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四十二 | 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陪记者吃的竟是一顿忆苦饭

　　张钦礼冤狱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在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陈健欣慰地说，群众为他平反了。

　　周原、陈健夫妇送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张钦礼路遇老乡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四十二）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十章 患难见真情

淡如水，浓于血

说到张钦礼，绕不过去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就是新华社著名记者周原与陈健。周原，本书前面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陈健，早在1949年即为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对河南几十年来的政治“翻覆”有着很深的体味。

　　这夫妻二人不仅是张钦礼后半生坎坷命运的见证者，而且也是一直对张钦礼冤案仗义执言、奔走呼号者，更是从张钦礼问题切入、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入思考者。

　　周原、陈健和张钦礼之间的情谊不是私谊，而是在发现、塑造、弘扬、捍卫焦裕禄精神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友谊和战友之情。他们由相识到相知以至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全都出自公心，来自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2016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发现焦裕禄》三集电视纪录片，片中再现了央视采访周原最早发现焦裕禄这个典型的过程：周原与张钦礼18个小时的长谈，并没有影响到周原的独立思考。

　　周原觉得，张钦礼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还要再深入了解。为了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拉着张钦礼去了张钦礼蹲点的张庄，验证他的为人、作风和群众关系，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从而推断出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以相信。

　　首先是在张庄村口，遇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能够通过话音听出是张钦礼，然后，周原目睹了老大娘颤巍巍地伸出手，让张钦礼走近一点，摸着他的脸，说他瘦了，而张钦礼则伏下身子，就像儿子贴在母亲怀里一样的感人场面。

　　接着是中午吃饭时因老百姓端上的鸡而发生误会，最终误会冰释，反而进一步证明张钦礼尤为可敬。

　　这次发生在张庄的“戏剧性”验证，是张钦礼赢得周原信任的基石。

　　而随后周原因焦裕禄大通讯被揪斗逃脱、东躲西藏时，在农民的草庵里奋笔写下了7000字的长文，详尽有力地驳斥那些信口雌黄的诬蔑，这种临危不惧、捍卫真理和正义的品格，又使张钦礼将其视为知己。从此两人就以“焦裕禄”为媒，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健与张钦礼的相识相知，虽然有周原这个桥梁，但高级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决不会取决于亲友、甚至丈夫或妻子的判断。与周原一样，同样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也算夫唱妇随，周原采访过焦裕禄之后，兰考也就成了陈健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常来常往。

　　当时，兰考条件很苦，风沙、盐碱、内涝严重，农民很苦，机关干部的生活水平也很低。张钦礼和她都是掂着饭碗到食堂排队打饭，大家吃啥他们吃啥，不搞一点特殊。

　　一天，有人提醒张钦礼：“新华社的大记者来了，再怎么着，也得招待一下，吃顿好饭。”

　　张钦礼点头答应，并告诉了陈健，准备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她。让人想不到的是，张钦礼给陈健端上了一盆蒸红薯叶，说：“这蒸红薯叶用蒜汁一调，滴两滴香油，好吃的很哪！你尝尝，咋样？”

　　陈健吃了，连声夸赞，“好吃、好吃。”

　　这顿饭成了陈健从事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招待饭。

　　更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陈健采访离开兰考时，张钦礼陪她吃的竟是一顿忆苦饭，昔日兰考人在灾荒年景吃的糠菜窝窝头和能照出人影的瓜菜汤。张钦礼还振振有词地对她说：“你是人民的记者，为人民说话；俺是百姓的地方官，为群众办事。不论啥时候，咱们都要和群众心连心哪！”

　　光阴如梭，转眼40多年过去了，陈健每每谈起张钦礼那顿别具一格的饯行饭，就会忍俊不禁。

张钦礼与周原、陈健，正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恰恰是这种君子之交，在生死关头才可以将生命相互托付。

　　焦裕禄通讯发表时间不长，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他，张钦礼就经常被采访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而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却很少露面。

　　张钦礼觉得这不仅是他对焦裕禄的一种态度，很可能包藏有更深的心机。一天，他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当时陈健也在兰考采访，周原便把纸条拿给陈健看。纸条上写的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这马上引起了周原、陈健的警觉。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仍心存惊惧。是多疑？还是兰考的政治生态太过恶劣、周××等人太过阴险？

　　正是这张纸条，把周原、陈健的目光由焦裕禄事迹报道引向了长期关注兰考、关注张钦礼命运，并以此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

　　张钦礼的惊惧很快得到了验证。从“文革”之初的1966年下半年对焦裕禄大通讯的疯狂攻击，对穆青、周原、张钦礼的揪斗，到1967、1971、1977年三次对张钦礼所代表的捍卫焦裕禄精神的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清算，直到张钦礼被判刑入狱13年、出狱后又以“刑满释放犯”的身分悲惨生活13年，甚至到2004年张钦礼逝世，这个斗争仍未完结。

　　周原、陈健也一直近距离地观察着兰考政治漩涡的每一次波澜，持续不懈地为张钦礼的不白之冤、为屡遭迫害的兰考党员干部仗义执言、奔走呼号！

　　1981年，张钦礼入狱不久，陈健即对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进行调查并写成稿子，要向中央反映河南问题。她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认为问题太过重大，要陈健手抄一份直接送胡耀邦。

　　手抄件内参是新华社诸多种类中等级最高的内参。

　　陈健反映，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

　　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据说，有13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10.7万。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

　　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再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省委负责同志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

　　陈健指出，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

　　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1981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

　　其纪要摘要如下：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

　　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认为，……“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

　　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

　　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

　　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

　　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指出：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这个会议精神是不是与陈健的内参有关，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其基本精神应该是一致的。但正是这份大得人心的中央文件，又使多人遭遇厄运。在河南，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

　　王启德，已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在狱中罹患癌症，出狱后去世。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重用、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后来，胡耀邦曾当面指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要求解决河南清查工作中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那两位领导同志在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这些老干部平反。

　无独有偶。遭此劫难的还有林县修红旗渠的英雄们。兰考、林县是毛主席、党中央表扬过的两面红旗。1972年11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中就提出要保护这两面红旗，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但在这次“清查”中，当年9个红旗渠特等劳模有4个被迫害致死，剩下几个仍然背着“三种人”的罪名。

　　穆青曾把遭到残酷迫害的任羊成请到北京，问寒问暖，热情款待。他得知任羊成被赶回老家后生活十分艰难，临走时送了一袋大米和一袋白面，让他与受迫害的劳模们春节包顿饺子。为此，遭到林县个别领导的不满和攻击。

　　穆青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送给任羊成的一些米面，林县竟然有人不悦。我看后实在生气！这样一位修建红旗渠的特等劳模，生活有困难，粮食都不够吃，我帮助一下有何不可？而他们身为林县的干部却不闻不问。别说像任羊成这样的人民功臣，就是普通群众难道能让他们挨饿受冻吗？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穆青又专程到安阳接见过遭受打击迫害的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王师存、郭秋英，详细倾听了劳模们遭受迫害的诉说。

　　安阳市委宣传部为了获取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写了一本林县红旗渠的报告文学，要求穆青作序。穆青认为该书后半部分没有写出红旗渠及其修建者的真实现状。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问他（求写序言的人——笔者注）了解不了解林县的情况，知道不知道原来跟随杨贵建红旗渠的一大批干部劳模，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至今未能平反的事？他说不清楚。我给他讲了一些情况，最后说，此问题不解决，此序我不能写！”　　1999年1月5日，穆青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同陶鲁笳、杨珏、李琦等同志一起写了一封给江泽民、胡锦涛的信，主要是为林县红旗渠劳模们平反的事。

　　1978年秋，林县由于杨贵的问题，把一大批当年跟随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统统打成“杨贵帮派体系”，撤职的撤职，无职的开除党籍，当年最著名的特等劳模马有金、路银、常根虎都被迫害致死，活着的任羊成、郭秋英等至今仍含冤蒙屈。

　　前几年我写了一篇任羊成的文章（指“两张闪光的照片”——笔者注）引起林县当权者的不满，直到前年江泽民去红旗渠视察，指名要接见任羊成，才不得不使他露面。去年秋天，我同杨贵一同去林县，许多劳模要见我们，林县还在阻挠，除任羊成外，别的人就是见了也不许见报，不许上屏幕。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旗渠的故事片。中央和河南省都在号召发扬红旗渠精神，而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还蒙受不白之冤，实在不可思议！

　　我上书中央，就是为了声张正气!

张钦礼的冤案不平，周原、陈健的奔走就不会停息。

　　2002年1月，陈健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经其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了中央。

　　陈健指出，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1957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

　　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陈健说，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

　　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在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陈健欣慰地说，群众为他平反了。

　　周原、陈健夫妇送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申诉》上网后，在得到广泛关注和转载的同时，一位署名“伍参哲”的网友则从另一角度对这个长达2万多字的申诉报告做出如此评价：这篇《申诉》以生动的笔触和催人泪下的情节，深情赞颂了张钦礼，首次点名揭露控诉鞭挞了那些当年的迫害者，其勇其情，感人至深，令人起敬。

　　但是，作者把英雄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为建国后毛主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就大错特错了，以至使整篇行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又令人十分遗憾。

　　这个网文，对《申诉》所表现出来的“其勇其情”评价至高，对《申诉》所涉及的基本内容亦充分肯定，批评意见只是在对造成张钦礼冤案的政治大背景的分析。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有兴趣者自可以自行探究。但周原、陈健夫妇与张钦礼之间的情谊则是有目共睹、日月可鉴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