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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传》十四 | 新华社记者周原在兰考找到了“金矿”(综合)

作者:反问号公共号 发布时间:2017-04-19 21:06:4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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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十四)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三章 灾区有“金矿”


周原找到了“金矿”


        1961年到1965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步进入复苏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五风”的阴影就像一个幽灵,长期盘旋在人们的心头。这已经成了新中国复苏与建设必须打掉的拦路虎。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过发掘、宣传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打破这压抑的沉闷空气,提高人民战胜困难的斗志,就成了其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 

      这个重任落在了穆青身上。这不仅因为他是负责国内报道的副社长,更重要的是他的新闻思想的主旋律就是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吹“进军号”。这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新闻自觉。

  从穆青的新闻作品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人物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多少上,最根本的是他善于捕捉足以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代表人物,并通过他那如椽之笔,充分展示其时代意义,讴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作用。

  他笔下人物的集合,就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奋斗史。1942年,他与张铁夫合作采访、写作了报告文学《赵占魁同志》,这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普通工人作为英雄大力表彰,而且是在我抗日军民极端困难时期树起的时代英雄。

  其后,穆青又先后写作或与人合作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工人的旗帜赵占魁》等通讯、报告文学和特写。 

  1943年采写的塑造农民抗日英雄群像的《雁翎队》,激励千千万万抗日志士慷慨悲歌,英勇杀敌,以致成为新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必修教材,被各大学新闻专业一再翻印,成为我国新闻史的“保留剧目”。

  可以说,他的这些作品影响、促进和推动了一个时期千万人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于巩固边区和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1965年12月5日,穆青和冯健参加总社在西安召开的讨论报道计划的分社会议,专门绕道河南,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先找到一个突破口。

  把目标先瞄准河南,既有他们两个对河南浓浓的家乡情结,又有对河南灾情的痛切了解和认识。

  穆青祖籍河南周口,出生于安徽蚌埠,成长在开封杞县。193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他与几位同学相约赴山西投奔抗日第一线。当时,天下着大雨,舅舅用三轮车把他们送到杞县西关,他们又搭车去山西,在临汾参加了八路军。此后,一别数十年,很少回过老家。

  那毕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来自河南的每一条好消息都能让他热血沸腾。1958年4月,穆青由新华社上海分社调到总社担任国内部主任。这里作为全国“卫星”“收发”中心,他每天都被各种大好消息冲击着、感动着。

  1958年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出于对老家人辉煌成就的感佩,穆青就带人到这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参观。这里满街住着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人,早饭烧饼、油条、豆浆,白面馍随便吃;脸盆、香皂、毛巾都是新的,不要钱;南瓜、茄子、西瓜个大鲜亮,一派诱人的丰收景象。

  穆青看得激动不已,随后去上海还在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受他报告的感染,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立刻组织大批人员到嵖岈山参观,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小地方一时竟成了大上海的“跃进”明星。直到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上看到老家杞县小麦平均亩产5000斤的消息,穆青才开始意识到这些“卫星”的“虚头儿”太大。

  杞县,那是他的老家呀,那些盐碱地最好的年头小麦也不过亩产100多斤,怎么一下子就生产那么多呢?肯定是瞎说。此后,他渐渐地由欣喜到怀疑,最终确认这是严重的浮夸,挺身而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有一天,他收到山东分社又一条“钢铁卫星”上天的“特大喜讯”,就找到中央主管钢铁生产的领导说:“不能再发了,再发,没人相信了。”

  浮夸风造成的灾难逐步爆发出来之后,穆青也深为不经调查为家乡“卫星”推波助澜而内疚。河南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为害最烈的地方,人民生活最艰难的地方,如果能在这里发现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灾害,努力建设新生活的典型,就再好不过了。

  冯健,原名樊煦义,1925年生,河南新野县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小学教师,他自幼就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中央大学政治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时,他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连夜乘火车北上,经河南开封辗转到了豫西解放区进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被分配到刚创建的新华社开封分社,开始了新闻生涯。

  驱使两人先在河南找典型的,还有他们的共同记忆。这里,特别是他们熟悉的开封地区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更具典型意义。

  他们对家乡的记忆,眼见的、听说的,基本上都是水、旱、蝗、汤四害肆虐,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象。

  1942年中原大旱,赤地千里,在龙王庙前,老百姓祈雨。人们齐刷刷地跪了一片,低声泣诉,高声哀号,有的甚至用刀砍自己的胸膛,用脚踩烧红的铁链,祈求老天落雨,救人活命。黄水、旱灾之后是蝗虫。

  一日中午天突然黑了。原来是蝗虫席卷而来,遮天蔽日,盖地尺余,田间庄稼,一扫而光。农民颗粒无收,只得以蝗虫为食,在场头地边,支起大锅,把蝗虫煮熟晒干,以备食用。煮蝗虫和烧蝗虫的异味,恶臭难闻,多日不去。有人说榆树皮晒干磨面能充饥,转眼间,村里的榆树全被生剥活刮,一眼望去,一片雪白。

  而人们的脸,也张张肿得小盆一般,手指一捣一个坑儿,整日流不尽的黄水,遍地是饿死者的新坟,到处是哀哀的哭声。集市上新添了“人市”,大闺女、小媳妇头上插根草,只要有人扔下几块烧饼,半袋粮食,就跪别父母,哭别丈夫,跟着人家“逃活命”去了,后面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一些饿极了的人专抢刚买到手的蒸馍或烧饼,一抢到手立即吐上唾沫,一个馒头三口两口就吞进了肚里,任凭追赶者劈头盖脸的拳打和凶狠异常的脚踢。

  逃荒,对于河南人来说是常事。那是一幅幅活的“流民图”,一幕幕离乡背井、抛妻卖子、生离死别的悲剧!

  先是豫东沦陷区流亡的难民,黄泛区逃黄水的难民,再后是豫西当地的难民及旱灾、蝗灾和汤恩伯的兵灾逼出来的难民,他们就像扯不断的草绳一般,沿着山沟向西蠕动,现在西安的一个区的人口构成,主要还是来自河南特别是开封的逃荒人。

  地处豫东黄河冲积扇上的开封市,有史以来就是多灾贫困地区。黄河的多次决口改道,遗留下大量故道、洼地、沙地和沙丘。降雨量,夏季3个月,占全年的60.58%,极易形成涝灾;冬季3个月仅占全年的3.13%,往往形成旱灾。

  打开有关史料,开封市春旱秋涝交错,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风起沙灾。从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26年)到1937年间,重大水旱灾害982次。史书上充满灾荒饥饿、十室九空的记载。即使新中国建立之后,这里仍然是全国12个重灾区之一。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穆青和冯健来到河南分社会议室。分社记者坐了一屋子,两人高兴地与大家见面。

  这是穆青的老习惯,他最喜欢听第一线的记者们谈基层的情况。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穆青不时插话,想挖一些记者可能漏掉的东西。但他很快注意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的周原从头至尾一言未发。穆青直接点了他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周原,河南偃师县人,原名乔元庆。穆青对他很了解。父亲乔秋远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

  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均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开封做地下工作,1948年开封解放后,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成为新华社开封分社的一名记者,时年20岁。

  1952年,周原结束随军南下的采访任务后,组织上安排他留在总社做记者,可他向组织申请:“我热切向往基层的新事物、新空气。”说当记者就应该到基层去,只有在那里才能采集到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新闻。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1956年他携妻带子回到河南分社,一头扎进了建国以后我国第一个大型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道中。 

  周原是一个一接触生活就会迸出火花的人。进入采访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一连给中央写了三篇内参,反映问题。他在内参中尖锐地指出:“铺张浪费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这激起有关当权者的暴怒,旋即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受批判。

  性情刚烈的他不甘受辱,举刀断指,写下“血书”,表达对革命的忠诚,结果又招来更为惨烈的批斗。河南分社领导胡敏如见此情景,偷偷托人把他送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那里,杨贵又把他送到了一个山村的农民家里,终是九死一生。直到1962年春节前,周原才作为“摘帽右派”回到河南分社,恢复了记者工作。

  这次在穆青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之所以一言不发,自有其中缘故。因为在某些领导眼里,“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属于另类。

  所以,他事先没有被安排发言。但穆青一直佩服这条硬汉子,喜欢他的率直,知道他对生活依然保持着特别灵敏的嗅觉,能够和着时代的脉搏看问题,特别是有深入群众、善于在基层采访的本事。

  正是这个周原,在回到河南分社后不久的第一篇作品就是通讯《刘庄的道路》,《人民日报》用作头版头条并配发了社论。这是他从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的发言中捕捉到信息,深入刘庄采访了一个星期写出来的。

  这篇歌颂刘庄人大公无私,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将余粮余棉自觉卖给国家,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稿子紧紧扣住了时代的主题,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使刘庄走向全国,成了名扬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史来贺的名字从那时起响遍全国,成为优秀共产党员典范。  其后,他和冯健一起采写的另一新闻名篇《管得宽》,被选进中小学教材。

  “没有指定我发言。”面对穆青的发问,周原来了个实话实说。

  “座谈会本来就要畅所欲言,不需要指定。周原,你说。”穆青口气不容置疑。

  现在还有不嫌弃“摘帽右派”的领导?周原心头一震,于是,他就把半年多来在豫北原阳、延津、封丘等灾区采访的情况倒了个底朝天。他说:“灾区的确困难重重,但也有积极因素,关键在于地县两级领导只看到消极面,有的甚至放弃领导。”

  接着,周原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穆青听着听着激动起来,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吗?他深深地感慨道:“在河南当记者,不去灾区采访,就不是一个好记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色几个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8年右派,身背黑锅,受尽屈辱,不少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但穆青不仅信任他,还给他压重担子,直令周原这个硬汉心里发热,唏嘘不已!几十年之后,周原谈及这一幕往事依然泪眼婆娑:我感激穆青。在感情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周原在穆青走后的当天就直奔豫东灾区。

  他坐上长途汽车第一站先到穆青的老家杞县。县里正在开公社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派了个水利局局长接待,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这样,熟悉农村情况的周原已经十分清楚,在这个地方很难挖到“金子”,就决定不在这里停留。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跑到汽车站,只见一辆汽车正在启动,就“噌”地跳了上去。

  “这车是去哪儿的?”他问道。

  “兰考。”售票员冷冷地回答。心想,这个人真怪,不知道往哪里就上车?想着,奇怪地又扫了他一眼。

  “兰考就兰考,反正还在豫东圈里。”周原想着,心里踏实了。

  到了兰考,周原摸到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县委办公室新闻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把周原领到办公室。周原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

  “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刘俊生抢过话头就说。

  “谁?”周原一愣,忙问。

  “焦裕禄!俺的县委书记。”

  刘俊生指着旁边一把破藤椅对周原说,藤椅是焦裕禄坐过的,焦裕禄患了肝癌自己却不知道,肝痛难忍时就用根棍子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顶破了。就是带着这样的疼痛,焦裕禄坚持工作,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说着,刘俊生从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袜子、破衣服。说这些都是焦裕禄的遗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说这是焦裕禄临终前准备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

  周原摸着藤椅和刘俊生一起哭了。

  周原到兰考的时候,焦裕禄已去世一年半了。开封地委又派来周××担任县委书记,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按照当时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向周××作了汇报,周××说,“我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

  周原与张钦礼一口气谈了18个小时,一直聊到下半夜。张钦礼详细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积极改善兰考贫困面貌的事迹,谈话经常被两人抑制不住的抽泣打断。

  然而,张钦礼如泣如诉的诉说并没有影响到周原的独立思考。周原觉得,张钦礼这个人,一张铁嘴,能言善道。他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我还要再深入了解。

  为了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拉着张钦礼去了张庄,他要从张钦礼身上做最后的验证。

  张庄有一个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禄提出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张庄也是张钦礼蹲点的地方,在点上最能看出他的为人、做派和群众关系,能进一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从而便能推断出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信。

  走到张庄村口,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大娘,我来看您。”张钦礼招呼道。

  “哎,听声音像是张县长吧?”老人颤巍巍地伸出手,“老张,你走近点,我想摸摸你的脸,瘦了……”

  张钦礼伏下身子,就像儿子贴在母亲的怀里。

  周原心中不免一震。

  中午吃饭,有人端上来一只鸡。周原见状,心里一凉,认为张钦礼搞特殊,一下子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张钦礼自己也很惊讶,连忙要求把鸡端下去。这时,谁也不吭声,只见在场的五位老贫农哗哗地淌眼泪。

  “你们咋了?”周原问。

  那个拿鸡来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张县长在俺这里蹲点,和俺们一起封沙丘。吃‘派饭’时,没有吃的,那时家家都在外面要饭,他就顿顿和俺们一起吃那要来的‘百家饭’。他走后,俺们大哭一场,发誓等生活好转了,一定要煮只老母鸡给县长补补身子。可他……”

  周原心里酸酸的。他踏实了。他又在张庄住了几天。白天采访群众,把张钦礼对焦裕禄的介绍向老百姓求证。晚上和张钦礼住在一间草屋里,继续聊。

  在兰考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五六天,周原又到民权、柘城、虞城等地,对“豫东”做了个整体调查。回到郑州,穆青一行也正好已从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知道:周原发现了“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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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灾区有“金矿”

  不等了,现在就写省委南院实际上是省委的内部招待所,中央来的部级以上干部都住那儿,门卫森严。穆青住下后才得知,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过张应先、鲁保国等人写的焦裕禄人物通讯,《河南日报》转载了这个通讯,并配发了社论。

  穆青让找来那份《河南日报》,读了一遍,略作思索,就挥挥手:“计划不变!”然后说:“焦裕禄逝世已近两年,现在再做大的文章,需要新闻由头出现。我们先去下面看看,等焦裕禄迁坟时再写。”

  第二天,省委派了一辆北京吉普送穆青去兰考。除了穆青一行,分社社长朱波也要陪同。临上车,朱波对周原说:“周原,你不用去了。”他认为周原的任务已经完成,“摘帽右派”不适合和社长同车。

  穆青见状,接过话头儿说:“我汇报还没听完呢。你坐前排,我们几个在后面挤挤。”结果后座上挤了穆青、冯健、杨居人、周原四条汉子。

  车子开动了,穆青再一次发话:“这一次到豫东采访,时间是半个月,由周原提问,你们只管做笔记,咱们这个采访组,秘书长是周原。在哪些县停,停留多长时间,不在哪儿停,统统由周原统一安排。”

  车子在寒风料峭的中原大地上飞奔。开封—杞县—睢县—宁陵—民权,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一路走过。按照周原的安排,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有短暂停留,最后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兰考。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就像是尿渍,洇漫在墙头、窗台,只有被剥蚀得凹进去的墙砖裸露出红色的粉末,给人一种惨痛的亮色。

  县委会议室内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西面墙上一只老式挂钟在“嘀嗒嘀嗒”慢条斯理地走动着。中间是一个破旧的长方形木桌,上面摆了几只破旧的茶杯,两面对摆着两条用窄木板钉起来的连椅。

  兰考是个穷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的记者。张钦礼、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都有些紧张。张钦礼把周原拉到一边问:“前几天都跟你谈过了,怎么你又带了个副社长来?还要谈什么呢?”

  “你上次怎么跟我谈的,这次还怎么跟他们谈,可以更细致些。但是,要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讲焦书记还用夸大?”三个人的眼圈红了。

  他们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禄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还有焦裕禄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县委书记清癯、消瘦,有一双沉静而深邃的眼睛。

  起初的拘谨过后,张钦礼越谈越开,穆青也几次泣不成声。看着大家哭成一团,穆青不能自持,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中午,炊事员做好了饭,谁也没去吃,一个个都在哭。

  下午继续谈,更不行,一开口就哭,伤心得连钢笔都捏不住。

  晚饭热了又凉,无人动筷,咽不下。

  夜幕降临,呼呼叫的北风直往屋里钻,张钦礼生了一盆炭火为大家驱寒。穆青望着红红的炭火,心里怎么也静不下来。  这时,周原推门进来,穆青指着他大声说:“写!现在就写!立即写出来!”

  “谁写?”

  “你写!”

  “不等迁坟了?”

  “不等了。马上写!”

  “怎么写?”

  “就原原本本地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很少见到。他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再笨也要把他写出来!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穆青接着说:“今晚继续召开座谈会,把县委了解焦裕禄的人召集起来继续谈。”

  当晚,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还有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经常跟焦裕禄下乡的张思义、陪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等。哭声、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穆青一夜无眠。他蜷缩在被窝里,一闭上眼睛,焦裕禄的面孔就在眼前晃动,泪水洇湿了枕头。  许久以来积蓄在他心底的那种寻找、期待、思考、情感一下子奔涌出来:“焦裕禄,好同志,好兄弟,我们有太多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太多共同的责任,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感情!然而你更忘我,更纯粹,更高尚!”

  第二天,在与县直和各公社负责同志座谈之后,穆青一行与周原兵分两路,周原继续去基层采访,穆青一行则由张钦礼陪同,先是去了黄河拐弯处的险段东坝头,之后又去了韩陵、张庄等村子。

  在韩陵他们到了老农肖位芬的家。肖位芬正在吃馍,一提焦裕禄,一口馍就是咽不下,吐了出来。

  他流着泪讲述了焦裕禄坐在地铺上和他扯了三天三夜的情景。焦裕禄正是听了这位老人的建议,在兰考大栽泡桐,取名“兰桐”。肖位芬指着屋前大片的泡桐林说:“焦书记要是活着,看到这些林子,他该多高兴……”

  张庄是焦裕禄提出“贴膏药扎针”封沙丘办法的第一个试验点。这里原是清朝的黄河故道,“九米九”不远还有一个下马台。据说,这里原是一座方圆50里的沙岗,一条“官道”正穿其中。

  一遇飞沙肆虐,莫说一般行人,即使文武官员路过,也要落轿下马。所以人称下马台。不知从哪辈子起,下马台就成了这里挖不掉的穷根子。

  每到冬春风起,它扬起黄沙,遮天蔽日,来回流动,搅得方圆200亩良田颗粒不收,在路北播下的种子,一场风就能刮到路南。碰上好年景,一亩地也不过收一二十斤红萝卜。这里过去有一个彭庄,就是被沙丘掩埋了。

  看林人赵发财对穆青说,他爷爷想发财,穷死了;爹爹也想发财了,生了他就取名赵发财,结果还没发财。

  焦书记来了,他领着大家把下边的胶泥挖出来,盖在沙丘上,再栽上洋槐树,取个名叫“贴膏药”、“扎针”;他又领着俺把封住的水井挖出来,把淤住的河流挖开了,又种上了果园,现在真要发财了!

  ……

  从张庄回到县城,穆青当晚拍板:“材料已经够了,立即动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讯!”鉴于兰考已经成了穆青一行情感难以承受之地,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在开封宾馆,穆青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另一篇通讯介绍豫东抗灾全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怎么写?大家要穆青拍板。

  第一个问题是写不写灾荒?

  这个问题,现在打开电视机,几乎每天都有,国内的、国外的,水灾、旱灾,什么飞机失事、山体滑坡等等,都已成家常便饭。

  但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个不可轻易触碰的宣传禁区。当时媒体少且都属于党媒,报纸上、广播电视上的东西,老百姓都会认为那是党中央的声音,会深深影响他们的判断与行为。

  所以,当时的媒体宣传,必须考虑宣传的实际效果是不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是不是有利于鼓舞人民战胜灾害、夺取胜利。对于这一类事件,基本上是可做不可说。就是说,党和政府要积极去做,比如及时组织抢险抗灾,安顿人民生活,尽快恢复生产,等等。  但是对外则不事声张。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给社会造成了恐慌,即使如实地反映了灾情,上面说是违反宣传纪律,下面叫作“给社会主义抹黑”。

  焦裕禄通讯里面写不写呢?这对于一直强调“主旋律”的穆青来说,更是一道难题。  穆青思忖良久。他想到,焦裕禄上任的关口,正是兰考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兰考火车站,天天挤满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灾民,见什么车扒什么车,夏天回来了冬天又走了,兰考在河南被称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这都是事实啊!焦裕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来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顽强抗灾,喊出了“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如果不写灾荒,又哪来的焦裕禄呢?

  “写!”穆青果断拍板:“我们写灾情,不是简单地描述灾情,而是要反衬焦裕禄领导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意志,这与中央的要求并不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写不写阶级斗争?这又是一条犯忌的问题。

  党的八大以后,明确要搞经济建设。毛主席还提出在党内整风,主要是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结果整风放出许多比较偏激的意见,毛主席一看,觉得不行,认为思想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解决,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所以,到了八大二次会议,国家从主要搞经济建设又转为搞阶级斗争。

  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

  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穆青再次陷入沉思。他想,这些年,兰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

  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在污蔑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时时刻刻盼望我们垮掉,焦裕禄所做的,不正是对敌对势力推翻人民政权的阴谋的最好回击吗?这也是阶级斗争,但不是那种直接的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这是由当时兰考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直接的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确实没有,没有的东西怎能乱写?

  想到这里,穆青再次拍板决定:“焦裕禄的主要事迹不在那个方面,我们可以不写!”

  两个拦路虎被一一扫除,大家按照分工,开始夜战。

  大家各自在屋里写稿,穆青在不同房间走来走去,像个“监工”。半夜时分,他走进周原的房间,看到稿纸上周原写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时,穆青拍着桌子说:“这样的句子多来几句!”一个通宵下来,周原写出了长篇通讯的草稿。

  大家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起程回了郑州。周原到家后继续补充完善,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写出了一万两千字的初稿。随后,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汇报,并且要他在汇报会上读了初稿。

  当晚,穆青、冯健带着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回到北京后,把一万两千多字的通讯初稿打印几十份,分发国内部的同志征求意见。然后,向吴冷西汇报。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那天很忙,他对穆青说:“没空。”

  “只要半个小时。”

  吴冷西拗不过,只得听穆青汇报。半个小时的汇报,吴冷西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站起来,连声说:“写!发!”同时,吴冷西让他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结果不出意料,台上穆青泣不成声,台下听众哭声一片。

  下面稿子的修改,都是先由冯健修改,然后再交穆青修改。

  稿子改到第5遍,他们拿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看了稿子,一边流泪一边对家人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太压抑。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

  尽管穆青还舍不得删那段动人心魄的结尾,但认为吴冷西的建议是正确的,只能忍痛割爱。

  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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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敢于抵制“左”的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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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既然吴冷西没有这个胆量,那么又是谁有这么大胆量,顶着毛泽东干?!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要冷静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澜。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第141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第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等到一线,而他自己则居于二线。到了8月间,事态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头脑发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种种“左”倾错误,搅乱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进行整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招致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协助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推向前进,以实现中国历史的跃进。故而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决心不变,尽量给予刘少奇、邓小平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使他们在不断的锻炼中成熟起来,而于适当机会把权力交给他们。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属下的宽厚、关爱和信赖,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倚重,全党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对毛泽东恶意中伤的人,他们除了暴露了自己的肮脏嘴脸,决不会收获别的什么。

  源:(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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