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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十六)

作者:王中宇 发布时间:2017-08-15 08:43:2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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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住户部门收入分析

  住户部门由城乡居民(包括个体工商户)组成。他们向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并获得劳动者报酬,因而全社会劳动者报酬均汇聚到住户部门。亦有部分居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活动,并获得混合收入”(见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计算司 赵春萍 «资金流量表编制说明»)因而也与企业部门一样,存在生产性活动和营业盈余。同样,也存在财产性收支。这三者之和构成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其构成见图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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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构成演化

 

  数据显示,在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中,17年平均,劳动者报酬占到89.16%,财产性净收入占5.83%,营业盈余占5.01%。可见国民的生活来源绝大部分依赖劳动报酬。

  至于财产性收入所占份额(见图3.28),1994年达到最高点(9.27%)后即一路下滑,到2005年降至4.28%,虽然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其增长却显出疲态,2008年比2007年还略有下降。可见我们的国民远不到可以依赖财产性收入生存的地步。社会财富归根结底要靠劳动创造,依赖财产性收入生存,本质上是依赖他人的劳动生存。所谓“发达国家”,其国民的收入相当大一部分可以依赖财产性收入,意味着其国民的生存相当程度上依赖其他国家人民的劳动。中国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让中国人也依赖财产性收入为生,对世界和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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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住户部门财产性收支演化

 

  至于以住户部门为业主的生产性活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规模最小,但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后明显上升,这意味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在扩大。其背景很可能是就业困难,人们不得不依赖家庭这个最原始的组织为生。以住户部门为业主的生产性活动,其增加值分配构成见图3.29。这样的生产本质上是糊口经济,营业盈余很少,也难于提供生产税,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后其盈利倾向明显增强,虽然远不及金融与非金融企业,但已超过政府部门。唯这种转化在2003-2004年一年间完成,令人怀疑是统计方法或口径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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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住户部门增加值分配结构演化

 

  对住户部门而言,再分配既有资金流入,又有资金流出(见图3.30),反应了住户部门内部的抽肥补瘦。图中的“再分配流出/初次分配总收入”为“抽肥”部分的比重,它从1992年的3.8%增加到2008年的10.13%。“再分配流入/初次分配总收入”为“补瘦”部分的比重,它从1992年的7.57%增加到2008年的10.94%。17年间,“抽肥”的强度明显增加,而“补瘦”未能同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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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住户部门再分配资金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分额

 

  “补瘦”与“抽肥”两者的差额为外部对住户部门的净转移支付,差额收缩意味着再分配主要在劳动者群体内部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对住户部门的转移支付比重明显下降(见图3.31)。住户部门“经常转移的净流入/可支配总收入”从1992年的3.63%降至2003年的0.41%,到2008年也就回升到0.8%。可见部门间(即不同群体间)的“抽肥补瘦”功能迅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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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住户部门经常转移的净流入/可支配总收入

 

  收入两极分化主要是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间的分化。标榜“公正”,指望社会稳定的再分配却主要盯着劳动者内部。在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由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却从本来就少得可怜的3.63%降至微乎其微的程度,还呈现出指数下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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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住户部门各层次收入演化

 

  综上,住户部门各层次收入演化见图3.32。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初次分配总收入与可支配总收入曲线几乎重叠,这表明所谓再分配基本局限在住户部门内部,而收入两极分化本质上是资本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与依赖劳力为生者间的分化,表现在资金流量表上,是前述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与住户部门间的分化。而再分配对此间的分化几乎没有任何制约能力。

  作为住户部门收入的补充,家庭小生产的营业盈余比初次分配总收入小一到两个数量级,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绝对大多数,可见提高劳动报酬,是改善劳动者处境的根本。2004年后,家庭小生产的营业盈余明显增加,可见劳动者越来越多地依赖被视为落后的小生产为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1.3 收入分配格局演化:横向比较

 

  上一节逐一观察了国内各部门内部的分配资金流。从整个经济系统看,各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都汇集到住户部门,支付的税收都汇集到政府部门。此外财产性收支和经常转移收支在各部间形成资金流。由于这两类活动只涉及资金的流动,不涉及财富的生产与消耗,故从全局合计,收支相抵盈亏为零。部门间的这些关系反映为各个会计恒等式。由此,需从横向比较个部门的资金流,方可对经济系统收入分配格局有完整的了解。

  增加值

  增加值是当年全社会生产的可交易财富,是各层次分配的基础与起点。17年合计, 58.93%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创造,其次是住户部门,占28.44%,两者合计87.37%。然后是政府部门9.46%、金融企业部门3.18%。图3.33、图3.34为增加值及其构成的演化。数据显示,2003年后增加值开始迅速提升,而其部门构成虽有波动,却无趋势性变化,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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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增加值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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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增加值构成演化

 

  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来自各部门的增加值。17年合计,从全社会看,提供劳动报酬的首位是住户部门,占42.55%,其次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占41.68%,两者合计84.23%。再次是政府部门(13.75%)、金融企业部门(1.90%)、国外部门(0.12%)。图3.35、图3.36为劳动报酬及其构成的演化。这30年是中国迅速工业化的过程。然而从劳动报酬的视角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提供的份额,依然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份额相当,换而言之,工业化对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结构作用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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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劳动报酬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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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劳动报酬构成演化

(国外部门的比重太小,在图中反映不出来)

 

  数据显示,2000年以前,非金融企业部门占劳动报酬的份额呈萎缩态势,从1992年的44.67%一路萎缩到最低值34.01%(2000年),2004年回升到46.05%,以后又降至2008年的44.81%。与之互补,2000年之前,住户部门提供的劳动报酬份额扩张,此后则萎缩。1997到2003年间,住户部门一直是劳动报酬的首要提供者,2004年后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劳动报酬才超过住户部门。

  劳动报酬占本部门增加值的份额见图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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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劳动者报酬占本部门增加值的比重

 

  17年平均,份额最高的是住户部门,占83.85%,它反映住户部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主要是维持生计而非牟取利润。其次是政府部门,占80.68%。用企业经济分析的思路分析政府,总有些勉强,这个数据无非说明,人员开销在政府资金流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吃饭财政”。

  非金融企业的份额是39.26%,金融企业的份额是34.08%,这两类企业是利润的主要来源,故而压低了劳动报酬的总份额。

  前已说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是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亦是劳动者的主要就业场所。图3.37显示,17年来在这两个部门中劳动者报酬占本部门增加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由此可见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

  而在政府部门,这个比值从1994年的最低值62.91%跃升为2000年的95.07%,从1999年到2003年,这一比值一直维持在90%以上,可见官僚集团增加自己收入的意愿与能力之强劲。2004这一比值年突然降至76.12%,一年之内如此巨大的变化,从数据上看,源于劳动报酬下降了2.53%和增加值升高了17.27%。

  在金融企业部门,1992年这个比值为22.54%,到1997年迅速升至45.35%,5年间反翻一番,比政府部门上升更强劲,此后波动着下调,到2008年为29.10%。

  数据显示,从就业状态的角度,可将劳动者分为四类:家庭就业者、非金融企业就业者、政府就业者和金融企业就业者。显然从对增加值的分配角度看,他们排列出了弱、强势序列。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就业提供了两个总量统计数据,其一是从业人员合计,其二是职工人数合计。显然后者分享了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而从业人员与职工人数之差系自主就业,主要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对应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住户部门的生产性活动,分享由此获得的劳动报酬。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还提供了细分行业的职工人数,其中的金融保险业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金融企业部门口径相当,困难的是政府部门。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部门由各种类型具备法人资格的常住行政事业单位组成,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附属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但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附属的法人企业,这类企业划入企业部门(参见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赵春萍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部门账户的编制方法»)。

  但«中国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的职工人数统计只按行业分类,其中涉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行业,在2002年以前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社会服务业、其他等。2003年后改变了行业分化,涉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002年前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和2003年以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最符合行政事业单位的定义,不妨视其为窄定义的政府部门,而其他相关行业中既有行政事业单位,也有企业单位,不妨将其加到窄定义之上,视其为宽定义的政府部门。真实的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应在这两者之间,由于未找到更确切的信息,姑且估计为两者的均值(见图3.38)。由此估计,政府部门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平均在1.50%到4.78%之间,有较大可能在3.14%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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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政府就业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估计

 

  确定了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职工人数,其他所有职工,都归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由此,可估算出全社会就业结构演化(见图3.39)。(注:金融企业部门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太小,其最大值为0.43%,在图中为最上端的一条红线,很难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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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全社会就业构成演化

 

  数据显示,尽管17年间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家庭小生产仍是我国国民的首要就业方式,直至2008年仍占总就业的61.01%。2008年中国的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2年增长3.86倍,但家庭小生产占社会就业的份额仅下降12%。从民生视角看,中国仍是一个家庭小生产王国。

  由劳动者报酬和就业人数可算出不同群体的人均劳动报酬(见图3.40)。显然,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人均劳动报酬明显高于其他劳动者。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人均劳动报酬又高于住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2008年,以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人均劳动报酬为1,则非金融企业部门为2.0932、政府部门为9.1132、金融企业部门为11.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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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各部门劳动者的人均劳动报酬演化

 

  以家庭就业劳动者人均报酬为尺度,衡量其他各类职工的人均劳动报酬,结果见图3.41。数据显示,占职工绝对多数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人均劳动报酬有向家庭小生产靠拢的趋势,这证明了一个巨大后备“劳动力池”的存在,能有效遏制劳动报酬的上升。但处于特权地位的政府与金融企业部门,则明显扩大了与劳动者主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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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家庭就业劳动者与各部门职工的人均劳动报酬之比

 

  生产税净额

 

  参与增加值初次分配的另一主体是政府部门。各部门流出的生产税净额汇集到政府部门生产税收入项下,对政府部门而言,生产税收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绝对多数(见图3.42)。17年平均占到92.92%,最高达101.57%(1999年),2008年为91.37%。可见生产税收入对政府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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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政府部门生产税净收入/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

 

  生产税的来源构成见图3.43。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部门占生产税的绝对多数,17年平均占到总额的85.02%。其次是住户部门,占到9.67%,再次为金融企业,占到4.03%,至于政府部门自己仅占1.28%。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生产税由产业资本集团缴纳,由此可见它能有效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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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生产税净额构成

 

  图3.44为生产税的实际税率(生产税/增加值)。从政府的视角看,全社会生产税的实际税率在15%附近缓慢增高,1992年为13.12%,到2008年增至16.12%。从各部门的视角看,生产税的实际税率差异极大。17年平均,税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业(22.64%),其次为金融企业(21.53%)然后是政府部门(5.30%),最低是住户部门(2.05%)。可见生产税主要依靠企业部门。而住户部门的家庭小生产,不但劳动报酬微薄,提供税收的能力也微弱。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企业部门,其生产税/增加值大幅波动,反映了政府与金融资本间激烈的博弈。其结果,2003年后实际税率甚至低于90年代前期,平均税率则低于非金融企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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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4:生产税的实际税率(生产税/增加值)

 

  营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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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各部门业主在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营业盈余

 

  各部门的增加值扣除劳动报酬和生产税即为其业主在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营业盈余(见图3.45)。

  图3.46是各部门在营业盈余中的份额。非金融企业无疑是生产性活动的盈利主体,17年平均占到80%以上,1999年达到最高值94.67%,此后一路下降,到2007年降到最低点64.39%。与之相伴,住户部门的份额从1999年的2.17%扩大到2007年的22.04%。这反映了进入本世纪后,小生产在中国不是萎缩而是扩张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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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6:各部门在营业盈余中的份额

 

  财产性收支

  营业盈余是资本拥有者获取的生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则是因让渡自有资产而获取的非生产性收入(利息、红利等)。生产活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活动只是依据私有产权分配财富,因而财产性收入的另一面就是财产性支出,从全社会看,二者恒等。换而言之,财产性收支是资本集团依据产权对营业盈余的内部再分配。

  17年间累计财产性收支的分项平衡见表3.1。财产性净收入最大的部门是住户部门,净支出最大的部门是非金融企业部门。从分项流量看,利息占财产性收支的79.94%,红利占18.77%,两项合计占98.71%,其余诸项微不足道。

  表3.1:17年间累计财产性收支的分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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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门财产性支出、收入、净收入的演化见图3.47至3.49。数据显示,2004年前,财产性收支维持在一个大体稳定的水平上,此后则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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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各部门财产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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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8:各部门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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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各部门财产性净收入

 

  分项观察,利息占财产性收支的79.94%,为绝对多数,红利占18.77%,两者合并,共占98.71%。

  回顾图3.47,财产性支出主要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企业部门提供;而图3.48则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主要由金融企业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获得。图3.49则告诉我们,财产性净收入主要由住户部门获得,而净支出由非金融部门提供。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生产中重要的资金运行机制:金融企业部门将私人拥有的资金提供给非金融企业部门(主要是贷款,其次是投资),非金融部门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主要是利息,其次是红利),金融部门再据此向住户部门支付资金使用代价(利息或红利)。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 提供的这一图景使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这一机制的最大受益者是住户部门,这个部门的财产性净收入在2004年后明显增长,似乎在印证十七大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然而“私人银行业”的两份市场分析报告却打破了这个幻象。在随后的第二章里,我们将分析这两个报告及其数据。这里只需指出:据“私人银行业”的市场研究,不超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资产(“可投资资产”或“管理财富”),这意味着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其实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才是财产性净收入的主要获取者。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将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和在国民总数中微乎其微的资本拥有者统统放在“住户部门”中,是造成这个幻觉的根源。这两类人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事实上利益相左,价值观对立。而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调查系统却有意无意地含糊其辞,掩饰真像。

  图3.50是全社会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它反映了经济运行对于非自有资产的依赖程度。在90年代,营业盈余的70%左右经财产性收支再分配,进入本世纪之后,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2004年降至33.55%。可见相对于其生产需求,产业资本集团的自有资金显著加强,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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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全社会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

  各部门的财产性收支/营业盈余见图3.51至图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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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各部门财产性支出/营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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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各部门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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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各部门财产性净收入/营业盈余

 

  数据显示,财产性收支作用最大的是金融企业部门,其财产性收支导致的现金流远高于营业盈余,17年平均财产性支出/营业盈余为651.36%,且大幅波动,标准差高达480.18%。平均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为657.10%,标准差高达500.79%。然而其平均财产性净收入/营业盈余仅为5.74%,标准差为28.99%。这意味着财产性收支导致的现金流对金融部门影响极为重大,虽然它在其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很小。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后财产性净收入/营业盈余明显萎缩,反映了产业资本集团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大幅降低,使金融企业部门面对“金融脱媒”的问题,不得不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之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而财产性净收入/营业盈余最高的是住户部门。财产性净收入来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前已提及,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全部汇入住户部门。

  初次分配总收入

 

  财产性收支是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对各部门增加值的再分配,它不改变社会财富的总量,所以表一中“财产性净收入”项下合计均为零。各部门营业盈余经财产性收支调整即为初次分配总收入。

  增加值仅来自国内各部门,而财产性收支还涉及国外部门,即需对属于国外的财产支付利息、红利等,也因国内主体在海外拥有的资产而获取利息、红利等。因此,从总量上看,增加值加上对国外部门的财产性净收入,即为初次分配总收入。

  初次分配总收入的部门构成见图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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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初次分配总收入的部门来源构成

 

  按这样的分化,金融与非金融两个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都是业主的收入,它分为生产性的(自己组织生产)和资产性的(出让自有资产),但所得收入的法律依据均是资产的所有权。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来自两个依据,其一是行政权力(生产税),其二是财产权(财产性收支)。最为混乱的是住户部门,各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都汇集到住户部门,同时各部门的财产性支出,也有很大一部分汇集到住户部门,其原因在于这部分支出的获取者被划归住户。但同是依据财产权获得的营业盈余,却被分别划归其他部门。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同是货币,追求着不同的目标,因而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劳动者报酬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是社会购买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利润的主要来源;营业盈余和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补充资本,追求“以钱生钱”;政府部门的收入是行政机构运行的原动力,理论上应主要追求政府的政策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财政能力。因此从这个视角分解初次分配总收入,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系统运行的客观特征。由此得出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结构见图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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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初次分配总收入获得者结构

 

  可见17年间,资本所得与政府所得的份额交互扩张,2003年前,主导趋势是政府所得扩张,2003年后,资本所得的份额扩张明显。在此挤压下劳动者所得的份额持续萎缩。从1992年的59.88%萎缩至2008年的47.66%。

  劳动者所得并非全部转化为消费基金,一部分会转化为存款增量,从而成为逐利资金。一般说来,收入越高,转为存款的比例越大,越低则越是主要应付日常消费需求,前已指出,政府部门与金融企业的人均劳动报酬高于非金融企业,更远高于家庭小生产者。为了能更直观地观察消费基金的动向,有必要按部门分解劳动报酬。

  此外,从资本所得的视角,生产性收入和以利息为主的财产性收入亦有差别。前者直接投入企业,成为股权,期望更高的收益,也直接承受更大的风险;后者主要通过金融企业间接投资,收益与风险较低。

  为此,将上述两部分进一步分解,得出初次分配总收入的详细结构(见图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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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6:初次分配总收入获得者结构(详细)

 

  从消费资金的视角看,人均劳动报酬最低的家庭生产劳动者所占份额萎缩最快,从1992年的26.40%降至2008年的17.41%;其次的非金融企业部门职工所占份额亦在萎缩,从1992年的26.75%降至2008年的21.36%。而他们分别占全社会劳动者的61.01%和35.75%,合计占96.76%。换而言之,他们的劳动报酬影响着96.76%国民的消费能力。从逐利资金的视角看,资本所得(无论财产性收入和生产性收入)都补充了原有的逐利资金,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部门人均劳动报酬远高于上述96.76%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中必然有相当大的比例加入逐利资金的队伍。而17年间,资本所得和高薪部门劳动所得都明显扩张,使得补充逐利资金的资金流日益壮大。

  更关键的机制在于,广大底层劳动者过低的收入只能主要用于维持生计,消费资金积累能力微弱,而逐利资金则逐年加速积累,于是两者间的失衡不可避免地扩大。这是经济系统中一切困境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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