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钦礼之六 | 群众为他平反，兰考十万老乡泪别老书记！

 怀念张钦礼之六 | 群众为他平反，兰考十万老乡泪别老书记！

怀念张钦礼

（六）兰考十万群众泪别老书记

　　1986年8月，狱中的张钦礼递交了他生前最后一份申诉书。他的儿子张战停拿着这封申诉书，开始了为父伸冤的艰难历程。1989年5月，战停终于为身患重病的父亲张钦礼办好了保外就医的手续。同年5月20日，张钦礼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十多年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打击，让张钦礼身心俱疲。2003年，他被查出身患肺癌；2004年5月7日，病魔终于夺去了张钦礼的生命，享年77岁。噩耗传出，人们从郑州、开封、兰考、北京等地赶来哭祭，去殡仪馆送行，想再见他最后一面。

　　新华社记者周原、陈健夫妇送来挽联：“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在回兰考安葬的那天，十万群众自发地为张钦礼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葬礼。陈健欣慰地说，“群众为他平反了。”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六）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二章 风雨治灾路

焦裕禄来了

　　1961年7月，张钦礼参加完河南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回到了兰考。当时主持兰考工作的是浮夸风的鼓吹者王金碧。　　王金碧时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这个人颇有些不管不顾的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被称为“三排排长”。

　　他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他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碧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讽刺他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第四，他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这样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还很会“政治正确”。他认为，浮夸风是工作方法问题；而右倾保守是思想立场问题，想在张钦礼的平反问题上留一个小尾巴，并迟迟不通知他上任到职。眼看两个月了，张钦礼看他一拖再拖，一气之下找到省监委书记刘名榜。

　　刘名榜爽快、正直。他说：“根据刘建勋同志的指示，对因抵制浮夸风受处罚的干部，应该一律平反，不留尾巴。什么右倾保守呀！跟不上形势呀！都不存在。”刘名榜亲自给张钦礼办好了平反手续，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职务，并补发了工资。

　　在当时那个工资极低，人均月生活费不足十元的年代，一千多元可不是小数！然而，张钦礼一没给年迈的父母，二没给饥饿中的妻儿，而是全部交成了党费。

　　当他的亲友们提及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有周总理救我，没有老君营的百姓保护我，哪儿有我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党员，这就算我在这特殊时期交的党费吧！”

　　回到兰考，张钦礼感慨万千。这里是他出生、成长、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含冤受屈、九死一生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心热过也凉过，但从来没有凉透过。

　　他曾与原县委书记程约俊相约，拼上命也要完成毛主席要我们治好盐碱、风沙，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重托，要把毛主席肯定的蓝图一一落实，把兰考变成江南。

　　现在，他回来了，特别是在周总理关怀之下获得平反、恢复职务的，他觉得自己肩上无形中又多了一份更重的责任。他暗暗下定决心，为了毛主席、周总理，我张钦礼把这一生就交给兰考的治灾事业了！

　　反“五风”遭受的磨难，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的现状，他清楚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逐步为根治“三害”打下物质基础。

　　1961年冬，河南省委为防止人员外流，土地荒芜，提出可以“借地”给农民的救灾应急措施，每家借三分左右的土地耕种，打的粮食归自己。这是一项确保耕地不荒、人有饭吃的关键性措施。

　　张钦礼对蔺永沛说，“省委刘建勋书记的主张好。现在碱重、地荒，群众生活很苦，借给社员耕种是个好办法，得民心，合实情，是“拴”住人不外流、召唤人回乡搞生产的好政策。关键是行动要快一点，借地要尽可能多一点，时间尽可能要长一点。”

　　他拉着副县长蔺永沛深入到各社队督促检查，使全县借地面积高达16万多亩，对解决群众疾苦、阻止人员外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2年初，国家允许给社员分自留地了。针对部分社队给社员分的地不够数，专拣差地分的情况，张钦礼说，“都啥时候了，还这样剋苦群众。现在是极为特殊的情况，不能按常规办事！种地的都饿趴下了，这地还有啥用？！告诉大家，分地丈量时，要找个子大的、腿长的去步量。要挑好地、肥地去分。啥叫替群众办事，啥叫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具体体现。”

　　1962年6月，张钦礼在兰考县二中作报告。有人向他反映，逮住一个贩卖烟叶的，准备没收他的烟叶、提篮，再进行批斗。张钦礼说，“我看你这是没事干了。人家不偷不抢，种点烟叶到集市上卖，有啥大不了的。你没收人家的烟叶、提篮，还要开批斗会。你不怕坏良心遭报应，咱政府还怕失民心嘞！现在群众生活这么苦，你要多理解他们，多做善事。”

　　一次，市管会为了规范、美化市场，向张钦礼提议，县里回民做生意，要给他们定个条条，加以限制。张钦礼说：“限制回民做生意，他们吃啥？回民种地不如汉民，做生意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出路。你限制他们做生意，这不是扎他们的喉咙吗？他们一家老小谁给养活呀？弄不好会影响民族团结嘞。”

　　老君营几位农民要到郑州卖小鸡挣几个零花钱，火车站说这是“投机倒把”，不让上车。乡亲们找到张钦礼，张钦礼深表同情，当即给商业局写信，让他们给开个通行证。商业局的同志说，按政策就是投机倒把，不敢开。张钦礼一听，急了，说：“你们不开我开。”最后，老君营的农民拿着县长写的信才登上了火车。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确实应该变通。张钦礼做了，老百姓高兴了，但也招来了各种各样的微词。

　　他想了这么做可能引来的各种后果，但一想到共产党不就是要为人民负责么？于是也就释然了；他想了这个政治氛围，没有一个铁心为老百姓挖掉灾难根子的县委领导核心，重又猖獗起来的“三害”能够治理下去么？想到这些，一直自以为意志坚定、坚忍不拔的他又有些隐隐的不安。

　　面对兰考大地，他要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场“五风”，将他和战友们带领兰考人民用心血浇灌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风沙、盐碱、内涝死灰复燃。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被全部砍光，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一些经济作物连种子都没有了。

　　1962年全县工农业产值1621万元，比1956年下降54.5%；粮食产量下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总产量6151万斤，比1956年减产11400多万斤。人均粮食只有170余斤；耕地面积下降到89万亩；林地下降到6万亩；牲畜下降到23475头；花生下降到71万斤；棉花下降到3万斤；水果下降到311万斤（不包括仪封园艺场）；桐木收购仅63立方米，降到最低点；白蜡条几乎绝收。

　　一个更令张钦礼揪心的是干部队伍问题。“五风”不但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的发展，也使兰考很多干部受到了伤害。1957年，兰考的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师加起来千余人，被打成右派的就达三百多人。由于张钦礼这个县长被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的中心，那些积极投入治理风沙、盐碱、内涝斗争的骨干队伍遭受重创、尚未平反，恢复元气谈何容易！

　　最为担心而又无法言明的是县委一把手的态度问题，这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病。现在需要面对和共事的则是坚持要给他“留尾巴”的县委第一书记王金碧。他不敢奢望这位第一书记会像程约俊那样与他同心同德描绘兰考美好的蓝图，甚至连会不会支持他治理“三害”都是问号。

　　当前制度下，“县长”在老百姓那里是“一县之长”，但实际上则是在县委领导下、具体点说是在县委书记领导下工作的执行者。他知道，以后的治灾之路必定是一条十分艰难、充满危险的道路。

　　也许是上天对兰考的眷顾，历史性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1962年12月6日，兰考正在召开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一把手参加的工作汇报会，会场西头的空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上了一个身穿中山装、头戴火车头帽子的中年人，他十分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听到各公社书记汇报的救灾情况，他眉头紧锁，一边用心记，一边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抽完一支，他会十分熟练地将烟头与下支烟对接好，瞅都不用瞅。刚刚参加完县残废军人代表大会赶过来的张钦礼见状，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检查生产救灾工作的干部，也没去打扰。

　　一会儿，县委办公室干事张思义匆匆来到会场，给主持会议的县委第一书记王金碧递了一张纸条，王金碧一看，立即站起来环视一下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这个中年人身上，并向大家宣布：“这位是新来兰考工作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请焦书记作指示！”

　　这时，与会者的目光才投向这里。中年人合上笔记本，走到主席台的位置，简要地表态说：“我刚到，不了解情况。谈不上指示，算表个态吧！希望大家多支持工作。”

　　焦裕禄简要的表态，简朴的工作作风，给张钦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县委副书记潘子春说：“焦书记处事简洁低调，看来是个能干成事的人。”

　　潘子春比张钦礼年长10岁，是一位1940年入党、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区武委主任、区长，解放战争中历任区委书记、县大队副队长，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一次与日寇作战时，曾智夺机枪一挺，被冀鲁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建国后，又与张钦礼同在考城县工作，任武装部长。兰考县成立后，又来兰考担任武装部长。二人可谓生死之谊。

　　对于焦裕禄，潘子春也有同感。
第二天，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为了配合、支持好新任书记的工作，张钦礼打夜把工作情况总结了一下，准备开会时给焦裕禄汇报。但讨论开始了，迟迟不见焦裕禄的身影。一问才知道，焦裕禄一早就和县委办公室的张思义去灾情最严重的胡集了。张钦礼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直奔胡集。

　　张钦礼赶到胡集，只见焦裕禄和张思义正在胡集村南地对着一片涝洼地指指点点，张钦礼走过去，握住焦裕禄的手说：“焦书记，你好。”

　　“你是？”焦裕禄问。

　　“他是咱县的县长张钦礼。”张思义连忙作了介绍。

　　“你的名字早听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你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找你了解情况嘞。”焦裕禄高兴地说：“咱先转转、看看，再好好聊聊。”

　　他们顶着寒风，一会儿看涝洼地，一会儿踏沙丘。见到涝凹窝，焦裕禄说，这里可以养鱼种蒲。见到沙丘，他说，种上树就能变成绿林。累了，他们就席地而坐，听张钦礼介绍兰考县的现状和历史。

　　焦裕禄看得仔细，听得有味，一会儿掏出笔记本记录，一会儿插话细问。偶尔碰到拾柴禾、挖茅草根的社员，他们就主动打招呼。大家都被焦裕禄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所感染。

　　这儿没有办公桌椅和茶水，只有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飞尘黄沙……他们俩，一位是新来的急于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县委书记，一位是刚刚平反、立志完成毛主席重大嘱托的县长。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使他俩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两位新搭档，兰考的当家人，在兰考贫瘠的田野上开始了对兰考未来美好蓝图的初绘。

　　“来前，我听地委组织部王部长介绍，兰考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县，老百姓逃荒要饭出了名。听说你到北京为民请命，周总理接见了你。还听说省委为你平反，下边还遇到了点阻力。”焦裕禄关心地说。

　　“是想给我留点尾巴。”

　　“这个问题，我会做工作的。哎，钦礼同志，我听同志们说，你战争年代就在这一带打仗，是解放兰考的功臣。解放后又一直在这儿工作，对兰考非常熟悉，群众威望高，是有名的兰考通。咱们要好好合作，尽快改变兰考面貌。”

　　“这没啥说的，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你是咱县委一班人的班长，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说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张钦礼自被打成右倾、贬到农村劳动改造以来，第一次听人赞赏他，十分感动。

　　两人越说越来劲，早已过中午吃饭时间了，大队支书胡安民为他们在社员家派好了饭，已经催叫三次了，他俩还有说不完的话。张思义说，“一会儿饭都凉了，你们可以边吃边谈嘛。”

　　吃饭中间，焦裕禄、张钦礼还在谈论着如何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话题。胡安民也时不时地插话说：“咱兰考是沙区。老话说得好，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咱群众的经验。”

　　“安民同志说得真对，”张钦礼接着说，“在沙地和沙丘上种树种草，可以防止风起沙飞打毁庄稼，吞食农田。这是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治理沙害的好办法。只要咱们依靠群众，育好种苗，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就一定能把沙荒变成绿洲。如果再适时发展经济林，那咱兰考不愁林茂粮丰，成为富裕县。”

　　“俺兰考虽说穷，可有三件宝，花生、泡桐、大红枣。”房东老大爷也过来发表意见。“还有条子少不了。”张思义笑着补充道。

　　焦裕禄又把这“四宝”记在了本子上。

　　大家边吃边唠，吃饭变成了讨论会。

　　焦裕禄感到这一天的收获特别大，好像找到了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办法和开启致富门的钥匙。焦裕禄激动地说：“要把咱兰考建设好，还得大家多出点子，多掏力。”

　　临别，张钦礼交了他们的饭钱和粮票，焦裕禄和随行的张思义也争着抢着交。房东大爷说：“你们是来帮助我们挖穷根、过好日子的，吃顿饭咋能收你们的饭钱呢？”说什么都表示不能收。张钦礼说：“大爷，收下吧。咱政府有规定，你不收，我们下次没法来了。”老房东这才勉强接住了钱和粮票。

　　回去的路上，焦裕禄、张钦礼、张思义三人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一天晚上，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干脆下床不睡了，披上棉衣，敲响了张钦礼的房门。张钦礼开门一看是焦裕禄，连忙让进屋里，又给他倒了杯开水。

　　“天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你的身体能撑得了吗？”张钦礼关心地问。

　　“你不也没有休息嘛！我看到你屋的灯还亮着，才来敲你的门。钦礼同志，这么晚不休息，在想啥呢？”焦裕禄笑着问道。

　　“在想你呀！”

　　“哟！想我？我这不就来了。”焦裕禄风趣地回答，“钦礼同志，你是出了名的‘兰考通’。说说看，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在于人的思想改变。”张钦礼思索了片刻，说道。

　　“对，你说得很对。我看在人的前边再加两个字——领导。我觉得，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你想想，没有抗灾的干部，哪有抗灾的群众。要想改变兰考的自然面貌，首先县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起精神，树立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

　　“太对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老焦啊，你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

　　“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面貌改变，首先是人的思想改变，而领导干部的思想改变又是最关键的。我看，要治好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首先必须除掉思想上的病害，对干部进行抗灾思想教育，克服领导干部头脑中等、靠、要的消极情绪。”焦裕禄点了一支烟，继续说道。

　　“这和过去打仗一个道理，要战胜‘三害’，必须有一支能打敢拼的干部队伍。”张钦礼说着，看了看焦裕禄，说：“眼下就有一个关键问题急需解决。”

　　“什么问题？”焦裕禄问道。

　　“尽快给抵制‘浮夸风’的党员、干部彻底平反，让他们甩掉思想包袱，挺起胸脯，有一个干事的心境。”张钦礼看焦裕禄在认真地听，就继续说道：“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拧成一股绳，就能尽快恢复被‘浮夸风’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彻底战胜‘三害’，改变兰考贫穷面貌。”

　　“是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焦裕禄接着张钦礼的话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就是这个道理。”　　两个人越说越有劲，越说越兴奋。不知不觉已到深夜。这时，县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吴思敬下乡回来，见张钦礼屋里有人说话，就走了进来。看见焦裕禄和张钦礼兴致正浓，不想打扰，就随口说道：“你们俩还没有睡呀！”

　　“老吴，有啥事？”张钦礼迎上前问道。

　　“刚下乡回来，有点渴。有水吗？”

　　张钦礼忙给吴思敬倒上水。焦裕禄递给吴思敬一支烟，说：“老吴同志，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吴思敬点上烟，说道，“都啥时候啦，你们俩还这么大劲，唠啥咧？”

　　焦裕禄、张钦礼哈哈大笑起来，焦裕禄高兴地说：“又来了个夜猫子。来，咱们三个一块儿谈。”

　　吴思敬向两位领导汇报着他所看到的生产救灾情况，焦裕禄边听边问：“老吴，你说说你的看法。”

　　吴思敬看了看张钦礼，张钦礼说：“焦书记想听你的看法，你就一五一十地说。”

　　“我觉得，救灾是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治灾才是解决贫穷的根本。只有把兰考的“三害”治住了，才能刨去穷根，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是呀！光救灾不治灾是越救越灾。咱们不能只撒胡椒面，得带领群众挖穷根。”焦裕禄对吴思敬的话深表赞同。

　　“咱县的群众对治‘三害’有着极大的积极性。他们一不愿意两手向上伸手要，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也不愿意外出要饭度灾荒。要是有法子，谁想离乡背井去拉棍要饭呀！只要咱们善于引导，只要咱们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带头干，把群众潜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钦礼同志，怪不得你心中有数，原来我们已经有了治灾骨干队伍了。”焦裕禄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咱们说干就干。为反对浮夸而蒙冤受屈的党员干部平反的工作，我们马上就着手进行，钦礼同志，把你肚子里的招数都拿出来吧！代表县委起草一份治理风沙、盐碱、内涝的规划。时间不等人啊！”

　　“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焦裕禄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这个时候，王金碧因犯错误调离，焦裕禄任县委书记、主持兰考县委全面工作（此后兰考县委没再设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县委把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全部请到县里来，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大张旗鼓地为他们平反，坚决不留一点尾巴，让他们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向前看。

　　在会上，焦裕禄还开诚布公地对那些在浮夸风运动中错误整过人的同志说，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投入到除“三害”工作中去。做出成绩，仍然是好同志。对他们一律不批判斗争、不开除党籍、不关监狱，按其能力和专长正常安排工作。这样，大家气顺了，顾虑消除了，包袱甩掉了，一个团结一心向前看、轻装上阵治“三害”的局面初步形成。

　　张钦礼根据焦裕禄的建议，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很快起草了一个《中共兰考县委关于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三五年治理好〈三害〉的规划》（草案），并呈报给焦裕禄审批。焦裕禄在这个规划上划掉了“五”字，变成三年规划；把“治理好”三字改成了“除”字；然后签上“同意”。

　　另外，加上通过召开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个规划赋予表决，作出正式决议的建议，并要求报送开封地委、河南省委备案。在报告最后，焦裕禄又着重加上了“完不成‘除三害’任务，我们死不瞑目”的誓言。

　　几天的接触，焦裕禄推诚置腹的高度信任、委以重任的器重、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深深折服了张钦礼。他突然感到那个最大的心病不翼而飞了。

　　上天不会亏待兰考人民，党终于为他派来了可以依赖、可以共同奋斗的主心骨、带头人！他和程约俊相约以身相许的治灾蓝图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把兰考变成江南的“兰溪县”！他想象着，到了那一天，他一定在焦裕禄带领下，去北京向毛主席汇报！

　　（未完待续）

　　原编辑/张喜斌
原统筹/纪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