我不能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各国都适用。”记者提到在中国，经济学上的“产权”概念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有点区别，科斯回答说“我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就我来看，产权是指一种权利。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处置这些桌椅的权利。”对于主流经济学家们以科斯定理论证国企“一私就灵”的主张，1994年科斯在一次演讲中间指出：“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 高小勇等《追踪诺贝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记者提到中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产权与法律规定不同，是指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把国企低价转卖给经营者的路径，以快速实现私有化，经济学家不同于法律规定的差别是不用考虑真实资产价值和所有者权益。在后续的争论中间，更为明晰的说法是要赦免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的各种“原罪”不予追究，为此还重新修订了《物权法》。按照上文科斯的说法，赦免原罪和修订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社会中间，以法律方式达到那个“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老田按：文中“负债”二字若翻译为“请求权”似更为准确)，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之后科斯定理才那个在现实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里也能够成立。

　　当然，在为抢劫和掠夺国企资产的政策主张进行学术论证或者包装方面，林毅夫的贡献仅仅是理论上的，他只是说监督成本很高，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管理卸责的状况是很常见的，也说过要给管理者以剩余索取权，他似乎没有公开说过要把国企资产送给管理层的话。站在林毅夫此种理论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北大同事张维迎和厉以宁继续推进了理论，比林毅夫跑得更远、跳得更高，进一步主张了吐痰论和靓女先嫁论。今天中国最顶尖的资本家群体的协会，业已提出“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政纲，回溯历史你会发现学术对于财富的流动和再分配的巨大作用，学术论证对于少数人快速实现先富先贵地位，其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经济学方面，作为美蒋学术共同体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相对成熟，而讲述并提炼土共历史经验的土共范式远未形成，这就使得美蒋范式在官权力支持下引入之后，形成了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霸道扩张态势。作为受到国民党政权底下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研究生，后来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培育的英才，林毅夫本人所学直接地与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这原本不应该有任何疑问。在1987年林毅夫回国之后，虽然没有面临着土共范式的挑战，还是遇到了截然有别的另外一套说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与西方经济学主流尤其是制度经济性的相互摩擦不少，从理论到理论家之间都是如此。为此，就需要进行“梁山伯英雄排座次”，谁先谁后，谁高谁低，要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说法才好。排定高低，就相当于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范式转换过程。

　　很多年前，在北京的经济学家圈子里，到处都有林毅夫的拥趸，他们或自主或受邀散布一个说法，真正的国际顶级权威学者标准是要得到海外学界的承认或者认可，最优认可标准是谁受邀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写过几个词条，目前张五常受邀写了6个词条，林毅夫4个，这是最权威的认可方式。因此，在大中华区域中间，张五常毫无疑问是第一权威，林毅夫屈居其次是第二权威。

　　在前文讨论过，林毅夫的很多论文都发在美国刊物上，按照美国经济学水平远高于中国的说法，那么，在美国发文章就比在中国发文章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相关学术观点的权威性，经过先出口再转内销的话，明显要上好几个档次，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压倒土鳖的中文论文。

　　诡异的是，2014年林毅夫不止一次公开谈论中国要有相对于西方理论的自信，说经济学界对西方的理论自信不够。检索发现，林毅夫的主要权威观点不久就挨了西方经济学名家的指名批评，上文引用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就是一例，这到底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你说话之前就先行把你的批评意见贬值。同在杜润生手下工作过，温铁军教授对自己的老同事林毅夫博士，一贯持有高度评价，说他是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中国的嫡系传人。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从从学习西方开始，终于要走到自立于西方以加强自身的理论自信了，无限接近于采取学术生产场域的“脱钩发展”战略了，这倒真是可喜可贺的迹象。

　　总之，在美蒋学术共同体的范式中间，无法很好地处理或者兼容土共的政治历史与经验，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三十年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历史虚无主义，恰好是范式不兼容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林毅夫的理论研究与他想要表达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比较和对照，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处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三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