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十一 | 张钦礼建议焦裕禄做出除“三害”的关键一役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十一）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二章 风雨治灾路

决战贺李河

1963年7月下旬，兰考堌阳、小宋、红庙、阎楼一带大旱，并程度不同地出现大面积虫灾，有几万亩秋庄稼面临虫吃旱死的危险。

　　焦裕禄召开县委常委会。会上，焦裕禄说，“抗旱治虫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会议决定成立抗旱治虫指挥部，焦裕禄主持全面工作，点将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任正副指挥长，蔺永沛兼管后勤保障工作，樊哲民任抗旱治虫办公室主任。

　　接着，焦裕禄亲自召开公社书记电话会，对抗旱治虫进行了部署。焦裕禄还决定从县直机关抽调100多人，带着农药、喷雾器，分头到灾情严重的社队进行抗旱治虫。

　　根据焦裕禄的指示，张钦礼立即组织指挥部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他对樊哲民安排道：“这是一场与旱魔较量、与虫抢粮的战斗。几万亩秋庄稼，群众快要到嘴的粮食决不能丢。眼下，抗旱治虫保收成就是头等大事。你们办公室要和全县各社队、县直各局委密切配合，完成好抗旱治虫任务。”

　　樊哲民迅速和农业局、商业局、水利局等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协商安排。农业局派技术员到灾情严重的社队设立旱情虫害测报站，一天两次向指挥部汇报情况；商业局迅速组织农药和喷雾器等治虫用品的供应……

　　一场抗旱治虫的战幕迅速拉开。张钦礼布置完毕，随即就带着潘子春、樊哲民赶到受灾最重的阎楼。

　　真是触目惊心呀！大片大片的秋庄稼旱得叶子打卷发黄，一眼看不到头的田地裂开了缝，地面升腾的热气就像冒起的青烟，虫子吞噬庄稼时“唰唰唰”的咀嚼声清晰可闻。

　　当时学校放假，师生全部投入抗旱治虫。他们住在学校，晚上睡在门板上。白天顶着烈日，和阎楼乡的干部群众在庄稼地里除虫、打药、挑水浇地，日夜奋战。

　　豆棵子挤满虫子，密密麻麻，看着瘆人。看着辛辛苦苦种的庄稼被虫子吞食，大家心急如焚。潘子春一边捉虫，一边骂：“我就不信这五尺多高的男子汉斗不过小虫子。”

　　他背着喷雾器打药，累得汗流满面；他蹲在大太阳地里捉虫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掐死你个害人虫，东洋鬼子狗汉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小学生们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捉虫子。

　　很快，焦裕禄检查受灾情况也来到阎楼，看到那场面，感叹道：“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啊！”随后对张钦礼说，“我和老蔺转了一圈，数大付堂、茨蓬、阎楼一带的灾情严重，务必想办法解除旱情，制服虫灾。”

　　“老焦，你说的很对。如果不尽快制住灾情，这里的庄稼就保不住了。我刚才数过，一棵豆棵子上，黏虫就有40多条。这一带受灾面积多达1.5万亩，任务重，时间紧。要想尽快治住灾情，我提议，向部队求援，派飞机前来喷洒农药。”

　　焦裕禄一听，连声叫好。并说：“事不宜迟，钦礼，你今天就给开封军分区打电话，请求部队支援。我明天去地委开会，再把这件事给地委、军分区领导汇报反映。”

　　根据焦裕禄的安排，张钦礼给开封军分区打电话，找到老首长杨世山司令员，陈述灾情，请求支援。杨司令员和军分区领导研究决定，派飞机前来喷洒农药。让张钦礼他们做好准备，插好小红旗指示方位，第二天开始行动。张钦礼他们高兴极了，并打电话向焦裕禄作了汇报。

　　也许是考验他们的治灾意志，当天晚上竟下起了瓢泼大雨，降雨量400多毫米，虫子被暴雨冲掉了，但大面积的庄稼又被淹没在积水之中。兰考大地水天一色，一片汪洋。这场大雨持续七八天，兰考被水包围的村庄100多个，积水面积35.1万亩。一夜之间旱灾变成涝灾，抗旱治虫指挥部随即改为防汛指挥部。

兰考县大面积的涝水，须通过贺李河经山东曹县往下排。但山东曹县方面自身涝灾严重，排水都很困难。他们筑堤阻挡兰考涝水入境。纵观这一地带，历史上一遇大雨成灾，两省交界处的群众上扒下堵，经常发生持械群殴的情况。

　　面对这多年不遇的大暴雨和洪涝灾害，张钦礼、潘子春、樊哲民商议，樊哲民留守阎楼，协调安排全县的抗洪排涝工作；潘子春火速先行赶往山东赵楼，协调排涝一事。张钦礼随后出发，先去山东界牌，再赶往赵楼与潘子春会合。

　　让张钦礼和潘子春去啃去山东协调排涝这个硬骨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潘子春老家在山东赵楼，张钦礼的舅家在山东界牌，两人当八路打游击时就在这一带活动，有很高的群众威望。

　　“硬骨头”确实“硬”，不好啃。

　　这里也是一片汪洋。当地群众纷纷将上游来的水堵住，先排当地的积水。潘子春到了山东赵楼，对他们说了兰考的灾情，请求他们说：“兰考的父老乡亲请你们帮助，让涝水从你们这里往下排。”

　　“俺们的涝水还排不出去嘞，再加上你们的涝水，不是更灾了？”

　　“剥兔子剥皮、剥腿，还不剥脸嘞。你们看在我大老潘的脸面上，让兰考的涝水从咱赵楼排吧。”潘子春诚恳地请求道，“咱得会算个大小账吧。咱赵楼才多少地呀？咱这里过过涝水，兰考几十万亩的庄稼保住了，这可是大账啊！”

　　“再说，因兰考排涝给咱造成损失，兰考也不会不管。俺从小在这儿长大，和咱村上的人亲着哩。乡亲们给俺个面子，俺在兰考当县长也好工作啊！说好，兰考涝水先从俺家的地里挑沟往下排。如果碰住谁家的地，损失俺赔，大家看咋样？”赵楼的群众看到抗战老英雄大老潘把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就爽快地答应了，说：“给老潘个脸，让兰考的涝水从咱这里往下排。”

　　张钦礼带着张杰一人拄根棍子，趟着齐腰深的水，从阎楼来到张君墓，又从张君墓赶到山东白茅。走到白茅村边，张钦礼的饿伤病犯了，头晕得站不住。张杰让他在树下歇一会儿，自己到白茅集看看能不能买点吃的。

　　张杰到白茅集会上一看，散会了，集上就剩一家卖油条的正在收摊。他赶忙走过去，问：“还有没有吃的？俺买点儿。”　

　　“卖完了。”

　　“那不是吗，卖给俺吧！”张杰眼尖，一眼瞅见还有几个凉油馍头，说。

　　“不卖，那是留着俺自己吃的。”

　　“我和兰考张钦礼县长到这里查灾情嘞！他饿得犯病了。”

　　“谁？张钦礼？是在兰考当县长的张钦礼吧？俺知道他。你都拿走吧，不要钱。”卖油条的说道。

　　张杰兜起油馍头，把钱撂到桌上，走了。卖油条的提着一壶开水也跟了过去。张杰问：“你咋过来了？”

　　“不见见张县长我不放心。”来到张钦礼跟前，张杰用开水把油条泡热乎，和卖油条的一块喂张钦礼吃下。不大一会儿，张钦礼就缓过劲来了。

　　张钦礼和张杰来到界牌，找舅父师化方说明来意。师化方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议，大家一致赞同。

　　几位老年人说，“打游击那会儿，张钦礼舍命为咱保田保粮，这情分咱还没报呢。再说，咱外甥在兰考当县长，这点情面都不给，外人会咋看咱？”张钦礼、张杰做通界牌的工作后，直奔赵楼。

　　快人快语的潘子春一见他们，张口就问：“通没有？”

　　“通了。”张钦礼高兴地说：“这儿嘞？”

　　“早通了！”潘子春自豪地大声回答。

　　就这样，兰考的涝水顺着山东河道排到下游，保住了当年的收成。社员群众说，“今年这季儿收成真是来之不易啊！”

　　事后，张钦礼高兴地对潘子春说：“恁俩给咱县的涝水找到了出路，大功一件。”性情直爽的潘子春说：“俺的老脸只能用一回，用多了就不灵了。”听了这句话，张钦礼深有所悟，他找到焦裕禄，说：“焦书记，要从根本上解决涝灾问题，咱还得开挖贺李河！”

　　焦裕禄接受了张钦礼的建议，拍板开挖贺李河，打响根治盐碱和内涝的决定性战役！这也是焦裕禄生前根治“三害”的最后一次重大决策。

　　兰考县地处黄河冲积扇的中部豫东平原，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程在57—74米之间，地面坡降为l／5000。河流分属两大流域三大水系。即：黄河流域的黄河水系、淮河流域的万福河水系和惠济河水系。兰考境内的八条河流，都是境外主干河流的末端支流。

　　一到雨季，尚未过境的客水四处漫溢，与兰考的涝洼积水汇合，使这里灾上加灾。所以，解决内涝的关键，就是给涝水找出路。开挖疏通河道，修桥建闸，变内涝水患为水利，是根治兰考“三害”治本之策。解决一条贺李河，就可使整个东半县安然。

　　贺李河的重要地位赫然凸现在焦裕禄的面前。

　　这条位于兰考县东南部的兰考第二条大河，全场38公里，流域面积24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4，涉及耕地30余万亩，约占全县耕地的1/3。

　　降水自西向东，经民权县进入山东。1962年前，由于山东境内河道排水不畅，贺李河流域内的涝水往往无法及时排泄，张君墓等地多年出现大面积涝灾，部分地区秋季作物颗粒无收。

　　焦裕禄来到兰考之后，经多方努力，把贺李河流域治理列入小流域治理的省办工程。1963年春节一过，焦裕禄就派申显魁到河南省水利厅参与贺李河治理的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过程中，张钦礼提出，在民权县李馆村修建节制闸，汛期水大时关闸，待山东涝水排完之后再把闸门开启排泄兰考的涝水，有利于兼顾上下游的利益。这个想法得到省水利厅的高度赞扬。

　　贺李河治理，1963年6月设计完毕，治理标准为30年一遇。计划秋后开工，力争春节前完成土方工程，1964年汛期到来前桥、闸等建筑物完工。工程资金由省财政出，粮食补助由省里供应，建筑材料有省里分配。

　　即便如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仍然面临十分复杂难题——它牵涉周边几个县、其中包括山东省曹县的切身利益，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一天，焦裕禄到北沙河造林工地上找到张钦礼，说：“贺李河是咱东半县的主要排涝河道。一条故堤、一片高滩挡住涝水出路，积水成灾，历来是水利矛盾的焦点。要治理好这条河，牵连着山东、河南两省的三个县（山东曹县、河南兰考和民权），困难不小呀！”

　　“钦礼同志，从战争年代你就在这一带打仗、工作，群众关系好，周边地区熟。我想让你到这几个地方跑一跑，谈谈咱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人的关系一通，水路也就通了。”

　　“焦书记，你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我明天就去山东菏泽地委，回过头来再去商丘地委。”张钦礼说。

　　“钦礼，你就放心地去吧。这北沙河的造林任务我保证完成。”在一旁的刘永松也跟着鼓劲。他是驻地在兰考的开封造纸原料林场场长，抗美援朝时期，曾担任志愿军高炮师副师长，是保卫鸭绿江大桥的战斗英雄，他那军人的气质和男子汉的豪爽让人敬佩。刘永松用手指了指北沙河林区，说：“这植树造林对俺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焦裕禄、张钦礼听了哈哈大笑。焦裕禄握着刘永松的手，说：“老首长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呀！”又转过头来对张钦礼说：“只要咱们把圈子跑圆，把话说到，把工作做到家，就有成功的把握。说干就干，事不宜迟……。”

　　第二天，张钦礼就带着董建军、黄振民、郭明武、曹庆瑞等来到山东菏泽地委。

　　菏泽地委秘书长问：“有啥事？”

　　张钦礼说：“来给菏泽地委汇报工作。”

　　秘书长一听，笑了，说：“兰考是河南省，怎么跑到山东来给我们汇报工作呀？”

　　张钦礼说：“兰考是县，菏泽是地区，是上级。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应该的。并且我们还有问题请地委领导指示。”

　　秘书长将情况告诉地委书记狄生同志。狄生马上通知专员、秘书长和水利局长岳光庭、曹县县长张志强，一块儿听取张钦礼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

　　张钦礼详细地介绍了焦裕禄到兰考后的工作情况、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以及兰考除“三害”的规划和具体意见。

　　他诚恳地说：“贺李河的水需要经过李馆、曹县往下排入赵王河。为了做到上下游兼顾，不使水灾搬家，互惠沿河人民，我们建议：在兰考、曹县境内同时开挖河道，并在李馆村后建一座节制闸。”　

　　“如遇特大涝水，可以关闭节制闸，先将下游坡地涝水排出，再开闸泄上游的积水，让水顺河道往下排。李馆节制闸由兰考投资修建，节制闸以下河道由曹县负责开挖。”

　　菏泽地委领导同志听了后，很受启发，也很感动，认为建议很好，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爽快地表示：“一定要把上游兰考的涝水欢迎进来，再欢送出去。”并指示曹县与兰考密切合作，成立两县治理贺李河指挥部，进一步勘察设计，制定施工方案。

　　辞别了菏泽地委领导，张钦礼一行立马赶到商丘，见了地委书记纪登奎，说明了来意。纪登奎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规划，这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同时，我也佩服你们的工作方法。向山东菏泽地委汇报工作，你们也真能想得出！这招棋高。”

　　“我的意见是：成立民、兰、曹三县治理贺李河指挥部，让我们民权县金明远县长也参加进去。”最后还特别叮嘱张钦礼一行，“此事要抓紧，免得夜长梦多……。”

　　张钦礼等人立即返回兰考，向焦裕禄汇报了菏泽、商丘之行的情况。焦裕禄又是高兴又是激动，连声说：“纪登奎书记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抓紧，尽早开工。”他与张钦礼当场商定，兰考上民工1万人，由潘子春任指挥长。

　　接着，张钦礼、潘子春约好民权县县长金明远、曹县县长张志强，在菏泽地委召开治理贺李河指挥长联席会，确定了开工、竣工时间和有关事宜。菏泽地委狄生书记还亲自到会作了指示。

　　开挖治理贺李河拉开了序幕。

　　这次合作治水，三县共出动民工近3万人，各负责开挖本县所辖地段。宋庄、尹道口、李馆三座桥闸由兰考负责完成，建桥闸物料由兰考负责。三路人马互相配合，连续奋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贺李河的治理工程。

　　在贺李河李馆节制桥闸施工期间，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等县领导一起到工地参加劳动。他们和民工一样挖土、拉车、背水泥。这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出现恶化，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仍背着一袋袋的大沙、水泥在工地上没明没夜地忙活。

　　虚弱的病体使他不堪重负，一下子摔倒在地，晕了过去。正在拉架子车的张钦礼和肩扛水泥的潘子春见状，连忙跑了过去，将焦裕禄搀扶到工棚躺下，让他喝了点热水，稍事休息，就轮流背着他到附近的公社医院抢救。

　　医生检查后说，焦裕禄的肝病非常严重，已经有了腹水，建议赶快送回县医院治疗。焦裕禄坚持不回去。张钦礼这个历经枪林弹雨和各种磨难、轻易不掉泪的铁汉子，此时不禁泪流满面。

　　他望着焦裕禄那苍白的脸色和深情的目光，用近于哀求的口吻说：“老焦，你回去住院吧，这里有我和老潘呢。”

　　“我是一把手，怎么能离开第一线呢？我的病我清楚，一会儿就好了。我留在这里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拿个主意总还行吧！”

　　张钦礼、潘子春再三劝说也没有用，只好叮嘱医生仔细照顾，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他们。然后就返回了工地。在工地上，张钦礼召集在现场的县委成员开会，商讨焦裕禄的病情。

　　大家一致认为，焦裕禄的病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张钦礼向焦裕禄宣布了组织决定，焦裕禄无奈地离开了他心目中这个如火如荼的关键战役……

　　为了让焦裕禄放心，早日完成贺李河的治理工程，张钦礼和潘子春拼命奋战在工地上，兰考的机关干部和社会团体也到工地上参加会战，从贺李河工程的勘察、设计、准备到工程保质保量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月。

　　自此以后，贺李河流域再也没有遭过水灾。几百年的水利纠纷、群殴械斗彻底解决了，开创了两省三地三县团结治水，互惠互利，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局面。

　　治理好贺李河，疲惫不堪的张钦礼回到家中。三岁的女儿看见他问：“你是谁呀？”问得他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妻子看着一身泥土、瘦了一圈的丈夫，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但此时的张钦礼，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焦裕禄的身体。

焦裕禄最后的日子里

张钦礼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64年元月下旬的一天，积雪盖地，寒风刺骨。一大早，焦裕禄就叫上张钦礼，领着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们下乡传达贯彻地委会议精神，没多大一会儿，张钦礼就发现焦裕禄不大对劲儿。

　　平常焦裕禄骑车大都跑到前面，喜欢文艺的他谈笑风生，有时候还亮起嗓门唱上两句，给大家鼓鼓士气。可这一天，他骑了不大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

　　在一个上坡的地方，焦裕禄骑不上去，不得不下车蹲在了地上。只见他双眉紧锁，牙关紧咬，用手使劲顶压肝部，蜡黄的脸上渗出一串串冷汗。

　　大家急忙围了上来。李忠修赶紧取出备用的止疼药叫焦裕禄服下。张钦礼则焦急地说：“老焦，你还是先回去吧。把任务交给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焦裕禄却坚定地说：“我能行。那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办，我咋能回去？”　

　　他吃力地站起来，推起车子，艰难地向前走。张钦礼直率地说：“老焦，你的病都这么重了，还这么硬撑着。万一出了问题咋办？你可不能太犟不识劝。兰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呀！”

　　“老张，看你急得脸都红了。我没有那么娇气，现在我感到好多了。”焦裕禄一听，竟笑了起来。也许是他乐观幽默的缘故，也许是他的疼痛减轻了，他说道：“再说，我一个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党和兰考人民才是改变灾区面貌的力量嘛！”

　　晚上回到县城，大家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他说啥也不干。说：“病人最好不要住院。一住院耳朵听的、眼睛见的都是病。人进到病圈子里，轻病也得重三分，倒不如坚持工作，工作的乐趣可以驱除疾病的痛苦，这样对战胜疾病反而有利。”

　　就这样，百忙中的焦裕禄只要病情减缓，就又投入到永远忙不完的工作中去了。但从此以后，焦裕禄的病犯得越来越勤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1964年3月21日，那是焦裕禄最后一次骑车下乡。在去三义寨的路上，他肝疼发作，自行车都骑不稳了，左右乱摇晃。张思义连忙扶住他，慢慢蹲在地上，随后就着军用水壶的温水吃了止疼药。张钦礼、李忠修劝焦裕禄回去看医生，可他就是不同意。他指指前面说：“都快到了。”

　　说完，艰难地站了起来。自行车不能骑，他就弓着腰，扶着自行车把一步步向前走。

　　十分艰难地走到三义寨公社，焦裕禄不让同志们说他有病，而是坚持认真听取公社书记的汇报。公社书记看他脸色不对，知道他的病又犯了，劝他休息一下再谈工作。焦裕禄说：“我不是来休息的，还是先谈工作吧。”

　　就这样，一直谈了两个来小时。期间，几次病痛袭来，疼的他头上直冒汗。握笔的手颤抖着，钢笔几次滑落。听完汇报，他又提出到侯寨看拉沙盖碱、南马庄副业生产、孟角村碱地深翻的情况。

　　然而，刚一出公社大门，一阵剧疼，使他几乎晕倒，没办法只好返回县城。大家劝他直接去医院住院治疗，焦裕禄坚决不同意。　　焦裕禄回到家，又加班整理下乡的情况，病情进一步加重。但仍带病参加了第二天的县委扩大会。就在这天，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找到张先志，说：“老焦病得很厉害。他用手摸到肝部长了个东西。”

　　张先志立即通知县医院郑万顺、王进楼、汤建国三位最好的大夫给焦裕禄会诊。他们认为，焦裕禄不是一般的肝炎，建议到上级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张先志马上把焦裕禄的病情向张钦礼作了汇报。张钦礼心急火燎地来到焦裕禄跟前，力劝他到开封医院检查治疗。

　　“老焦啊，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千万不能再耽误了。我看你最好今天就去，开封医疗条件比咱县好。”　

　　“老张啊，我真舍不得离开咱兰考。除‘三害’斗争正热火朝天大干的时候。我作为县委一把手，咋忍心离开第一线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本一丢，啥事都干不成了。你只有先把病治好，才能更好地把除‘三害’斗争开展下去。”张钦礼劝道。　　一旁的张先志和随后赶来的潘子春、蔺永沛等县委领导也都苦苦相劝。最后，焦裕禄点头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但他坚持要把工作安排好后才走，他还要做最后的冲刺、拼搏。

　　焦裕禄详细地将工作安排部署好后，又伏案疾书。他要写一篇老早就想写的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天，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走进他的办公室，焦裕禄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着一个茶杯顶着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这篇文章。

　　见刘俊生来到跟前，焦裕禄就放下笔，侧着身子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那清瘦、蜡黄，因疼痛已经有些走形的脸，又瞅见他为了压迫止疼肝部把藤椅顶的那个大窟窿，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就为难地问：“那怎么办？”

　　“我的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他一定能写好的。”焦裕禄交代道。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去开封治病。出发这天，大家为他送行。由于肝疼得厉害，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向火车站的。

　　临上车前，他对张钦礼和卓兴隆说：“除‘三害’是兰考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你们一定要领导群众做好。我看好病回来的时候，还要听你们汇报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

　　卓兴隆一脸泪水地点着头，张钦礼拉着焦裕禄的手说：“老焦，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除‘三害’工作搞好，完成好各项工作计划，给组织上和咱县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让你满意。”

　　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情系兰考的焦裕禄离开了兰考。令人痛心的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焦裕禄住到开封医学专科学校医院后，张钦礼就和李忠修冒着雨前去探望。当时医院正给焦裕禄作进一步的检查化验，以确诊病情。张钦礼、李忠修和徐俊雅一起，提着心等待着医院的检查结果。

　　这时，一位女医生拿着病例夹过来了。张钦礼急忙上前，问：“医生，焦书记的化验结果出来没有？”

　　“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女医生说，“家属是谁？”

　　“是我。”徐俊雅连忙说，“老焦他咋样？”

　　“初步诊断为肝癌。”

　　他们一听，如雷轰顶。徐俊雅差点昏倒，张钦礼和李忠修也惊呆了。他俩一边安慰徐俊雅，一边求大夫再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焦裕禄的病。张钦礼想到了省城大医院和北京权威医院，并向组织上提出了建议和具体安排。

　　鉴于焦裕禄病情的严重性，开封医专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河南医学院进一步诊断治疗后，确认是肝癌后期，病情十分严重，又把焦裕禄转到北京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陪同焦裕禄去北京的有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县委统战部长苏清善，县委组织部干事赵文选。张钦礼还特意提出，让民政局长袁汉琪跟着去。袁汉琪当年护送过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万一有啥情况，可找卓琳帮忙解决。

　　在北京医院，经专家会诊，焦裕禄的病情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医生建议赶快回去，说焦裕禄的生命最多还有二十来天时间。

　　送焦裕禄去看病的赵文选放声大哭起来，央告说：“医生，我求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医生说，“焦裕禄的工作情况，在他入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我们一定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就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张钦礼和张先志最早前去医院探望了他。看到焦裕禄病成那个样子，还仍然关心着兰考的生产和灾情，张钦礼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张先志见状，赶忙用身体挡住焦裕禄的视线，并示意张钦礼不要哭。张钦礼急忙擦去泪水，拉着焦裕禄的手再三安慰，叫他安心养病，不要挂心兰考的工作。

　　这时，张先志向焦裕禄汇报了他的干部履历表贴照片的事也已办好，并拿出多洗的照片交给焦裕禄。焦裕禄看着照片，满意地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那时候身体、精力多好啊！”

　　探望过焦裕禄，一出病房门，张钦礼就对张先志说：“焦书记的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咱再找中医想想办法吧。”张先志说：“中，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两人就直奔河南省中医研究所（后改为河南省中医研究院），把老中医张海臣所长请过去为焦裕禄诊断治疗，他们寄希望中医能把焦裕禄的病治好。

　　回到兰考后，没停几天，张钦礼放心不下，就又和刘俊生、曹庆瑞等人赶到郑州看望。见焦裕禄用药后不见轻，就又去找中医张海臣，请他一定想想法，救救焦裕禄。张海臣说，“焦书记是癌症晚期，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开个药方维持着走，看能不能出现转机。”

　　张钦礼回到兰考后，向县委其他同志讲了焦裕禄的病情，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第二天，张钦礼和蔺永沛又到郑州看望焦裕禄，这时焦裕禄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看到他俩来了，就强打精神抓住他们的手，眼角滚出大颗大颗的泪珠。

　　“老焦，大家都很想你，都想来看你，都盼你早点好！”张钦礼说。

　　“谢谢，谢谢，我也想大家。”焦裕禄感激地点了点头。

　　“焦书记，你可要安心养病呀。家里的工作请你放心，啥工作都不会掉地下。等你看好病回兰考，我还想听你拉二胡、唱南泥湾呢。”蔺永沛说。

　　“我怕没有那个福分了。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钦礼、老蔺呀！改变咱县穷困面貌的工作全指望你们了。”焦裕禄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眼角淌出了泪水，语气仍然平静地说。

　　“焦书记，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再说，”张钦礼握着焦裕禄骨瘦如柴的手，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稍稍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起好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篇文章咱还没有写好呢！马克思是不会叫咱去他那报到的。”

　　“钦礼，这篇文章就交给你来完成吧！”焦裕禄深情地望着张钦礼，用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

　　“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张钦礼实在控制不住悲痛的心情，他转过脸，擦去泪水，说：“咱可说好了，你一定把病治好。等文章写好后，咱就开个大会，你来念给大家听。”

　　焦裕禄点了点头，笑了……

　　张钦礼、蔺永沛出了病房门，心情十分沉重。一回到兰考，张钦礼就找到张先志，说：“先志，你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去郑州陪护老焦吧。咱焦书记的病咱要尽最大的努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有紧急情况，你好及时通知我们和焦裕禄山东老家的人；另外，你们组织部门代表大家多陪陪咱焦书记。下步咋治疗，也好和老焦的家人及时商量。”

　　事隔不几天，张先志突然给张钦礼打来电话，哽咽着说：“焦书记已经病危了，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张钦礼放下电话，立即赶了过去。病房外，张先志一见张钦礼，急忙问道：“万一焦书记不中了，咋办？啥时候通知老焦山东老家的人？”

　　张钦礼一边往病房走，一边说：“你和老徐（徐俊雅）先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我先去看看老焦。”

　　张钦礼来到病房，急步走到焦裕禄病床前，握住焦裕禄的手。此时，焦裕禄瘦得完全脱了形。极度衰弱的他在生命垂危之时还挂心着兰考。他深情地望着张钦礼，一字一顿地问道：“钦礼，听说咱兰考下大雨了，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淹。”“这么大的雨能会不淹？你可别不告诉我。”

　　“咱们挖的排涝工程都发挥作用了。上面下着，地下排着，庄稼没受淹。”张钦礼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向焦裕禄汇报了全县人民抗灾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说完，张钦礼再三安慰焦裕禄安心养病，并告诉他兰考面貌的改变比原来预想的要快一些。焦裕禄会心地笑了。

　　这时，焦裕禄肝部又是一阵钻心般地疼痛。他强忍着疼，问道：“我的病咋样？几次转院，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医生不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不忍心告诉焦裕禄他得的是癌症。但在焦裕禄的一再追问下，张钦礼不得不对他说：“这是组织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啊，我明白了……”

　　稍停，焦裕禄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交给张钦礼，说道：“钦礼同志，这张照片留作纪念吧。现在有句话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工作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

　　“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强忍悲痛，看着焦裕禄那充满信任、期望、亲切的目光，听着焦裕禄那感人肺腑的临终嘱托，他连连点头，泪水止不住地一串串往下掉……

　　这时，在外面和焦裕禄家人商量后事的张先志回到病房。见焦裕禄、张钦礼伤感的样子，连忙劝慰。医生护士进来要给焦裕禄治疗了，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的好书记。临迈出病房时，张钦礼又望了望焦裕禄，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鼻子一酸，就哭泣起来。

　　他怎么会料到，这就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他、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先志，”张钦礼心情沉重地把张先志叫到身边，做了进一步的安排，“看来咱焦书记快不中了，咱们要有思想准备。我这就回兰考，把老焦的病情告诉家里的常委们。你在这儿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按照焦书记家人的意见做好后事的准备工作。送老衣、棺木要按最好的办理；二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你要立即告诉我们，通知省、地委的领导和山东老焦的家人。”

　　1964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42岁。

　　张先志一边通知省、地、县委的领导，一边通知焦裕禄的子女和远在山东淄博的焦母和兄长焦裕生。棺材是张先志和凡世炎到郑州市西大街路北一家棺材店买的，价值400元，是当时最好的棺材，但是棺材底是横板拼凑的。

　　衣服是白衬衣、蓝呢子中山装。根据省地委领导的意见，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郑州黄岗寺公墓。

　　上午10时，张先志从郑州打来电话，开口就对接电话的通信员张世堂说：“快去叫钦礼接电话。焦书记去世了……”张世堂急忙去找，看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两人随即告诉了正在主持县常委会的张钦礼。张钦礼立即决定停止开会，全体去郑州，为焦书记送行……

　　送葬那天，省、地、县委很多领导同志都去了。安葬后回到兰考，在大礼堂开的追悼大会，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原编辑/张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