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利：执政考验与执政安全

　　摘 要：习主席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强调，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刊于《国防参考》2017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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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综观世界各国政党，既有“百年老店”轰然倒塌，也有短命新党昙花一现，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执政安全却是个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在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或者说，是指执政党能有效应对和化解面临的各种威胁危险。这是执政党确保长期执政，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也是执政党追求的目标。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党的执政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但我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他用进京赶考来比喻执政，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经受各种执政考验。

　　习主席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强调，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安全的首要问题

　　党执政合法性问题，是指党执掌政权的合理性正当性，也是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承认和接受。我们党是通过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同时，我党执政具有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我党以其阶级基础、理论武装、历史使命的先进性换取了新中国的成立，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历史、民意、业绩、法律的统一。这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或执政党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人民革命塑造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领导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这是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基础。

　　第二，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广泛认同，对党的思想理论纲领目标的广泛认同，对党执政理念及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广泛认同，对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心理上的广泛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的人心向背和群众基础。

　　第三，党执政的合法性以执政绩效为标志。表现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改变了国家落后面貌，实现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百年来中国人民期盼的强国之梦。这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实质。

　　第四，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法律依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从法律制度上规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任何否定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革命、建设和建设成就，否认党在中国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试图按照西方样式改造中国，或否定党执政合法性的做法，都是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的，是危险、莽撞，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党执政安全的现实危险

　　意识形态渗透是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主要战略手段、战略目标，从而也是影响我党执政安全的最危险因素。

　　国际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运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图谋由来已久。他们首先采取军事干涉，继而是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并用。在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的情况下，会采用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意识形态渗透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定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从而实现了其战略由“硬打击”到“软渗透”的转变。

　　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颠覆活动，一是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每天用6种语言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时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包括诋毁、抹黑苏共的领袖和英烈)无限夸大苏联社会问题，把苏联人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是利用人员交流腐蚀苏联下一代。1956年提出同苏联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交流”的构想，成功培养了一批亲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

　　三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内部制造破坏性力量。1984年成立的“美国争取民主基金会”长期接受西方大国的国会拨款，在苏联“用于开展民主运动”。

　　四是利用经济手段，使苏联陷入困境。为了搞垮苏联，一方面大力推进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逼迫苏联消耗大量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使苏联外汇收入大幅度减少，经济陷入困境。

　　五是利用“人权”、民族关系等问题，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把建立完全由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支配的世界政治秩序作为21世纪国际战略目标。

　　正是在此战略思想支配下，他们加强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后，他们更是把矛头直指中国。

　　大量事实说明，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采用各种手段，不仅妄图搞垮我国的经济，搞乱我们的社会，其最终目的是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各种思想文化攻势下，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念日益被我国国内一些所谓“精英”所接受和欣赏，国内各类“精英”粉墨登场、兴风作浪，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沉滓泛起、甚嚣尘上。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高度警醒、加强防范，并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以消除党执政安全的严重隐患，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党执政安全的核心问题

　　我们党的执政安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和支持。我党的执政地位是从革命党转变而来，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体现在：

　　一是历史任务不同，革命党的使命是推翻反动政权打碎旧世界，执政党是巩固执政地位建设新社会;

　　二是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有所不同，相对于革命时期而言，党在执政后的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深厚，要更加善于调动一切追随党的政治力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革命时期，党和人民都是被统治者，思想和力量能够凝聚到一起。党执政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是党执政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的，也是维护党执政安全的核心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苏联解体前，经济基本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党的特权伤害了人民。而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就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尽最大努力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执政为民，共同富，民心顺，社会稳，政权存;执政不为民，少数富，大家穷，人民怨，社会乱，政权灭。党执政应以强烈的执政意识和担当精神，践行党的宗旨，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执政安全的关键所在

　　党的执政安全机理告诉我们，内源性风险是对党执政安全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于维护执政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

　　从理论上说，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安全。思想理论是党执政的价值安全，必须保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永不动摇。

　　党的组织原则是运行安全，是党执政安全的机制保证。干部队伍是主体安全，维护执政安全，就必须保证人才安全。作风建设是根基安全，是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铁律。基层组织是堡垒安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就等于党的细胞坏死。惩治腐败是肌体安全，腐败问题与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容。

　　巩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一是确保根本制度安全运行，发扬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执政安全的机制保证。坚持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创新党内法规制度，把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二是选好人用好人，确保主体安全可靠。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

　　三是正风反腐，确保肌体健康。腐败是社会毒瘤，侵蚀党的肌体，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是影响党执政安全的最大危险。必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指示要求，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猛药去疴、除恶务尽，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有力举措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安全。

　　作者：秦　利

　　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