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女工

　　口述：方桂美 摄影：孙树清

已有32年工龄的方桂美（右二）现在是车间的教练员。他正在向别人传授经验。

​ 　　我12岁进纺织厂做工，到现在已经32年了。今天，像我这样年龄和遭遇的女工，都知道解放前我国纺织女工​的命运是多么悲惨。那时，工厂的设备一般都很简陋，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设施。像我们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在空气污浊的车间里工作12个小时，常常连一口水都喝不到。工厂里还普遍采取歧视女工的做法，如女工的工资比男工低；女工不许结婚，否则立即开除等等。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已经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工不敢结婚，有些结了婚后也了敢声张，至于生了小孩子，不是上工时把他们锁在家里，哭闹挨饿，就是送给别人，骨肉分离。

北京第三棉纺织厂6000多名职工中，妇女占三分之二。

​ 　　我们工人阶级这种痛苦生活，直到1949年解放时才终结。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就着手制订了许多保护妇女的法津和制度。1954年，我国颁布的宪法上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国家为妇女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敞开了大门，就拿我们北京三棉纺织厂来说，建厂16年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已增加到6000多名，女工就占70%。我们女同志在享受各种政治权利上和男同志是完全平等的。工厂每周都有定期的政治学习，帮助职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经常学习时事，使我们关心国内和世界大事。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1954年，我从一个普通的女工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厂里有医务室，车间有保健站，保障女工们的健康。

​ 　　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我们厂里，从厂一级到小组，都有妇女担任领导干部，女工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就更多了。二十多年来，我担任过车间工会副主任等职务，目前是织布车间的教练员。这个工作要求把我经验教给年经工人，并帮助同志们解决生产上的疑难问题。我感到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因此更努力做好工作。

工厂为职工设有托儿所，孩子的妈妈可以安心劳动

​ 　　在工资待遇上，体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只是根据工种和熟练程度不同稍我差别。像我丈夫，和我在同一个厂当工人，他每月工资76元，而我的工资是78元。为了照顾我们妇女生理上的特点，国家还在劳动保护条例中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女职工比男职工提前5年（55岁）享受退休待遇；女工怀孕后期，就减轻工作或在工间休息1小时；产后有56天假期，工资照发；产满后，每天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有2次给婴儿哺乳的时间。

男女工可自愿参加政治与技术学习班。

​ 　　我们厂有设备比较完善的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孩子满56天后，就可以送进哺乳室，直到7岁入学，都可以放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抚养教育。另一方面，国家还提倡计划生育，工厂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成绩也很显著。

全厂各级组织都有妇女担任领导工作。这是厂革委会副主任王策（左）和女工们谈心。

　　​ 平时，女工的身体健康也经常受到关怀。像我们纺织厂，每年国家都要专门为女工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格检查，发现有病，就及时治疗。1961年，医生发现我有肺结核，工厂就立即送我到北京附近的一所工人疗养院养了4个月，直到治好病。住院期间，工资照发，我只缴部分伙食费，其它医疗、药品、营养食品等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这是厂里设立的孕妇休息室。

　　​ 同男职工一样，我们女工享有参加各种政治、文化技术活动的机会。这样，在时间上和处理家务上有矛盾，怎么解决呢？我的体会是，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我和丈夫就是这样，平时谁有空，谁就多干些家务。因此，这些年来我能坚持读完工厂业余学习班的全部课程，从一字不识到看书、读报、写信。

在方桂美的家里

​　　方桂美的三个儿子在上学。由于学校和家庭密切配合教育，孩子们都在健康成长。方桂美的三个儿子在上学。由于学校和家庭密切配合教育，孩子们都在健康成长。

　　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所有做父母的人最关心的。我的三个男孩子都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和中学学习。我对孩子的成长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和解放前不一样，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教育人的大课堂。学校和家庭针对他们的特点，互助配合，加强教育。学校和市、区还有各种组织孩子课余活动的场所和活动，像劳动、参观、文娱、体育等等，再加上一些内容健康、教育意义大的电影、青少年读物，更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从他们身上，我这个做父母的，看到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文章来源：《人民画报》197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