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十六 | 1966年数万传单：穆青是黑帮，焦裕禄是毒草，张钦礼是扒手……

　　他（杨捍东）用调查来的大量事实材料，对污蔑攻击大通讯的谎言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张钦礼是革命干部，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十六）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四章 历史的颠倒

发祥地的惊天大逆转

　　张钦礼对于焦裕禄去世后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焦裕禄通讯一发表，张钦礼主动到兰考“四清”分团向周××和秦××请示汇报，看如何组织收听和全面深入学习宣传焦裕禄事迹的问题。秦××不屑地说：“我们是来搞‘四清’的。我的‘四清’工作队员每天都忙得很，没有时间收听和学习。”

　　秦××、周××的消极态度，也令许多记者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纷纷向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作了汇报。穆青听了，十分生气，说：“不像话，一点也不像话！这是在干扰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的工作。”

　　穆青将此事告知了河南省委。刘建勋立即通知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和秦××、周××等到省里开会，汇报学习焦裕禄的情况。

　　周××找到张钦礼说：“这下可好了，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省委叫汇报学习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情况哩，改变兰考面貌，谈何容易。我得要点东西，给焦裕禄补窟窿，我给省委写报告要500台八匹马力柴油机，5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

　　周××首先发言，他说：“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是他改变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个头，他就死了。……兰考这么穷，又没啥成果让人参观学习。咋办呢？我们急需上级的扶助、支持。不然，我可没本事来填这个坑。”说完，把向省委要的物资申请报告递了上去。

　　接着，秦××发言，内容仍然是焦裕禄来兰考时间短，能做出啥成绩？兰考人穷得两人伙穿一条裤子，张钦礼的介绍有水分，新华社的报道不真实……。

　　同去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常在一旁默默地做着记录。

　　刘建勋说：“目前，学习焦裕禄有三种情形。一是带着深厚的感情，积极认真地学……；二是随大流，搞形式，走过场；三是不但自己不学，还散布流言蜚语，说长篇通讯《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

　　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从来没叫过苦，从不向上级伸手要东西。你们可倒好，张口就是500台机器，5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全省那么多县都像你们，省委怎么受得了？告诉你们，省委没有这些东西给你们！”

　　刘建勋继续批评道：“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只是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开好头就不得了。焦裕禄改造兰考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清福？有的人老说人家穷的两个人伙穿一条裤子。

　　这种现象即便是有，也是个别现象。只要我们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努力去工作，我相信这种个别现象是会很快解决的。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当县委书记的应带头宣传学习，应看到这是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强大动力，现在全国都在学习。

　　省委下了通知，做了决定，身为开封地委宣传部长自己不学，还指责长篇通讯，干扰别人学习，干扰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的工作，这可是严肃的政治态度和组织观念问题。”

　　这时，张申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刘书记，兰考县出现个焦裕禄典型，是我们开封地区的光荣，请省委领导放心，回去马上组建学习焦裕禄领导班子，把学习情况及时报告省委。”　

　　汇报结束，出了省委大院。周××回过头来对随行的张明常说：“今天的事你都知道。回去后不要给任何人讲，你要拿党籍担保。”　　秦××和周××认为是穆青和张钦礼向省委告了他们的状，才使他们挨了批评。对张钦礼的仇恨又进一步加深。

　　随后是穆青一行到兰考采访、长篇通讯发表、引发全国学习焦裕禄热潮，这中间，秦××、周××等虽然做过一些干扰或阻挠，但毕竟起不到大的作用，只好暂时蛰伏起来。

　　1966年5月16日，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形式的运动，既给了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的平台，同时也给那些居心叵测者浑水摸鱼的机会。

　　7月份，尚属“文革”前期，“文革”仍然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秦××说：“兰考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秦××、周××在县直机关干部中划“四类”干部，73个为“黑帮”，张钦礼是黑帮头子。

　　在“四清”工作队的操纵下，各机关都有“黑帮”，给他们开花脸，戴高帽子，敲锣打鼓拉着游街示众。正在引黄工地忙活的张钦礼，也被揪了回来进行批斗。

　　为了彻底解决张钦礼的问题，秦××亲自召开科局长会议进行动员，说：“县委目标很明确，张钦礼‘四清’没问题，也是黑帮。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不过是个县委副书记”。

　　接着，秦××又把“四清”分团和工作队中的县委机关干部抽回来，专门揭发张钦礼，周××也回县委坐镇指挥。

　　一时间，还未被批准开展“文革”的兰考，围剿张钦礼的大字报已经纷纷上墙上街了。标题内容不外“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等等。

　　他们还把张钦礼从三义寨引黄工地叫回来进行批斗，组织人到郑州要求省委罢张钦礼的官。

　　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秦××、周××等人认为这是把焦裕禄问题弄到全国去的大好时机。

　　9月l5日，他们把北京来串联的大学生，请到地委大院，密谋策划，以学生的名义写出一份污蔑焦裕禄通讯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

　　9月16日上午，这张大字报公开贴在兰考大街上。同时，一份以机关干部名义写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大字报，并与北京大学生的大字报并排贴在一起。

　　兰考县委又出资铅印成大字号传单数万份，散发到兰考城乡及全国各地，一些地方甚至动用了飞机向农民散发。

　　两份传单，一个内容。矛头直指大通讯、大通讯作者和积极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

　　传单说，《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是修正主义大毒草，作者穆青是已揪出的黑帮，周原是大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人是混蛋王八蛋，是政治扒手、骗子。

　　这株大“毒草”有三宗“罪”：

　　一是只报道生产斗争，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是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是夸大灾情，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凉悲惨，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
三是大通讯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枕头下发现两本书。

　　其中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替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张目……

　　兰考成立了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他们把大字报贴到穆青的家门上，呵斥穆青承认大通讯是大毒草，面对恐吓、批判和质问，穆青态度坚定，毫不屈服。他说：“大通讯不是大毒草，历史是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穆青知道，大通讯不仅关系他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命运，同时也关联着新华社和给焦裕禄题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望。

　　“张钦礼介绍焦裕禄是政治投机，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是一个政治扒手！”这个战斗队的成员说。

　　“焦裕禄这面旗帜是毛主席树立的，是党中央肯定的，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对的。如果谁积极宣传模范英雄人物，就说人家是政治扒手，想捞取稻草，那么，先进人物谁还敢去宣传呢？”穆青大声反驳。

　　由于新华社的坚决抵制，把穆青揪回兰考批斗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就到郑州揪斗周原。他们扭住周原的胳膊，准备揪到兰考批斗。

　　周原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我抓到兰考，不然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在他们扭送周原往火车站行走的途中，周原急中生智，向街上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就是写‘焦裕禄’的周原。他们要打倒我，要否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群众一听，一拥而上，将他们驱散了。

　　趁机逃脱的周原有家难归，不得已逃到兰考爪营公社，找到了公社贫代会主席黄高昌，黄高昌告诉他：“周记者，你放心，你宣传焦裕禄，是俺兰考的大英雄，你来到这里，我们拼上命也会保护你的！”

　　黄高昌将周原安置好，就告诉了张钦礼。张钦礼嘱咐他：“一定要像当年对待八路军那样保护好周原。”

　　保护周原的不是黄高昌一个人，而是众多乡亲们。风声一紧，黄高昌就领着周原住在高粱棵里，啃口干粮，喝口凉水，过日子。村里的乡亲们则争着站岗放哨，送百家饭。

　　周原经过的脚印和自行车印，细心的群众都要用扫帚扫掉，生怕留下痕迹。为了保证周原的人身安全，他们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好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转移的预案，他真真正正是“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起来的。

　　秉性刚直的周原忍不了这些人身攻击，更不能忍受对大通讯的污蔑，在农民的草庵里，他奋笔写下了7000字的长文，详尽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信口雌黄的诬蔑。作为大通讯主笔之一，他想澄清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

　　周原的文章一公开，顿时在兰考引起很大震动。后来，有人把这篇文章传到北京，张贴在西单的报栏里。

　　穆青的安危，也是兰考百姓揪心的事。听说那些人去北京揪斗穆青了，肖位芬、张传岭、孙玉堂几位老农民在一起商量：“咱上北京去吧，去找毛主席说说，他是愿意听老百姓的话的，咱给穆青讲个情。

　　不能当官，就回咱兰考种地吧！老穆没一点儿官架子，一说起焦裕禄他就哭，没有感情，他能流泪？他是和咱焦书记一样的好人啊！”为此，他们托人四处奔走，直到后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焦裕禄女儿焦守云，他们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些。

　　穆青、周原如此，张钦礼更是他们直接打击的对象。这个“战斗队”白天拉张钦礼游街，晚上开会批斗，迫使张钦礼东藏西躲，处于流亡之中。

　　与此同时，焦裕禄展览馆封了馆，凡是带有穆青、冯健、周原和张钦礼名字的资料统统被销毁。
这两张传单还是发挥了作用。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鲜花还是毒草，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1966年秋，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调查落实通讯所写事情的真伪情况。河南省委把这个调查工作交给了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学院又将这个工作交给了杨捍东。

　　杨捍东，驻马店地区确山县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品学兼优，思想活跃，组织能力强，热衷社会活动，又有一笔好写，被推选为学生会干部兼校报的主编。

　　出发前，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专门召见了杨捍东，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这是国务院交给的任务，事关重大。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翔实再翔实。”

　　杨捍东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翔实。”

　　回到开封，杨捍东把另外三个同学叫到一起，传达了王维群副省长的指示，共同举起右手宣誓，保证遵照领导指示，客观、翔实，完成任务。

　　10月10日，杨捍东和另外三名同学到了兰考。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都要调查访问到。杨捍东4人分头跑了24个村庄，和210个人交谈，记录了原始笔记13本，历时33天。

　　他和兰考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县委领导以及焦裕禄的老同事多次交谈；他们走城镇，跑乡村，同与焦裕禄密切来往的乡村干部群众座谈了解、调查取证。

　　如：针对指责长篇通讯把马福重由叛徒写成烈士一事，杨捍东等人到山东曹县调查取证。行程100多里。

　　在亲眼见到曹县民政部门出具的关于马福重是烈士的证据材料后，他们还跑到曹县小杨口村，亲眼看了上级发给马福重家的烈属牌，又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亮火柴照看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杨捍东流着泪告慰先烈：“你可以安息了……”

　　杨捍东根据他们调查的原始笔记，整理完成了9000字的调查报告，及时向上级党委作了汇报，并说：大通讯“报道翔实无误。并且由于篇幅有限，焦裕禄同志许多感人的事迹还没有写进去。”

　　杨捍东小组的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偏见与私人恩怨。遗憾的是，由于张钦礼和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到外地巡回介绍焦裕禄事迹去了，直到调查结束，杨捍东也没见到张钦礼这个最重要的人物。

　　倒是反对焦裕禄和张钦礼的人有许多机会。但他们倾泻的反对大通讯的观点都被杨捍东等在调查中一一否定。

　　杨捍东是个敢刨硬地、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到见解的硬汉子。他认为，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是通过长篇大通讯报道出去的；焦裕禄的英雄形象是由焦裕禄一个个感人事迹作为基石的。

　　如果把大通讯说成毒草，如果把焦裕禄一个个感人的事迹说成是假的，那和欲倾大厦先刨其砖石又有什么两样？这不是砍焦裕禄这面旗帜又是什么？在这事关焦裕禄旗帜的当口，他要站出来以正视听！

　　他随即用调查来的大量事实材料，对污蔑攻击大通讯的谎言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张钦礼是革命干部，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要为名扬天下的长篇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打抱不平；这个地位卑微的穷学生，却要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讲公道话，一时在兰考传为美谈。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捍东的名字迅速传遍兰考千家万户，兰考广大群众为他的正义行动欢欣鼓舞。杨捍东在兰考街头，高举张贴的资料版慷慨陈词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广为传诵。

　　为维护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给长篇通讯讨回公道，杨捍东这个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兰考这场政治斗争。至于这场政治斗争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他没去想，也压根就不想去想，完全是出自对焦裕禄的敬仰。

　　杨捍东的调查报告发出之后不久，河南省委正式批准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候，事实真相已经不再重要了。

第四章 历史的颠倒

你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

　　1966年11月25日，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县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候，仍然强调“文革”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哪个地方能不能开始，需要上级党委批准。驻在当地的“四清”工作团也随即转为当地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秦××为组长，周××为副组长。

　　在兰考这个地面上，谁是走资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定性、定案的权力都在他俩的掌控之中。

　　12月4日，省委批准开展“文革”的第九天，开封地委四大部（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地委办公室）印发一个传单，标题是“剥开张钦礼画皮”，企图为张钦礼定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秦××、周××领导下进行，张钦礼清楚，他们不可能不对他打击报复。

　　但他始终抱有一定的幻想：自己是个老干部，在“四清”运动中没有任何问题，文化大革命来了又能咋着他？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面对许多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批斗，他有很多不理解，但也不过多计较，毕竟经历过那么多挫折了。

　　运动搞一阵子就过去了，几十万人吃饭可是大问题。他无数次被拉到街上挨批挨斗，受尽皮肉之苦，但他更多的牵挂是农业生产和除“三害”会不会受到影响。一有空儿，他就跑到乡下，和那里的干部、社员一起搞农业生产。他认为抓生产不会有错。

　　他万万没想到，这恰恰“坐实”了人家精心为他罗织的罪名。他亲手拟定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概要》，竟成了他以生产压革命的罪证。

　　“张钦礼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把躲到农村、对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捉拿归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使张钦礼感到，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分歧，而是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令秦××、周××想不到的是，“文革”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志一直进行下去。他们诋毁焦裕禄、打倒张钦礼、反对治“三害”斗争的行为太过露骨、卑鄙，终于犯了众怒。

　　1966年12月，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简称“卫焦”），明确提出保卫焦裕禄、支持张钦礼。

　　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公开发表，“卫焦”的几个负责人建议县里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

　　这时，周××等县委领导都躲在开封地委大院不敢出来，“卫焦”的建议得到县贫下中农协会两位副主任的支持，通知到各公社、大队选出3-5位代表到县里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会议于1967年1月8日至11日在县大礼堂举行，做出三项决议：一、选举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二、遵照中央指示，坚持就地闹革命；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秦××、周××见状，也急忙让部分县直机关干部成立了“卫东林焦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卫东林焦”），与“卫焦”针锋相对。

　　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传到兰考后，县委农工部的干部率先夺权，随后“卫焦”联合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等66个群众组织，于1月23日宣布再“夺权”。周××、刘呈明跑到地委说：“兰考大乱了，反革命夺权了。”

　　1967年1月29日，在开封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带兵进驻兰考，并通过广播宣布：夺权是打砸抢，张钦礼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同时逮捕了“卫焦”的十几个成员。

　　这一天，他们与兰考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秦××、副组长周××圈定抓捕名单。名单中，张钦礼排在第一位。罪名是事先定好的“兰考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当晚开始抓人，目标是张钦礼。由于张钦礼当晚不在县城未被抓住，副县长蔺永沛和11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投入监狱。

　　第二天一早，群众在兰考街头看到了洋洋得意的周××之后，突然明白了过来，消息传出后，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农村的贫下中农也涌进县城进行声援。仅张君墓等几个公社就有2万人进城，要求放人。

　　30日，在人民群众巨大压力下，军队把人放了。

　　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

　　2月10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宣布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3日，又以同样的名义，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

　　20日，开始在全县大逮捕、大镇压，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凡是和张钦礼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张钦礼的人都抓。在农村抓的人不敢公开往县城送，他们就将人装进麻袋，然后拉往县城，投进监狱。谁反对他抓人，他就抓谁。

　　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竟然对曾经的战友下手。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原是高炮师副师长，当他看到李地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就对李地山提出批评并与之辩论，李地山恼羞成怒，遂将刘永松逮捕入狱。
这些天，张钦礼和潘子春、蔺永沛等几个黑名单上的人就在小宋公社。

　　一天，他们走到小宋南地，一个小青年急急赶来，将他们拦住，喘着气说：“张书记，现在他们到处在抓你，各公社都撒了便衣侦探，县里还成立了武装抓捕队，昼夜执勤。……前边就有抓捕队的人，你们不能往前走了！”

　　张钦礼一看，来人是小宋公社办公室主任王平心，说：“谢谢你了，平心，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平心说：“咱县的人都知道你们是好干部，也知道他们来者不善，大家自愿成立了保护你们的情报队。不光俺公社，好多公社都有，大家都操着心嘞！你今天就是不碰到我，也会碰到其他人。”

　　张钦礼等人被深深感动了。张钦礼对他说：“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和你们公社的干部商量商量下一步引黄灌淤和今冬明春营造防风固沙林的事。现在他们张网设卡阻止我们，是绕开他们去别的公社，还是你去把公社干部叫来，就在这儿商量一下？”

　　王平心急了，说：“都啥时候了，还安排工作？张书记，你们在这儿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你们没见过他们有多孬孙。

　　抓人怕被村民看见，就将人装进麻袋里；怕被逮的人呼救，先把人打懵，再塞住嘴。他们捂着大口罩，戴着墨镜，拎着警棍，拿着手铐，逮着人都是照死里摆治（方言，指整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还是赶快躲一躲吧。”

　　“老子打日本、打老蒋都没怕过，还怕他们这些龟孙。……”潘子春听了一跺脚，挥挥拳头说道。

　　“老潘，别发火，消消气。他们要是小日本、蒋匪帮，咱们冲上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现在这些人是打着革命旗号的狼，跟过去不一样。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好。”蔺永沛比潘子春想得更复杂一些。

　　“我和老蔺、老潘商量了一个意见，你回去给你们公社的干部说一下，供他们参考。我们从袁庄北地到曲楼东打一个拦河坝，开渠修闸。把黄河水引过来，将水屯在唐砦、徐堂、茨蓬、王府桥等村之间，就能把这一带的盐碱地都淤成良田。”

　　张钦礼将王平心拉到身边蹲下，用手将地上的土扒拉扒拉，捧成一道岗，随后又顺手捡起一根柴火棍在地上比画着说：“平心同志，弄明白了吗？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

　　张钦礼边说边用小棍在地上划着草图。一点一点交代清楚后，他把手里的柴火棍往地上一扔，拍着手上的土说：“今冬明春，你们如果能把这两个任务完成，对全社粮食丰收、林木成材、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起到关键作用。”

　　蔺永沛和潘子春又接着作了一些补充，随即，张钦礼一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王平心噙着泪说：“张县长，你们就放心吧，这个意见我一定转达到。”
1967年2月26日凌晨，张钦礼等被逮捕入狱。秦××、周××知道张钦礼的群众威信，怕兰考百姓半路上把他们劫走，就绕道民权、杞县，转来转去，持续十来个钟头，才把张钦礼从农村押解到兰考县城。

　　一到县城，抓捕队立刻上报表功，并请示将张钦礼押解到什么地方。

　　“送监狱！”周××当即吩咐下去，并特意提醒：“先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杀杀他们的威风……。”

　　张钦礼被捕入狱，一些人喜不自胜：“你张钦礼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你把长篇通讯看作宝，我们把长篇通讯打成大毒草；新华社给你戴上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大帽子，我们给你这个亲密战友带上脚镣手铐子。叫你张钦礼好逞能，能来能去把自己能到监狱，能来五花大绑一条绳。”

　　第二天，他们把身负手铐、脚镣的张钦礼带到审讯室。主审人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张钦礼，跪下！”

　　“不能跪。现在破‘四旧’，跪下就是‘四旧’。”张钦礼回答。

　　“低头！”

　　“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张钦礼身边的两个打手见状，劈头就打，并使劲地把他的头按下去。

　　“张钦礼，快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审讯人员喝道。

　　“我不是反革命！”张钦礼昂首回答。

　　“你还敢嘴硬。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到农村鼓动农民以生产压革命，你还能抵赖吗？”审讯他的人厉声说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以生产压革命的话。我只是觉着县城太乱，和社员群众一起治沙治碱不会有错。民以食为天，不劳动搞生产，吃啥？谁也不能喝着西北风干革命。”张钦礼说。

　　“你张钦礼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给你点颜色，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主审人听了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站在张钦礼身边的那两个打手顷刻对张钦礼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

　　“谁是你的后台老板？”主审人又问。

　　“我没有后台。”张钦礼忍着痛，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朗声回答。

　　“刘建勋就是你的后台。只要你能揭发他，我们就放过你。”

　　“放不放过是你们的事。刘建勋来兰考指导、帮助我们工作，没啥可揭发的。我们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他不是我的什么后台。”

　　“张钦礼你顽固到底，就是死路一条。”主审人气急败坏地吼道，然后给那些打手使了个眼色。

　　打手们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殴打……

　　张钦礼在兰考监狱关押5个多月，被拉出去审讯批斗100多场。每一次审讯批斗，张钦礼就像过一道鬼门关。牙被打掉了，腰被打伤了，手被打骨折致残了，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历经多次磨难的张钦礼有着坚定的信念：只要打不死，就得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下来，才有洗清一身冤屈的机会，才能完成根治兰考“三害”、造福百姓的事业。

　　这次大抓捕，兰考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竟达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就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

　　3月7日，在军队的支持下，兰考成立了以周××为首的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持兰考政务。从3月份开始，在兰考轮流批斗张钦礼及其成员。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批评了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大规模抓人捕人的作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