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九）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

　　2012年 3月15日第一稿 2012年 7月10日第二稿 2012年 11月20日第三稿 2014年 5月31日第四稿

　　第二章 “胀”“缩”之争的背后

　　多年来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将会通胀还是通缩一直争论不休。正如前面提到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的表述：“通胀通缩一线天”。

　　通胀派、通缩派都在权威机构工作，都是业内专家，都有言之成理的论据。通缩派主要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分析；而通胀派则从货币供应量进行分析。

　　那公众该相信谁的判断?

　　2.1 “高达18%的货币供应量”

　　通胀、通缩显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面对“高达18%的货币供应量”(同上)，自然要担心通胀。

　　我国曾长期被视为一个“金融抑制”的国家，《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1985年我国广义货币M2仅占当年GDP的54.17%。当时，理论界的主流意见是“加强金融深化”。进入90年代，我国的“金融深化”发展得相当快，用GDP来度量M2，表现了这一进程(图2.3)。面对巨大且(相对于GDP)高速增长的货币发行量，央行的忧虑不无道理。

图2.3、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

 　　然而供应的货币去了哪里?央行的统计口径中，广义货币M2被分解为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三部分，用GDP衡量，广义货币M2的构成演化如图2.4。

图2.4、细分的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

　　数据显示：主要用于交易媒介的M0与GDP大体同步增长，而构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求的准货币则高速扩张。这表明银行系统供应的货币大多数被存储起来，追求以钱生钱。可见，货币供应并不直接转化为购买力。

　　基于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

　　“M2的增长主要由于储蓄和企业定期存款增加所致，由于被迫性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国内的资金过剩成为长期现象，国内物价总水平不可能长期上升，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反而应当高度警惕通货紧缩问题。”(杜亦 «央行报告反复斟酌通缩 货币政策遭遇两难境地» 经济观察报 2005年12月18日)

　　李扬其实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他的分析止于“被迫性储蓄持续大于投资”。没有进一步分析储蓄为何无法转化为投资，更没有分析过剩的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的原因，却得出了“应当高度警惕通货紧缩”结论，于是逻辑上成了“资金过剩”→“通货紧缩”的悖论。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逻辑上只能是“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2.2 “产能过剩的忧虑被夸大”？

　　在自由市场上，决定价格的是供需双方的平衡。尽管国家发改委在2005年 1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有个11行业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发改委：11个行业产能过剩状况一览» 中国设备网 http://www.cnsb.cn/html/news/64/show_64796.html)。但仍有不少学者或当事人坚称，产能过剩是“假象”，“产能过剩的忧虑被夸大”。(«媒体称中国不会重演日本悲剧 产能过剩被夸大» 中国日报网 2010年01月15日)

　　前已反复证明，相对于高速扩张的产能，我国的国内需求一直在相对萎缩，造成了我们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这些年，弥补内需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出口。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演变（见图2.5）说明了这一点。

 　　图2.5、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表明，进入本世纪后，国内产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高速增长，2006、2007两年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消费市场的依赖！如果是日、韩之类的国家，这条路或许还能走下去。而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这条路怎么可能走下去？这些年国际贸易争端愈演愈烈，那些以“贸易自由主义”诱使我们洞开国门的发达国家，已经向我们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盾牌。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7年达到峰值104.76%后，即快速下行。可见依赖出口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可见，有效需求不足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笔者一位在企业界工作的朋友，历数一连串行业，告诉我，其中少数几家企业的生产能力就够满足全中国的需求。统计数据证实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感受。

　　2.3 通胀、通缩？艰难的选择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20年中演进的两个相关的过程：

　　其一，用GDP作尺度衡量，货币供应量显著上升，而劳动者收入下降，逻辑结论只有一个，大量的货币被当作资本储藏起来了。这导致了国内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资本的萎缩。

　　其二，大量资本的积聚推动了高强度的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国际市场成了弥补内需不足的缓冲池。直至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弹，内需不足的矛盾才清晰地暴露在国人眼前。

　　这两个过程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银行系统发行的货币，其主体已经演变为资本;资本的第一属性是赢利;而赢利要求降低成本、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必然降低劳动者所得，从而导致国内社会有效需求萎缩;增加产出则导致扩大供应。于是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社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

　　我们已经看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并不是货币政策，而是目前社会要素配置的基本准则----资本利润极大化。正是这个准则将越来越多的货币变成渴求利润的“老虎”----资本；同时却使社会消费的有效需求日渐相对萎缩，而这又正是利润的来源。

　　正是这只“老虎”将货币政策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央行采用“松”或“紧”的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回笼货币，肯定会加剧已经大面积存在的存差(因为银行放贷更加困难)。央行数据显示, 1991年后，(存款-贷款)/GDP(当年价)高速上升，到2009年已达60.06%(见图2.6)。为如此巨大的沉淀资金支付利息，迫使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膨胀。

图2.6：(贷款-存款)/GDP(当年价)

　　如果央行降低利率，放出货币，肯定会刺激新一轮投资狂潮，狂潮过后则是“尸横遍野”，过去20年，社会的供需矛盾正是在这一轮轮狂潮中恶化的。别忘了，“老虎”还呆在银行里是因为有国家信用这个“笼子”，一旦供需矛盾恶化到不可收拾，“笼子”将被打破，占广义货币六成以上的准货币将力图冲出“笼子”，抢购一切它认为能够保值的东西。这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无论那种情况，都是社会无法承受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易纲所说的“一线天”。

　　发改委宏观院的报告认为：“低通胀已成为一种内在性长期趋势。”从我们的经济结构看，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分析其“主要原因”时，报告却列举为:

　　一是高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及其不断扩散，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效益提高，物价走低;

　　二是全球化过程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节，使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明显提高，拉低物价水平;

　　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明显增加了全球的供给量，使物价总水平增长放慢。(发改委宏观院 «下半年可能出现轻度通缩» 国家信息中心 中经要报 第4期(总第398期) 2006年1月23日)

　　将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归咎于技术进步和经济运转的合理化，其隐含的理论假设是什么?如果此论成立，我们还搞什么“创新型国家”，还搞什么“要素配置合理化”?

　　2.4 谁来平衡“利润极大化”机制

 　　面对可能的通缩，因该采取何种措施?

　　过去20年，常见的反应是放松银根、放宽投资限制。其隐含的理念是“投资制造需求”，国民经济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投资波动来驱动。这种政策短期内会造成“繁华盛世”的幻象，其长期后果则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其实，许多这种政策的鼓吹者，心里完全明白其后果，但他们自认为有能力成为“繁华盛世”的受益者，而将成本推给社会。如此之多的明星官员和企业家卷款外逃，就是明证。

　　既然通缩的根源不在货币政策，靠货币政策来反通缩注定无效。决定货币政策的，应该是其他政策目标。

　　发改委宏观院的报告除了建议“适度放松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

　　“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对投资需求不是刺激，而是适度抑制，防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但要重视改善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继续严格控制过热行业、形象工程的信贷投放，适度收缩城市基建和高速公路的信贷规模。”(同上)

　　这些政策建议并非针对其报告中罗列的三项“主要原因”，而是针对供需失衡，说明了报告作者心目中的症结所在。

　　2005年11月8日，中国证券报发表李军杰的文章《目前应促进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主张：扩大消费者特别是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建立惠及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消费预期;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作者将这一切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这些政策建议让人想起凯恩斯。仔细想来，凯恩斯的药方无一不是针对“利润极大化”这一准则。既然“利润极大化”机制是造成困境的根源，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又不可能废除这一机制，为了社会的整体生存，就必须有另一机制与之抗衡。控制论先驱坎农在《躯体的智慧》中提出了“拮抗机制”的概念，凯恩斯主义正好与“利润极大化”机制构成一对“拮抗机制”。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得以立足的深层根源，也是西方人喜欢将自己的社会称为“混合经济”的原因。

　　看来，要理清中国经济的脉络，还需要研究一下凯恩斯。然而了解一点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的源头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所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清晰的逻辑思路，到凯恩斯那里变成了费解的数学公式。马克思开的药方是废除资本主义，而凯恩斯开的药方是饮鸩止渴。

　　而我们某些研究通缩/通胀的学者，只埋头于CPI(消费者价格)、PPI(生产者价格)，其视野与股市炒家相距几何?

　　第三章 “刺激内需”—可行的方略？

　　1998年后，“刺激内需”开始出现在文件、媒体、论文上，到金融海啸爆发，“刺激内需”几乎成了政、学两界的共识。想当年，日本陷入衰退，西方学界几乎一致呼吁日本“刺激内需”，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也非日本人，所以姑妄听之而已，无暇深思。只是记得，日本刺激的效果是“失去的十年”。而今轮到我们中国“刺激内需”了，这迫使笔者要想明白，这内需何在？如何刺激之？

　　一个经济体系，它的最终消费者是两个部分：居民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因此，观察两者的货币收入，是观察内需的入口。

 　　3.1 货币收入：消费能力的硬约束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历年的财政收入，它是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暂不考虑国债)。

　　中国居民在统计上被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他们的收入分别由统计局城调队和农调队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货币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包括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所有的现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人均值乘以相应人口即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货币收入总量。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居民部门购买潜力。

　　由此可以观察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见图2.7)。

　　数据显示，2004年后财政收入就大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这年底农村居民为7.57亿人,占总人口的58.24%。即财政收入超过了我国大多数人口的现金收入，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扩大。

 图2.7：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

图2.8：总收入在财政与居民间分布的演变

　　数据显示：1985年前农村居民所占份额呈上升态势，而此后陷入了持续的下降，1996年后下降明显加速。

　　城镇居民是这一过程的首先获益者，在2004年以前，所占份额持续上升，此后所占份额开始下降。

　　1978年，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既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又高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此后持续下滑，到1995年见底。此后财政收入的份额稳步地加速上升

　　由此，自90年代中期以后，潜在购买力增长最强劲的是财政，城镇居民占潜在购买力的份额已达顶峰，显出下调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所占份额最小，且仍在下行过程中，尽管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2009年仍占53.41%）。

　　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但货币收入并不等于消费支出，所以进一步需观察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3.2 消费支出：谁更敢花钱？

 　　政府

　　由财政收支的顺逆差可观察政府支出的松紧。由于建国60年来，财政收支大体呈指数增长，为便于历史比较，我们来观察收支顺逆差/财政收入(见图2.9)

图2.9：历年顺逆差/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80年代以前，顺逆差大体相当，1950-1982年，顺逆差的绝对值/财政收入平均为3.6%，政府在努力维持预算平衡，“既无外债，有无内债”是当时政府追求的目标和自豪的宣示。从1979年到2009年，31年间，除1981、1985、2007三年外，全为逆差。其间顺逆差合计/财政收入合计为-7.26%%，最大的2000年，赤字竟高达18.6%，表明政府在长期实行赤字财政。

　　财政顺差意味着政府有资金积累，逆差则意味着债务积累。图2.10为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它客观上会影响政府的开支能力：累计的顺逆差/财政收入越是大的正值，政府越有能力超支;相反，越是大的负值，政府就越要顾忌还债负担。

图2.10：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1953-1962年，因急于工业化，财政累计顺逆差大幅增加，1962年达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46.97%，此后厉行增收节支，财政上追求“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到1978年累计顺逆差缩减为当年财政收入的-10.01%。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财政，199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突破上次峰值，次达到-50.25%，但随后几年，政府不但没有收紧支出，反而加速超支，到2003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竟高达-81.96%，此后再度厉行增收节支，到200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降至-38.41%。但2009年由于靠大幅度财政支出以“救市”，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再度下行。

　　由此可见，政府的开支倾向于超出其收入，但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过大又迫使政府压缩赤字。目前政府正处于需要压缩赤字的阶段，但疲弱的社会需求又迫使政府加大支出。

　　居民

　　«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组统计。对城镇居民，可用于观察其货币收支平衡的数据有“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则有“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由此，可计算出两者收支盈余/收入(见2.11)

图2.11：城乡居民货币收支平衡

 　　数据显示，不同于政府倾向于赤字财政，城乡居民力图扩大收支盈余。在可得数据的时间范围内，城镇居民始终保持收支盈余，且逐步增大其占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农村居民由于货币收入低下，直到1999年始终无法达到收支盈余，奇怪的是，到2000年从前一年的-5.59%一跃而达10.13%，令人怀疑是统计方法或口径变化所致。此后盈余占现金收入的分额在10%附近波动。

　　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的憧憬。数据暗示，老祖“耕三余一”的境界是城乡居民本能的追求，与寅吃卯粮、负债消费的美国人相比，在消费上显然更保守。

　　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不同，“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不仅包含生活消费支出，还包含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进入本世纪后，生活消费支出仅占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的60%左右。

　　由此可见，政府倾向于，也有能力“超前消费”；农村居民刚摆脱入不敷出的境地，结余有限；城镇居民则偏好积蓄，进入本世纪后，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靠工资性收入为生,他们结余货币的能力有限,而后边第三编第一、二章的数据分析揭示:不到1%的国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他们控制着超过99%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见这里看到的，城镇居民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其内部有复杂的而巨大的差异，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结余能力远不及此；而那不到1%的富豪，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的结余资金，这些资金的需求不是消费，而是以钱生钱。

　　居民的结余，逻辑上会转化为银行的存款。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这个指标在1996年以前尚被分解为“城镇储蓄”、“农户储蓄”，而1997年后无此分解。所以笔者无法分别观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储蓄的近期演变，只能观察笼统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演变，看它如何能转化为内需。

　　3.3 居民储蓄：追逐的是商品还是利润？

　　刺激内需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巨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逼出来，使之成为消费资金。当初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改革，背后即有这个考虑。这一构想隐含地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视为暂存的购买力。

　　图2.12为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1981年到1996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率的平衡位置在30%--35%之间;1996年后，亦在12%--20%之间，远超过GDP 的增长率。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6.077万亿，相当于当年GDP(24.66万亿)的76.58%。哪怕动员居民花掉其中的1/10，也将近2008年GDP的8%，又何愁“保八”?

图2.12：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

　　事实上，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启动内需”，专家们就盯住了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想方设法要将其逼出来。当时的三招是：房改，迫使居民动用储蓄买房，以提升房地产业；医改，迫使居民花钱，以提升制药产业；教育产业化，迫使居民为子女的前途出血。

　　这三招的效果现已经清晰地摆在国人面前,住房、医疗、教育被国民视为“三座大山”，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胡、温政府被迫为此向社会做出了政治承诺。“三座大山”迫使居民未雨绸缪，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于是本欲逼出的消费能力不见踪影，持续的内需不足导致整个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城乡居民储蓄增长如此高速，却无法引导其转为内需?统计所得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居民的暂存购买力?

　　上一节我们分别计算了城乡居民的货币收支平衡。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来自城调队、农调队的入户抽样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可信，则所得人均值分别乘以城乡人口数，就是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逻辑上，当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增量不可能大于其货币总盈余。农村居民在多年间现金收支为赤字，姑且假设凡出现赤字的年份，均不计入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即假定农村居民的赤字不依靠其城镇亲友的盈余弥补。这样计算出的总盈余逻辑上应不低于实际的总盈余。

　　由此计算出的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见图2.13，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年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高于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

图2.13：城乡居民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增量

　　进一步计算可发现，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部分自80年代初高速增加，在1988年至1996年间，竟超过了150%！（见图2.14）换而言之，这期间的存款增量中，有六成不来自居民的货币收支盈余。

 图2.14：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份额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居民储蓄存款并非单纯的暂存购买力。这期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出现了大量化公为私的创举，这才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的主要来源。有能力由此分一杯羹的，只是有权有势的一小撮人，他们的消费需求早已满足殆尽，他们的主要渴望是，以钱生钱，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无论怎么刺激内需，这类存款都无动于衷，唯有盈利机会才可能引导它们行动。

　　这类存款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媒体曾广泛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359倍。（见«城市人贫富差距有多大» 2004-08-05 新华网）

　　可惜这类统计没有列入常规统计范畴，无法得到同一口径下的时间序列数据，笔者无法据此分析居民储蓄存款的结构演变。然而，一些可得的数据提示我们，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自1999年后并未缓和，反而强化了。如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就在持续扩大（见图2.15）。

 

图2.15：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

　　其实更大的分化发生在老板与打工者之间、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由此可估计，金融资产集中态的势极，可能比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发现的更极端。于是，极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指望“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启而不动的内需与上串下跳的资产价格从旁印证着这个判断。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储蓄，除了备急、养老之外，谁在花钱时敢不计后果，“过把瘾就死”？

　　3.4 结构：消费与出口

　　之所以要“刺激内需”，是因为出口受阻，造成相关产能闲置，大量工人失业。然而，即使能突破上述种种客观制约，将内需刺激出来，就能为相关产能提供市场吗？

　　《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了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来观察表中的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见图2.16)

 

　　图2.16：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

 

　　数据显示：消费构成与出口构成差异极大。消费构成的第一位是其他服务业，占到总消费的35.23%，却只占总出口的0.78%；出口构成的第一位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总出口的42.35%，却只占总消费的4.98%。

　　消费构成的前三位：其他服务业、 食品饮料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占到消费总量的56.63%，而这三项在出口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仅2%；

　　出口构成的前三位：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业占到出口总额的66.01%，而它们在消费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足5%。

　　可见，即使能够刺激内需，也根本无法有效利用因外需不足而过剩的产能。

 

　　3.5 “发展”：主体是谁？

 

　　当年“刺激内需”未能让日本经济复苏，看来并非偶然。而今我们的经济学家又祭起了这个当年无效的法宝，由此可见学界对西方权威理论的盲从。学术刊物上相关论文大多从某个权威理论出发，利用一堆数学公式推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政策建议”，却懒得直面统计数据，正视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这让人感到悲哀。

　　数据告诉我们，除政府外，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资本拥有者，他们最大的需求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农村居民有真实的消费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正是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导致逐利资金瞄上了海外市场，导致中国经济依附于美国，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以赚取绿色bill为“发展”目标。而海外市场要求的行业结构迥异于国内消费市场，于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发展”，与国民需求渐行渐远，却去迎合靠借贷泡沫消费的西方需求。

　　而今泡沫破灭，海外市场萎缩，我们又不假思索地举起“刺激内需”的旗帜，似乎无人注意其中明显而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日本前车之鉴犹在，岂不令人忧虑？

　　数据告诉我们，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政府，政府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中心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银库里的绿色bill？是豪华的公务消费，还是转移海外的寓公？毫无疑问，13亿国民，960万平方公里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才是发展的主体。从这个出发点，才有可能讨论中国经济的真问题。

　　(待续：第四章 就业困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