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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十三)

作者:王中宇 发布时间:2017-08-12 08:59:3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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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七章 蹊跷的药方

 

  媒体报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2011年3月19日,吴敬琏先生在会上警告: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会面临“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这让笔者大惑不解,今天的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结构都与1958年大相径庭,怎么能与之扯上关系?

  为准确理解吴敬琏先生的原意,笔者查找了不同记者的相关报道,发现报道的基本观点一致,都源于他2010年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一次报告«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原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注:下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吴敬琏先生原话,均引自此报告,报告全文见附录)

  7.1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的困境

  报告以“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开篇。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尽人皆知: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当局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策,以“扩需求、保增长”。吴敬琏先生在报告中指出,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报告对两难困境的描述符合事实,当局的财政、金融政策走在刀刃上,“左右不是人”。作为经济学家,最基本的学术职能是深入分析陷入这一困境的根源,据此方可提出应对之策。那吴敬琏先生是怎么分析的呢?

  7.2 货币循环:“饮鸩止渴”还是“抱薪救火”?

  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他(注:指凯恩斯)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

  可见吴敬琏先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将凯恩斯主义这种短期手段当作了长期政策。导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个货币现象,并非社会上真的缺乏需求,只是买不起罢了。问题的症结在货币循环,财政金融政策调控的对象亦是货币循环。因此理解经济困境,进行政策分析,其基础在于货币循环分析。

  第一编第一章已经深入分析过,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至少扮演两类角色:一类是追逐最终消费品;一类追逐利润,企望“以钱生钱”。过去三十年来,经济系统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是“利润极大化”,即经济决策的主要基础是评估资本盈利的可能性与风险。除了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外,推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都是利润动机,都通过利润将一部分货币转化为逐利资金。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于是,这两类货币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货币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进而决定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

  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均证实,利润极大化机制的长期后果必然是三大失衡: 1. 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 2. 产能与内需失衡; 3. 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

  这三大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超额发行货币作为危机爆发时的应急之策,但利润极大化机制使这三大失衡成为经济的体制性特征,这迫使各国经济管理当局将这一短期政策当作长期政策,结果导致第四大失衡:货币发行量与可交易财富失衡。这就是“两难困境”的根源。

  既然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期分析框架”,吴敬琏先生自然不赞成依赖凯恩斯主义。他提出的长期政策选择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他没有论述所谓“市场的综合调节”到底是什么,但利润极大化无疑是市场调节的核心机制,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动力。利润极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图将一部分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转化为利润,成为逐利资金的积累源。全社会数十年的积累过程,造就了上述三大失衡----这正是导致凯恩斯主义的根源。

  张维迎恰当地称凯恩斯主义为“饮鸩止渴”(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然而,不饮鸩止渴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经济系统注入超量发行的货币,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利润萎缩势将导致大范围的企业破产和民众失业,危及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正是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客观压力,迫使财政、金融管理当局不得不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吴敬琏先生指望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来解决问题,简直就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尚有一时之效,抱薪救火无异于直接跳崖。

  哪吴敬琏先生关注的“从长期来看”希望何在?凯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别管长远,只看眼前。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呜呼!

  7.3 混乱的“经济增长模式”分析

  为了给抱薪救火找出理由,吴敬琏先生提出“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学家,要显得言之成理,只能回避货币循环问题,另找由头。吴敬琏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这是主流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对这一思路的荒谬,前一章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吴敬琏先生是赞成“以人为本”的(见吴敬琏 周瑞金«关于拆迁问题的三点意见» 南方周末 第1348期2009年12月),然而,将“劳动”(也就是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与资本之类并列,可见吴敬琏先生的心目中,“以人为本”意味着人与资本一样,都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要素”而已,因而可用同样的尺度来度量、交换,也需按同样的原则加以利用,

  在他看来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症结在于: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

  这个逻辑很高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资本,资本家自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吴敬琏先生忽略了当局“招商引资”时强调的主要优势:大量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工。作为优雅的经济学家,媒体对血汗工厂的广泛报道也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只需将劳动与资本列入同一范畴,就可以作出“生产主要靠资本”的判断,连证据都无需提供。

  三十年前,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正是对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使当时的准资本家们得以运用“杠杆效应”,“空手套白狼”实现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历史的视角看,是政策取向导致了私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资本家在经济系统中的强势地位。至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正统理论,社会平均利润率引导着资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会吸引资本进入,反之则促使资本退出。所谓“生产主要靠资本”是一个逻辑上无法求证的伪命题。

  至于自然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注意,宪法里将“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从何而来?又凭什么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人靠握有自然资源而获得巨额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逻辑上有两个选择:或者捍卫宪法原则,分析违宪现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对策;或者主张修改宪法以适应现实,并论证其理由。有趣的是,吴敬琏先生计不出此,却给出了“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判断,并以此论证“自然资源所有者”理应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

  想不到吴敬琏先生对现有增长模式的分析竟如此混乱。逻辑上更混乱的是:当今困境的症结在于货币循环阻滞。而吴敬琏先生的分析却陷在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里,这个思路根本不涉及货币循环,岂非隔靴挠痒?作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当然知道马  克思的分析思路,然而他在文中写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结为“平均利润率递减规律”。我们的经验证明,资本积累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基础萎缩,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老板感到挣钱越来越难。这是货币循环领域的问题,与生产力无关。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从长期看资本投入必然会导致报酬递减,靠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迟早会碰到天花板。

  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该如何维持经济体的持续增长?熊彼得与索洛冀望于“创新”与“技术进步”,冀望于它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否提高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利用效率”,至今没有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调查了292个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索洛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计算机无所不在,除了在生产率统计方面(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Solow.Robert M.(1987)"We`d Better Watch Ou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v,July 12)索洛悖论其实是指“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二战后到70年代和90年代后半期是美国20世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据主流经济学界评估,在整个世纪的头60年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0%。从6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了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非常明显。但自7O年代开始,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尤其是在1970—1980年,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不足10%,在1985—1995年也相当低。(见许晶华《新古典增长理论50年:起源、发展和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No.6,2008)

  主流经济学界用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产出的变化。前一章的分析表明,影响产出的除了生产力外,还有货币循环领域与生产关系领域的因素。生产函数理论无视所有这些因素,只用要素投入来解释产出,其结论高度可疑。

  熊彼得与索洛的研究正是基于“生产函数”。如果说货币循环涉及的是“生产关系”,那生产函数涉及的只是“生产力”。靠对生产力领域的研究去解决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往轻了说也是逻辑混乱。然而就是这样的思路成了“新古典主义”的基石,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也统治着我国的经济学界,不背熟其中的教义,经济学科的学生就无法毕业。

  面对萎缩的国内利润源,在不根本改变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逻辑上有三条备选出路:或者靠增发货币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或者制造一个虚幻的笼子将这些逐利资金装起来,或者向海外谋求新的利润空间。

  事实上,这三条路都有人走过。

  巨额投资,其实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些贷款中许多成了呆坏账,一度造成各大商业银行的“技术性破产”,靠政府注资、将呆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才走出困境。作为借款者的各公司,其实是逐利资金拥有者。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看,呆坏账的主要根源是利润源萎缩。政府救银行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印钞票撒给逐利资金拥有者,以形成他们的利润。

  注意到以GDP为尺度衡量,工资总额的下降幅度远小于投资总额的上升幅度(见第一编第一章1.4节图1.9),这暗示我们,逐利资金的高速积累主要不是依靠压低工资,而是依靠银行的超额货币发行--银行对逐利资金的直接补充。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明明是因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足引爆了危机,而所有国家的救市措施都是向逐利资金的拥有者撒钱。其根源就在于庞大的逐利资金根本将不可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以推动其投资的利润。一万元钱洒给消费者,其中只有一定的比例(比如20%),会转化为逐利资金拥有者的利润,而撒给逐利资金拥有者,则全部转化为其利润。正是这种效率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政府的决策。

  从局部看,这种补充改善了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资产负债表,掩盖了本已存在的呆坏账,可以刺激新的投资,带来一时的繁荣。但从长期看,它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经济体中逐利资金与利润源的失衡,无异于饮鸩止渴。

  持续地注入超出可交易财富的货币,经济体中的货币向逐利资金高度集中,势必使逐利资金的拥有者成为焦躁的“老虎”,哪里能闻到利润的气息,资金必然蜂拥而至;哪里显出风险的信号,资金必然望风而逃。这就是“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根源。

  金融系统“创新”造就的股市和衍生品市场,其实就是用来装这“老虎”的“笼子”,将整个经济系统制造的、远超过可交易财富的逐利资金装起来,防止它跑出来造成经济危机。

  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要求有两个层次:最好能赚得利润,起码不要赔本。然而在货币存量与可交易财富迅速失衡的大背景下,从宏观上看,这根本做不到。这导致了微观层面激烈的竞争:看谁聚敛货币的速度能超过货币贬值的速度。“老虎”们在这里追逐的主要不是实体经济创造的利润(对其庞大的胃口而言,这根本不值一舔),而是相互撕咬。用经济学的文雅术语,叫“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

  伺候逐利资金这焦躁的“老虎”绝非易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其找到真实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它相信:有可能挣得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至少从宏观上能保障资金的安全,一旦发生损失,要能使它相信是自己操作失误或运气欠佳,决不能使其怀疑,这“笼子”其实是皇帝的新衣。

  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笼子”维护者的智商比“老虎”高出一个数量级。而在现实的经济体中,利益驱动使逐利资金能吸引一流人才,维护“笼子”的工作只能吸引二流人才。于是我们看到,次贷危机之前,能嗅出风险的是高盛,而非美联储。

  同样,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最受尊敬的不是雄踞于奥林匹克山颠的经济学大师,而是高善文。他靠多次准确预见股市的走势而在资本市场赢得了声誉,而他依凭的理论基础根本不是主流经济学。在2006 年4月7 日的主题报告《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中,他从逐利资金与实际资产的失衡开始自己的分析。而且对资产的定义,从盈利能力转向“稀缺性”,换而言之,他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拼搏,其目标并非真实的利润,而是与货币贬值速度赛跑。“笼子”与“老虎”间这样的智力水平对比,使“老虎”根本就不相信“笼子”的真实性,“老虎”们“玩的就是心跳”。

  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要避免“笼子”被击碎,唯有从经济体外部获得利润,这才能有效地应对内部的失衡,这是西方经济史清楚表明的。所有的先发工业化国家都曾面对严重的内部经济失衡,并导致社会动荡,都竭力向外扩张以获取外来利润,无论是早年的殖民主义还是后来的“全球化”,都服务于这个目标。其差异仅在于手段的直接还是间接;粗野还是文雅。即使文雅如今天的美国,其最终倚恃的也是全球最庞大的战争机器。

  这里我们看到,做为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告别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与事实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产函数理论替代了对货币循环的分析,似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依赖于货币循环,资本家不挣利润。似乎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自动解决货币循环的症结。

  在歪曲马克思分析逻辑的基础上,吴敬琏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托于“技术进步”与“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因此,我们需要观察“技术进步”和“中产阶级”这两个时髦的领域。

  7.4 “技术进步”?

 

  主流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寄以厚望,它甚至成了经济管理当局政策选择的基石之一。逻辑上可以讨论,技术进步能否够提高生产率。但它却与货币循环的症结无关,它不涉及货币向资本积累的经济机制。又怎能克服货币循环系统的问题?

  哪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根源何在?吴敬琏敏锐地点出了“19世纪末期”。在这个时代,对马克思理论最大的质疑在于: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温床,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其实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82年,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恩格斯是个严谨的学者,当他称英国是“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时,决非“愤青”的情绪化之言。事实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正是外部资源的流入,使英国资产阶级有条件减轻对本国工人的剥削,正是大范围的殖民地贸易,使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使英国可以超量发行货币而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杰文斯的描述揭示了英国“绅士风度”的另一面:它建立在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压榨的基础上。

  于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也出现了另一面: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吴敬琏先生主张靠技术进步来解决经济困境,从历史经验看,这无异于指望依靠技术优势来获取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在国际化的产业链中占据最丰厚的“利润池”,借以汲取外部资源;使国内货币的覆盖范围超越国界,以维持超发的货币与可交易财富间的平衡。当年的英国不过1000万人,使其国民资产阶级化的代价是:包扩4-5亿中国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沦为“苦力”。

  而今中国有13亿人。使13亿人资产阶级化,需要多少外部“苦力”?他们在那里?当今已经资产阶级化的民族就有7-8亿人,他们早已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为他们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挣来一堆外汇,还要换成他们的国债,让使他们可以滥发钞票而不至于通货膨胀,让他们可以维持11.8倍于我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把我们引导到这般的境地的著名学者,如果做起了当年的英国梦,就应该分析论证其可行性与实际的道路。顺便提醒一下,分析时别忘了,历史事实是,列强们垄断国际贸易的第一步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无敌舰队”,靠炮舰政策。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标准下的“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唯一成功的经验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比较一下德国、日本与印度、拉美就明白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梦想,就应该用完整清晰的逻辑和确凿的证据,论证技术进步如何能解决货币循环的死结。

  7.5 从传统视角看“中产阶级”

  面对社会对两极分化的忧虑,主流经济学家曾大谈所谓“中产阶级”,称社会中贫困和富裕者皆应是少数,大多数人口是“中产阶级”,这样的“枣核型”结构能导致社会的稳定。直到2011年4月4日,许小年还在媒体上发文«我们需要枣核型社会结构»,称:“稳定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

  中国是否存在两级分化,至今没有共识。对广大公众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主流学者们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根本否认存在两极分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就直言:

  “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朱红军《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观察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基础。传统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都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阶级”的概念即由此而来:“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的人们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一视角有悠久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一封信》1852年3月5日)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是从这个视角分析中国的,他把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并列分析。在中国的土地改革时期,就根据土地占有量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等阶级,而其间的界限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人为确定的。

  从这个视角观察问题,需要了解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民中的分布状态。然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的数据。在经济现实中,私人资产已经大幅度提升,导致了为富人理财的“私人银行业”迅速膨胀。为了找到自己的市场所在,这个行业必须摸清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两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出现在网上。其一是《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招行与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11月)。

  招行报告关注的是“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所谓“可投资资产”是个人投资性财富的总量,它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下同)、债券、基金、保险、银行理财产品、离岸资金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等;不包括自住房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等资产。

  这里的“可投资资产”大体覆盖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欠缺的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接近“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分布的数据。

  而波士顿报告关注的是“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所谓“管理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直接或间接持有通过管理投资的股票、以及在岸和离岸资产。不包括投资者的自营企业、住宅和奢侈品投资。不知其是否包括招行报告中提及的“保险、银行理财产品”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

  总体上,两个报告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大体覆盖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两者的数据有差异,但走势一致。在找不到更严谨的数据条件下,这两个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从前述视角对社会的分层做一个粗略的观察。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将正面分析这两个报告及其数据,这里先引述分析结论:

  表2.1:社会各阶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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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表明:从资产分布的角度看,社会两极分化极为显著:“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总共占人口的0.23%,却占有了84.9%的生产资料。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看,社会被掌握在0.23%的人手中,这个群体共有303.9万人。不妨将这个群体统称为“有产者”。即使其中的“中下层”,其人均资产占有量也是“下层”人均值的1,310.62倍。于是这个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性收入”。

  与之相对应的是“无产者”群体,他们占国民的99.77%,却仅占生产资料的15.1%。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资性收入”为生。

  “有产者”群体的行为受“利润极大化”原则的指导。结果占国民的99.77%的“无产者”群体的就业空间,受制于“有产者”群体的盈利空间。而“利润极大化”导致资本相对于“工资性收入”高速膨胀,导致社会购买力越来越难于满足实业资本的胃口。受制于实业领域日益有限的盈利空间,资本越来越转向“虚拟经济”,导致“无产者”群体就业空间的进一步萎缩—结果就是经济学中的悖论:资本与劳力的双过剩。

  计算、分析显示,尽管两个报告的数据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亦即控制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资产的比重亦微乎其微。从资本的视角看,相对于大资本家,他们那点资本还不够一舔;相对于全体国民,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社会两极分化过程只会持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必然降到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升入大资产阶级之列。指望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何异于指望镜花水月?

  7.6 从时髦视角看“中产阶级”

  而今毛泽东的视角不时兴了,对“中产阶级”出现了各种时髦的定义。“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了。

  其中最搞笑的可能是王朔,他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见 «中国中产阶级真相» 科学投资 2003年第6期)按照这个标准,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产阶级。当年,大多数农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据此划入“中产阶级”,然而红军、解放军一来,他们却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这支无饷可发的军队,成了让蒋介石头痛的“人海战术”中的一员。

  王朔是个小说家,不能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之。学者吴敬琏是这样定义“中产阶级”的: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吴敬琏«中国该如何面对中产阶级?»凤凰网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吴敬琏使用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定义,只定义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各类专业人员”,并具体举例为:“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这个定义跟本没有涉及国民的生产资料占有状态。现实中,这些人员的多数靠工薪为生,而非靠财产性收入为生。吴敬琏的定义还不如网民们的定义更接近事实--“小资”。

  吴敬琏对“技术进步”的期望与“中产阶级”紧密相关: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

  这个论证的隐含假设是:拥有知识和技术就能成为“专业人士”。而现实是,大学毕业后就业都困难,成为“专业人士”难度更大。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就业机会取决于资本盈利的机会,无利可图,那个老板会雇人?不排除一个新技术造就一个新企业,带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总就业量受制于总需求量,总需求量受制于社会购买力,这是个货币循环问题。除非改变货币循环机制,否则,一个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兴起,必然导致其他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衰败,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容量。

  事实上,在资本主导下的技术进步,一定不会违背控制总成本这个原则,其结果是“机器替代人”,于是,新增一个“专业人员”岗位,往往减少许多简单劳动岗位。个专业人员的工资可能远高于简单劳动岗位的工资,但资本家算总账一定要使总收入的增量高于总成本的增量,结果相对于产能,全社会工资总额更可能是下降而非增加。

  这里我们看到吴敬琏先生的一个重要技巧:用微观分析的思路代替宏观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里,这个技巧被反复运用。在利润极大化的大背景下,微观合理性有助于改善个体在竞争中的地位,却无助于改善宏观上的货币循环。用微观视角替代宏观视角,甚至用商业营销语言替代学术分析语言,到底是出于视野卑下,还是故意为之?

  至于被吴敬琏隐藏在“中产阶级”中的“经理人员”,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钱,不分红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称为“铁公鸡”(见朱宝琛«铁腕治理“铁公鸡” 监管层力促多项分红新政出台» 证券日报 2011年03月24日),这样的“经理人员”与吸血鬼何异?一度甚嚣尘上的MBO说白了是“经理人员”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称这些人为“中产阶级”,以为他们不同于“权贵阶层”,简直就是笑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其专制独裁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权贵者。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向社会要求权势的口实。他们治下的员工,有几个敢跟他们讲“民主”的?你还要不要端我的饭碗了?将“经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教学科研人员”混为一谈,也不怕低了他们的名头!

  其实,他们的专制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和“经理人员”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黑窑事件、13连跳事件,将利润极大化机制血淋淋的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会面前。

  吴敬琏引证道:“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正是经理人员的“创新”,“经理人员”的贡献就是利润极大化,他的“贡献”越大越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货币循环失衡。吴敬琏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指望扩张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模式能将中国引向何方?

  7.7 药方:政府、企业与市场

  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来掩盖当前经济系统的症结--货币循环阻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企业一词在英语中为“enterprise”,它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盈利的工具”。

  “利润极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目标”,多年来,这既是主流的理论,也是基本的现实。“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这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基本现实,导致了我们今天面对的货币循环困境: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低下。

  然而吴敬琏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还不够自由,政府管得太多。他以“大家”的名义提出四条意见: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  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政府确实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的长期滞后是其明显的表现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本应分析这现象的原因,只有事实判断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然而,他到此为止,转而讲起了“破”、“立”问题: “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回避对事实判断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国策建议,难免让人疑惑。如果吴敬琏先生引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事实,那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欠账源于地方财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导向的三十几年中,地方国企纷纷陷入困境,然后在“陈卖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产权明晰”成了资本家的私产,为数不多的国企,大多是央企。靠“陈卖光”们和MBO诞生的新生资本家,与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恰如吴敬琏先生是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指望这样的体系能保障地方财力,岂非白日做梦?

  聪明的吴敬琏先生将矛头一转,指向了中央财政:“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中央财政当然有值得检讨之处,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嚣张的富豪、阔绰的官僚和破败的学校与贫困的大众。社会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财政窘迫,靠卖地维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财力是遏制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础。先让地方财力陷于被富豪绑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速度,靠卖地度日;再向中央财力发难,吴敬琏先生意欲何为?2010年,借助日本核事故而炒起的盐荒再次证实,资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逻辑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幸好盐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盐业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如果政府行为受制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他们又岂能放弃这聚敛货币的大好时机?而这对国民意味着什么?网友们生动地答道:“盐荒子孙”。这与“大核民族”成一佳对。

  在吴敬琏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资源配置”莫过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篇第一章1.1节图1.5显示,在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务于社区就业的集体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个体经济也在下降。惟独以利润极大化为宗旨的“其他经济”(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迅猛扩张。饶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莫非让资本家控制整个经济,才能令吴敬琏先生满意?在这样的状况下,货币循环只会迅速锁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这却是吴先生留给政府的职责。到时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会不会以“无能”为由,要求更换执政者?由此看来,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义深可怀疑。

  7.8 学者的“普世价值”

  为了让市场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吴敬琏先生给政府开的药方中,设置了诸多限制。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戒律,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财富控制权力”(哈耶克语)。据说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状态,这个判断能成立,以下两个前提至少需要满足其一:或者,私人资本均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或者所谓“看不见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考诸现实,若相信前者,非迂即伪;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释资本的指数增长与社会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事实上,连亚当•斯密对此也不托底,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句话犯了众怒。曾有主流经济学家回应,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此言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专业定位于“科学”—回答事实判断问题。

  致力于事实判断的科学,其学术规范是“真实”。这要求科学家不被价值倾向左右,不陷于“主义”之争,彻底地直面现实,用完整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揭开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今的圣之时者们爱讲“普世价值”,对科学家而言,直面现实,一切论证只基于事实与逻辑,就是科学家的“普世价值”。与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讼棍……,唯独不能称为“学者”。有趣的是,这些角色那个都比学者挣钱多、势力大,却都有动机将自己打扮成“学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学者型官员”,商人要打扮成“儒商”,为此不惜购买甚至伪造学历,似乎一纸证书就能让他们变成学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

  学者作为具体的个人,难免有价值偏好,比如马克思就公开宣称,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而今偏好何种价值,站在那个立场,钟情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别人无由置喙。但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必须遵循科学家的“普世价值”。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切与推崇,从未成为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只来自事实与逻辑在他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是论证的结果而非起点。恩格斯则不避讳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没有一丝“为尊者讳”的意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学术界,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

  然而吴敬琏先生的论证,回避完整清晰的逻辑,搅乱不同领域的问题,混淆微观与宏观,回避基本的事实与证据。由此作出的“事实判断”与科学的学术规范不相干;据此提出的国策建议,背后明显是资本家集团的私利,却要包装成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工作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辩护。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网看看公众的评论,这很难不让人想鲁迅对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乏”,和古人的词: “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

  附录:吴敬琏: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0月07日 01:00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2009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

  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

  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

  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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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

  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

  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

  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

  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

  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

  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

  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本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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