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二十八 | 为何不向省里报告？他说“怕与河南的浮夸风沾亲带故”

        那是1963年的秋天，刘建勋、姚依林一同来兰考视察，焦裕禄、张钦礼等人带路。当时，兰考除“三害”工作刚刚开始。他们看到，这一带到处是盐碱窝、沙荒、沼泽地。

        家家户户破屋陋院，百姓缺吃少穿、面黄肌瘦。见到上面来的人待理不理、表情呆滞。10年过去了，兰考变了，变得美好起来。这不正是由精神变物质了吗？不用听汇报，前后一对比，一切一清二楚。刘建勋、姚依林边走边谈，交口称赞。

　　第二天，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视察了92里长、5至10里宽、横贯兰考东西的清故道淤区。

　　在这个淤区里，兰考人民修建和改建了青龙岗、茨蓬、曲楼、梨园、水牛叫、李家滩六座桥闸，利用600个流量的三义寨渠首闸、15里长的总干渠，有计划、有秩序地引出黄河水，浑水进去，清水退出，周而复始，在这个清故道的主航道上，造下了9.2万亩良田。

张钦礼路遇老乡亲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二十七）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七章 丰收的金秋

黄河故道变新颜

引黄灌淤治理沙碱荒地，老灾区变成鱼米之乡的成功，使兰考很快成了新闻单位的关注热点。

　　三义寨公社稻改成功，被誉为“兰考的江南”，兰考人吃上大米饭了；大付堂削平村北2000多亩“火沙岗”，改造村南3000亩盐碱地，把5000亩“望天收”变成了旱涝“双保险”，向国家交售爱国粮百万斤，被命名为“兰考的大寨”。如此等等，经报纸、电台报道，很快引起河南省委的重视。

　　刘建勋为兰考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大而惊奇。他派农委张子英、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赵玉昂到兰考调查“鱼米之乡”、“锦绣江南”一说。如果属实，以点带面，推而广之，对河南农业生产的推动将不可估量。

　　张子英、赵玉昂没有层层通知、自上而下地“调研”，而是一竿子插到底，到社队、村庄、田间亲眼查看，在兰考一连调查了8天。可谓是见人就问，遇事就记，满载而归。

　　那时，对于上边来的干部，全部是在社员家里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按照一家一家轮流，轮到谁家是谁家的办法解决上边来的干部吃饭问题。下一个来了，接着“轮”。如此循环往复。

　　一般情况下，村干部家不参加“派饭”，也不与上边来的干部一起吃饭。原因是，这样社员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上边的干部反映情况，有利于听到真实的声音。

　　一天，二人来到赵王河淤区的刘楼大队。中午吃“派饭”时，房东给他们端上了大米饭、白面馍，还炒了两荤两素四个菜。二人很不好意思，还担心是不是大队干部特意安排，就说：“你给我们做这么好的饭菜，不合适。”

　　房东说：“张书记领俺有白天没黑夜地干 ，把俺的盐碱地都淤成了良田，现在大米白面已经不算啥稀罕东西了。不信，吃了饭我领你们到各家走走看看，谁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生产队还专门留了储备粮。”

　　8天下来，二人由衷地感叹：“千真万确，兰考确实大变样了。”

　　临走前，他们找到张钦礼，说：“兰考这么典型，你咋不向省里写个报告呢？”

　　张钦礼说：“通常有两种工作方法。一是先报后做；二是先做后报。先报是设想、规划，不是现实；先做后报，是现实不是设想。设想带有很大估计性，又怕与河南的浮夸风沾亲带故。所以我们就采取了先做的办法。”

　　“张书记太谦虚了。不过也有些自私了。”张子英卖个关子说：“谦虚也不能把兰考人民创造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私产，捂住不对外宣传，你是怕人家学会超过你呀？”

　　一句话把张钦礼说的大笑起来，连连说：“哪里，哪里！主要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二人回到郑州后，向刘建勋作了汇报。刘建勋高兴得连连叫好。他要亲自看一看兰考的巨大变化。

　　1974年9月初，商业部部长姚依林要到兰考检查工作，刘建勋说，我正好也想到兰考看看，我陪你一起去。随行的有省委副书记王维群、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周泉、黄河河务局局长刘一凡、省林业厅厅长张自修以及农业厅等负责人。

　　刘建勋说：“钦礼带路，我们先看陇海铁路两侧淤区，从西头开始往东看，看到与民权县交界。”

　　张钦礼说：“我给你们当向导，到哪里查看你们定。”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首先来到三义寨公社。社员们正在忙着准备秋收。一望无际的稻田金黄金黄的，粗壮的稻子穗大粒饱，压弯了腰，一派丰收景象。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见到上级领导，热情地鼓掌欢迎。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走过来，跟社员群众握手、了解情况。　　刘建勋问一位老农：“哪村的？你们这里以前都是啥地？”

　　“俺是朱庄村的，这里原先是盐碱地、沙土窝、苦水坑（内涝坑里是碱水，一股苦味）。”

　　“过去你们主要靠什么生活呀？”

　　“靠晒盐、熬碱过日子，很多人外出逃荒要饭。”

　　“现在呢？”

　　“现在好了。自从引来黄河水淤地，涝坑淤平了，沙荒碱地上厚厚压上一层黄河淤泥。在上面种庄稼可好了，地壮得很，头一年不用上粪。”

　　“黄河泥淤有多厚？盐碱能不能再泛上来？”

　　“平地淤两尺多，涝洼坑有大腿深，大水坑更深，盐碱泛不上来。”

　　“如今粮食够吃不够吃。”

　　“够吃够吃。如今是大米、白面吃不完。家家都有余粮，队里还有储备粮。干渠一放水，带来不少鱼活蹦乱跳。一捞一大筐，大人小孩吃个够。老几辈子，也没有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刘建勋、姚依林开心地笑了。

　　刘建勋问队长：“你这稻子一亩地打多少斤？”

　　“俺这稻子亩产都在六百斤以上。有的能打一千多斤。”

　　“种稻技术都能掌握吗？”

　　“自从张钦礼书记从信阳找来技术员，给俺们传授种稻技术，从育苗、插秧、田间管理到收割，俺队种稻能手全拿，一路通。”

　　“公粮重不重？”

　　“俺这儿是老灾区，没多少公粮，不重。”

　　“当前农民还有啥要求？”

　　“想要麦稻脱粒机，想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解决忙不过来的困难。”

　　“我记下了。兰考人民干得好哇！只要你们大干，省委就大力支持。”

　　姚依林和省委领导们拿着稻穗，掂量着、查看着。情系兰考百姓的姚依林极为感动，对张钦礼说：“钦礼，兰考变了，你们这个老灾区变成鱼米之乡了。经验值得推广。”

　　这一天，刘建勋、姚依林等，顺着明代黄河故道南大堤，视察了三义寨、城关、仪封等地。所到之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好庄稼。

　　他们来到仪封公社圈头大队的李寨，地头扎着自行车，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青年，精神焕发，喜笑颜开，见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热情地倒开水，留吃饭，问长问短……姚依林触景生情，问道：“建勋同志，10年前咱一起走过这条路吧？”

　　“对，姚部长的记性真好！”

　　那是1963年的秋天，刘建勋、姚依林一同来兰考视察，焦裕禄、张钦礼等人带路。当时，兰考除“三害”工作刚刚开始。他们看到，这一带到处是盐碱窝、沙荒、沼泽地。

　　家家户户破屋陋院，百姓缺吃少穿、面黄肌瘦。见到上面来的人待理不理、表情呆滞。10年过去了，兰考变了，变得美好起来。这不正是由精神变物质了吗？不用听汇报，前后一对比，一切一清二楚。刘建勋、姚依林边走边谈，交口称赞。

　　第二天，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视察了92里长、5至10里宽、横贯兰考东西的清故道淤区。

　　在这个淤区里，兰考人民修建和改建了青龙岗、茨蓬、曲楼、梨园、水牛叫、李家滩六座桥闸，利用600个流量的三义寨渠首闸、15里长的总干渠，有计划、有秩序地引出黄河水，浑水进去，清水退出，周而复始，在这个清故道的主航道上，造下了9.2万亩良田。
第三天，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视察了赵王河淤区。赵王河以前是一条排涝河。1932年6月21日，黄河洪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在四明堂村北决了口，冲了千亩大的一个大潭坑。群众的传言是：六月二十一，黄河漫大堤；先淹考城县，再淹小宋集……洪水过后，这一带成了飞沙不毛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号召沿黄人民修堤筑坝，保证了黄河几十年的安澜。但汛期一到，这里仍然是堤里堤外腹背受敌。河床高、滩区低，漫滩水上来，就会把黄河大堤淹没半截，连取土都没有地方取，是黄河大堤有名的暗险工。　　如果黄河再在这里发生意外，不但兰考首当其冲，更重要的是山东省40个县的人民生命财产将付之东流。

　　这个淤区位于兰考至山东东明两县交界处。在兰考境内西起四明堂，东至吕堂，30里长；南起官庄，北至东明的三春集，18里宽。兰考境内面积4万来亩。如今这里到处是农桐间作、稻谷飘香。

　　姚依林感慨地说：“1963年我来到这里，是焦裕禄、张钦礼带路。当年，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沙滩，风沙刮得睁不开眼。村边有稀稀拉拉的几株葛条，没看见庄稼。

　　10年后的今天，沙荒不见了，如今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好庄稼。兰考自然面貌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群众有了吃、有了穿。丰衣足食，人民就会拥护共产党。兰考县委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

　　张钦礼说：“兰考的变化，是上级正确领导的结果。省委刘建勋书记、王维群书记多次亲临兰考指导工作，关心支持兰考，给了兰考很大帮助。”

　　刘建勋笑着说：“兰考的成绩和焦裕禄同志分不开，和钦礼同志分不开。省委当然是支持先进的，党中央、国务院也是支持兰考的。周总理亲自接见你张钦礼，这不是对你的支持？”

　　“钦礼，你先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吧。”姚依林说。

　　“我们利用兰东干渠放几十个流量的黄河水，先淤四明堂大潭坑。不到一个月时间，四明堂大潭坑变成了大土堆；后来，我们用黄河淤泥在黄河大堤打了个100公尺宽的子堤，加固了黄河堤防；再往后，我们准备用自流放淤和提灌放淤两种办法，在这里淤个三里宽、五里长的人造高滩。造上林、住上人，黄河就再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张钦礼介绍了兰考的做法和以后的想法，接着说道：“这样，虽说不是一劳永逸，也算得上百年大计。”

　　姚依林听完张钦礼的介绍，激动地说：“你们干得好！不但关心兰考人民，还想着山东百姓。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

　　当天下午，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又视察了明故道准备淤区。张钦礼详细地介绍了准备改造这一淤区的设想方案。

　　他说：“明故道在兰考境内，西起二坝寨，东至民权县的坝窝村，全长45里，宽14里，在兰考境内面积6万多亩。明代黄河在兰考境内行洪百余年，河床泥沙沉积形成悬河，故道河床高出故堤外地面10余公尺，无法自流灌淤。我们本着先易后难再攻坚的方案，把明故道的改土工作放在最后，准备直接从黄河里提100个流量，日夜兼程，昼夜苦干，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个沙荒地改造任务。这个计划完成下来，可以平均压上一至半公尺厚的黄河淤泥，让飞沙永远飞不起来。”

　　“提灌站你准备放在哪里呢？”刘建勋原来在广西工作时就是水利方面的专家，有的放矢地问道。

　　“提灌站的站址选在了王善人庄。这个地方提水方便，用水有保证。”

　　“明故道六万亩的改土任务，用不着一百个流量的提灌站吧？”刘建勋又问道。

　　“我们主要是想快一点。这里的群众看到人家淤区长出了好庄稼，大米白面吃不完，都说眼里馋、心里急。他们常找到县上，问啥时间轮上他们。物资设备啥都准备好了。”张钦礼解释道。

　　接着，他又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况且，运动时常有。运动一来，给苦干的人安上一个罪名，砸上脚镣、戴上手铐、绑上绳子斗得死去活来。到时候就是想干也干不成了。所以，我们只想往前赶，快点干。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

　　刘建勋听了，点了点头，深深地为张钦礼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姚依林对张钦礼说：“钦礼同志说的有道理。你们的想法太可贵了，按你们的计划干吧！我们支持你们。”

兰考的大寨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离开黄河故道继续前行，张钦礼指了指前面一个村庄，说：“前面是堌阳公社大付堂大队。”

　　大付堂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大队，1500多口人，5000多亩土地，人均3亩多，高于全县人均占有土地指数。只是这地不争气，其中2000多亩是不成庄稼的沙岗地，人称火龙岗；另外3000亩为盐碱洼地，社员叫它是老龙腰。

　　引黄灌淤之前，这5000多亩土地，只占土地指标，不见农业收成。解放前，大付堂的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与逃荒要饭有关。即使解放后，也基本上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贫困队。

　　“就是那个被誉为‘兰考的大寨’的大队吧？”刘建勋说。

　　“是。变化最大的应该是这个村子了。”张钦礼回答说。

　　“那就介绍介绍你们兰考的大寨吧！”王维群饶有兴致地说道，“让大家听听是怎么‘变’过来的。”

　　随行的樊哲民给大家做了简单介绍。

　　这个大队的变化是从引黄灌淤开始的。看到其他社队通过引黄灌淤把沙碱地变成良田，大付堂不论是队干部，还是普通社员，都是眼见心热，悄悄打听他们的“火龙岗”、“老龙腰”能不能也淤成良田。

　　老支书陈玉忠说，有啥能不能的？关键是看咱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干劲。只要以大寨为榜样，大干苦干，没有办不成的事。时任党支部书记杨世森拍板：向村北的火龙岗、老龙腰开战！

　　开始时，也有人感到岗高、沟深，工程量大，提出能不能弄台推土机？

　　老支书陈玉忠说：“推土机，人人有，就是咱全队男女劳力一双手。”

　　他们是农闲时大干，农忙时见缝插针干。冬天地冻一尺多厚，铁锨挖不动。杨世森到铁业社定制20把20多斤重的大抓钩，掀开冻土层干。前头挖岗填沟，后边跟着平整土地打机井。

　　经过两个冬春，硬是把“火龙岗”建设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过去几十斤，一跃达到上千斤。随后又挖河筑坝、修桥建闸、引黄灌淤，把村南的3000亩盐碱洼地，淤成了肥沃良田，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由缺粮变余粮。

　　这年一个麦季就向国家交售公余粮48万多斤。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实现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1968年8月7日，兰考县委、县革委在大付堂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命名大付堂大队为“兰考的大寨”。

　　刘建勋瞅瞅姚依林，说：“咱们去看看‘兰考的大寨’吧。”

　　姚依林连声说“好！好！”

　　“钦礼，‘兰考的大寨’这个名起得好，我们就是要用先进典型引路来指导工作。”刘建勋说。

　　张钦礼见刘建勋、姚依林对“兰考的大寨”很感兴趣，接着介绍道：“这个大队通过学大寨，不但生产条件得到彻底改善，解决了吃的问题，而且国家、集体、社员群众三者关系处理的也很好。去年全年向国家交售爱国公余粮100万斤。社员平均口粮500斤，储备粮30多万斤。他们还在可分配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三作为合作医疗费，大队有保健室，生产队有保健员，百姓有个小病不出村就可以医疗，而且全免费。”

　　“这个大队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还有什么？”刘建勋问道。

　　“那他们可就多了。”张钦礼回答说，“队办工业有日产6万块砖的24门大轮窑一座。还建有面粉厂、桐木加工厂、畜牧场。畜牧场养马100匹，个个都是膘肥体壮。工牧业的收入与农业收入持平。”

　　“钱多了，分配问题就容易突出起来。这个大队的分配工作做得怎么样？”刘建勋问道。

　　“这也是杨世森十分注意的问题。”张钦礼回答说：“大付堂收入分配的办法是：粮食按人口，钱按工分。社员们感觉公平，就没那么多‘事儿’，心齐，更好办事。这个大队连年没有一起刑事案件。干部是吃饭靠劳动，工作尽义务，是俺县脱贫致富的一个好典型。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加上干部群众革命化。”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听了介绍十分高兴。他们见到60多岁的老支书陈玉忠。

　　陈玉忠介绍说：“咱脚下原来是啥庄稼都不长的盐碱滩，现在可是标标准准的淤土地呀！这3000多亩，稻麦两季每亩至少能见1000多斤，这是在手心里攥着哩！好的稻子一季亩产就1000多斤。那2000多亩沙岗地现在是水平梯田，农桐间作，实现了园田化，也是亩产千斤以上的稳产高产田。光这，每年粮食总产不能低于500多万斤！我们还大力发展队办工业、畜牧业，实行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县上命名俺大队是‘兰考的大寨’，大家伙的劲头更大了。”

　　刘建勋、姚依林越听越高兴。刘建勋说：“听说你们队养了一百匹马，能领我们瞧瞧吗？”

　　陈玉忠说：“好！咱这就去。”

　　来到大队畜牧场。那么多高头大马，真壮观哪！刘建勋高兴地数了起来，1，2，3……99。

　　刘建勋说，“不够100匹呀！”

　　饲养员王天福说：“有一匹母马，刚下驹，在饲养室里没牵出来。”

　　刘建勋到饲养室一看，果真不假。刘建勋高兴极了，笑道：“现在是101匹了。你们把这些马养好，再把民兵训练好。打起仗来，可以武装一个骑兵连哪！”

　　姚依林握着陈玉忠的手，说：“大付堂大队农林牧副各业兴旺，不愧为兰考的大寨。”刘建勋说：“报社应大力进行宣传。”

　　陈玉忠说：“宣传了。俺大队8月7号命名的，8月19日《河南日报》就宣传了。表扬俺队三年大干，还清了以往欠国家的贷款，超额完成了国家粮棉油征购任务，成倍地增加了公共积累，还向国家提供了240多万斤商品粮。那篇文章俺村上不知道学了多少遍。连《人民日报》和广播上也都宣传了。俺队现在是报上有名，电台里有声，可抖气了。”

　　刘建勋瞅了瞅杨世森和陈玉忠，又瞅了瞅张钦礼、潘子春等人，说：“老陈、小杨呀，你们成了大寨式的大队了，钦礼给你们披红戴花发证书；如果兰考成了大寨县，我们省委给你们县领导披红戴花发奖状……”

　　快人快语的潘子春说：“刘书记，俺打保票，不出十年，俺准把兰考建成一个大寨县。戴不戴光荣花都可以，只要管住孬人不给俺们带脚镣手铐就行了。”

　　潘子春的话尽管有些不合时宜，但并不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这是兰考县委这班人历经多次磨难总结出的心里话。他们要求不高，只要能为党工作就行了。他们希望一直关心支持焦裕禄和兰考人民的刘建勋书记管住那些整人专家们，以便让他们放开手脚，把兰考建设好。

　　1978年，因受张钦礼“莫须有”罪名的牵连，大付堂老支书陈玉忠被批斗致死，杨世森被撤销了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开除了党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