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 ：必须直面全民性的“高利贷”

规范金融秩序亟需说破“房间里的大象”

　　引子

 

　　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件“辱母案”，沸沸扬扬的意外让两个词凸显在国人面前：“高利贷”、“山东”。若变成一句话，就是“山东的高利贷”。

　　《中国经济网》3月29日发表的《债务崩盘的山东模版 从疯狂民间高利贷说起》：曾作为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支柱企业之一的齐星集团背负上百亿元债务，除对36家金融机构存逾70亿元信贷敞口外，竟还有40亿元“高利贷”，涉及二级互保圈达千亿元，邹平县面临区域性债务崩盘。

　　此前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文《山东债务连环劫：不只邹平齐星 东营天信系也陷危机》：据东营法院2月7日发布公告，在天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中，有7家(总负债约163.35亿元人民币)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达104.52亿元，负债率180.77%，中国500强企业的天信集团，负债总额为34.46亿元，负债率104.46%，都与当地疯狂的高利贷密切相关。

　　可疯狂的民间高利贷，它仅属于聊城市的专利吗？它仅属山东省的专利吗？非也！它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现在确实到了该直面相对，全景透视，全面反思高利贷的时候了。认识到问题，往往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一、谁在导演参与10万亿元的高利贷

 

　　旧社会地主老财就乘天灾人祸向穷人放印子钱，让穷人倾家荡产。毫无疑问地说，高利贷与黄赌毒为一丘之貉。可1984年9月，得到温州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温州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但1986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明传电报叫停：对于私人钱庄，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但由此引发的高利贷，在公知精英大力鼓吹的“合理性”中，半推半就，半明半暗的在全国开始蔓延，甚至公开化，全民化，规模化。

　　1、全民性参与声势浩大。西南财经大学发布《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我国民间有33.5%的家庭参与民间借贷，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其中，用于购房的民间借贷达3.8万亿元。而另据有关专家评估，至少翻一倍。第一财经网站2013年5月16日评论：全民高利贷：为暴利而痴狂。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月息达6分至7分，最高达1毛5，若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还72万至180万。温州市约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山东仅邹平县，早在2014年民间借贷资金就达上千亿元。这次由齐星集团百亿元债务违约，涉及二级互保圈达千亿元，引发邹平县面临区域性债务崩盘，实属必然。

　　由于高利贷能暴利赚钱行业，不仅某些地区全民疯狂“放水”，且从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从制造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领域，并扩展到普通家庭、学生等。

　　2、“官银”是放高利贷的主力。从山东的“辱母案”引出的高利贷，其背后发现的官员身影，又将“官银”曝光在国人视线。“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的俗称，“官银”放贷，既有效益，又不暴露身份，还能避开制度监控和公共监督。

　　2009年温州永嘉施晓洁高利率向社会集资13亿元，八成债主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最后认定施晓洁一案所持资金，有8个多亿的户主，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从侧面印证“八成债主是公务员”。沈阳蚁力神非法集资30亿元案发后，也有公务员投入大笔资金无从认证。

　　瑞安环球电泳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飞燕，从2008年到2010年，以年息36%陆续向龙湾区民政局副局长池秀媚借款近4亿。池秀媚退休1月起诉陈飞燕，要求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这件事才浮出水面，池秀媚被称“史上最富亿元科级干部”。

(池秀媚(右)与陈飞燕的合影，两人曾是闺蜜，右为池秀媚。)

 

　　2010年2月以来，海南工商联副主席沈桂林以个人名义，用海口泰特典当责任有限公司做担保，允诺月利2-3%的高额回报，向社会非法吸收存款8亿，再以3-4分对外放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增多，还本付息压力增大，资金链断裂，涉案200余受害人。

　　在老干部顾问团协助下，外交部数百离退休干部，陆续卷入新绿源公司高息非法集资案，外交部离退休干部被新绿源吸纳1.5亿元巨资，全部血本无归。

　　华西大学校长涉非法集资，华西大学涉及各种集资协议近万份，集资年利率高达12%，数千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类似这样官员参与集资放高利贷的案件，甚至有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向被管理对象借贷资金，已屡见报端。2011年9月30日，新华社的《半月谈》发文《如何遏制公务员放高利贷?》指出：“温州随着连串高利贷事件密集爆发，‘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若隐若现，其进出路径渐显清晰。”“公务员放高利贷比一般民间高利贷影响更大，危害更深，对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3、银行成高利贷的大庄家。作为银行原本是金融秩序的维护者，金融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可令人非常震惊的是，有相当多的银行竟成高利贷的大庄家，其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银行主业放高利贷。本来银行应按正常利率贷款给企业，但却把钱放给高利贷者，再通过高利贷者放给企业。新民周刊发评论：高利贷年息最高已达180%，银行、国企资金已成放贷主力军。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1.85倍。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中国银行40%多是活期存款，年息才0.5%，贷款国家基准利率6.35%，信用社和城商行可高于基准利率80%的价格放贷，年息抬高到12%左右，这个巨大利差让信用社和城商行都卷入放高利贷，信用社的记录显示：70%的资金流向高放贷，国家资金同困难企业和缺钱农民无缘。城商行普通行长年薪几百万，钱从哪里来?龙江、河北、江苏、内蒙、浙江、重庆等地信用社用国有资金放高利贷案件纷纷曝光。仅南京一个城商行行长被抓，就牵出100多县市级的财政局存款。银行财政敢做初一，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就敢做十五，黑市利率暴增不止。

　　银行放贷疯狂到开张发票就可抵押。榆林民间借贷最“繁荣”时期，“金字塔式”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出借人不知资金流向，只按2～3分月息吃息。后来，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资金都向这里聚集，到钢材市场随便开张买钢材价值多少的票据，就能抵押到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全部蜂拥到位。2012年资金链断裂，榆林出现严重的信用体系崩溃。

　　由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布局的P2P网贷平台，历经2013年野蛮生长，违反“若故意以高利率吸引他人出借款项并将资金用于套利的或者以欺骗手段骗取他人出借款项的，将构成犯罪，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在2014年拉响警报：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约21亿元。

　　一方面银行高息集资放高利贷。银行靠储蓄放高利贷资金不足，竟非法高息集资放贷，以致众多银行行长成集资诈骗主角!近年，长三角地区曝出多起银行行长“违法圈钱”案件，涉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温州银行、义乌市农村合作银行等基层支行行长。已有多名行长因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如，建行绍兴城西支行原行行长陈惠君，许诺高息对外借款，涉及资金总额3.26亿元，涉嫌诈骗被拘。

　　2012年，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居陕西各县之冠。开个房间就是典当行，摆张桌子就办公。更有甚者，拎个包就到邻近农村搞流动典当，随手写个白条就是票据。典当行承诺年利率48%-72%，提供五天内的大额资金紧急周转，年利率为600%，约为银行利率100倍。神木从七八岁孩童，到七八十岁老人，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利率、典当行、三角债关系、著名大户等信息。无人否认神木已“全民借贷”，民间信贷总额大到无法估算。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仅河南一省，两年内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迅猛增至500多家。在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担保额度，两年后增长10倍以上。有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高息担保已超过20亿!

　　4、国企放贷也一马当先。国企不抓实体经济生产，却抓高息放贷，也是一大特色。四川金鑫房地产公司原股东和法人代表刘明，从四川石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四川中石化销售公司等四家国企，高息借贷4250万元、2500万元、1700万元、760万元，且四川中石化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黄久长个人也向金鑫房产账户转入300万元，共计9510万元。

　　一些大型国企钻国家相关政策优惠和银行监管不严的空子，凭借项目建设，以6%低息从银行贷款，再12%放给担保公司，几亿资金，6个点的利差，一年就赚几千万“黑金”，成少数人瓜分的“小金库”。若拿到免息巨额贷款，更获高利贷暴利，国企这事很正常。

　　国有企业资金流入高利贷，最要命的是造成实体经济大面积萎缩，中国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运行风险加大。

　　5、民企老板大量涉入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在放高利贷的巨额利润吸引下，民企老板当仁不让。2013年，有115例民企老板，在203例涉嫌刑事犯罪案例中，已公开的98例涉案金额累计达3417.942亿元。最大是宁夏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台州分公司负责人陈立喜特大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非法期货交易金额高达1744亿余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5例，其中17例累计近272亿元;集资诈骗案有22例，其中19例累计近285亿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18例，其中15起案件共涉金额近388亿元。

　　2013年，神木县民间借贷崩盘。2014年陕西省府谷县民间借贷崩盘。一个叫宏昌鑫的煤化企业以年息24%的高回报做诱饵非法集资，到期兑付宣告违约，老板失联。

　　江苏常熟女老板顾春芳，2008年至2012年3月间，以年息25%至40%、月息3分至9分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17.68亿余元。无数民众参与其中，最后一跑了之。

　　从2015年开始，邯郸市陆续出现民间集资借贷企业违约、实际控制人跑路等事件，邯郸市金世纪、万聚等开发商非法集资达93亿元，其中，金世纪地产所涉的集融资规模应该在30亿元左右。

 

　　二、高利贷成吞噬无度的“黑洞”

 

　　疯狂无度的高利贷张开血盆大口，正在吞噬改开的成果和红利，令人惊心动魄。

　　1、高利贷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2011年4月开始，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约200亿元巨债外逃。4月以来，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巨邦鞋业公司等陆续关门倒闭。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性金融危机一旦引爆，让温州一夜能回到改开前。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一度令世人瞩目，但鄂尔多斯的高利贷模式，比温州模式的危害和风险更大。温州模式还有实体经济，而鄂尔多斯每个房地产项目，都以40%到50%的利率找民间资本借钱，有些楼盘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所有改开成果都灰飞烟灭，成闻名天下的“鬼城”!

(鄂尔多斯成闻名天下的“鬼城”)

 

　　一度产生2000位亿万富翁和全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神木模式”。2012年底，从融资规模超40亿元、波及人口超5万的“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神木民间借贷全面崩盘，2000余家地下高利贷机构凭空消失，超300亿元民间资金蒸发，近千人出逃引发全城恐慌。神木的房价暴跌、商业萧条、医保欠款、社会解构，就如同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神木近百处煤矿陆续停产，焦化厂、洗煤厂相继停工。

　　2、高利贷吞噬弱势群体的积蓄。一度贫困的江苏泗洪县，从农民、医生、个体工商户、教师到公务员，都卷入放高利贷的热潮。其石集乡98%以上的村民卷入这疯狂的游戏，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有宝马800辆、奔驰600多辆、奥迪500多辆、保时捷50多辆、英菲尼迪50多辆、捷豹30多辆、凯迪拉克20多辆、路虎20多辆、林肯十几辆、悍马十几辆、法拉利1辆、兰博基尼1辆、玛莎拉蒂1辆……。可当疯狂的高利贷链条一夜断裂，并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数十亿血汗钱瞬间打了水漂。

　　神木高利贷崩盘后，财新记者看到，在神木县人民法院门口，白发苍苍的老者涕泪交加，几十万元养老金不见踪影;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民掏出了大半生积蓄，赔上了女儿的嫁妆钱;养鸡场的大姐背上了百万元欠债，在县政府、人民法院门口一睡几天。

　　3、高利贷吞噬大量国家财富。一方面参与高利贷行为的国家银行、国家股份制银行、信用社等，参与放高利贷导致血本无归的案件频发，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向公众告知，全国有多少资金被吞噬。仅从一个个个案来看，就绝非小数。诸如，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的高管冯伟，同领导一起违规发放高利贷就达7亿多元，事发畏罪潜逃。一方面很多地方为平息高利贷资金断链引发的事态(有的高利贷案件有政府身影)，一些地方政府哑巴吃黄连，只能暗中投入大量公帑填窟窿，却不敢告知公众。

　　4、高利贷吞噬正常经济秩序。由民间高利贷催生的炒房、炒大蒜、炒煤矿、炒地皮等诸多投机行为，不断干扰社会正常经济秩序。尤其，银行参与放高利贷，国有企业拿银行的投资贷款放高利贷，直接放大银行的金融风险。穆迪、标普把中国银行业评级调低的深刻背景，并非外界猜测的“做空中国”。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高利贷资金链首当其冲断裂，牵一发动全身。金融危机是最可怕的经济危机，也是最难挽救的经济危机，还是破坏力最大的经济危机。

 

　　三、高利贷成制造社会动乱的元凶

 

　　全民性、全国性的疯狂高利贷，不仅是吞噬中国经济的“黑洞”，是引爆中国经济危机的“定时炸弹”，更是制造社会动乱的元凶。

　　1、高利贷嗜血成性无情夺命。“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通常高利贷吞食人命分四种情况：

　　一是还不起债而杀人。温州10多天内就发生两起这样的命案。9月10日，男青年黄某添无力还债，竟将身为朋友母亲的借款人杀害，抛尸于晋江中。9月25日，就读于泉州某大学成教学院土木专业的20岁大学生许某杰，借一万元高利贷无钱还，与17岁的弟弟共将债主杀害抛尸。“辱母案”，也是典型的因借高利贷引发的杀人。

　　二是深感绝望自杀。仅温州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娄底市民间借贷规模已逾百亿元，因无力还贷，继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自杀，2013年12月13日，娄底市同星集团董事长肖仲望从该市丹枫国际小区坠楼身亡。

　　神木一度与借贷有关的死亡气息弥漫，就连西安、鄂尔多斯的一些酒店都不让神木人住，害怕是躲债的，会自杀，晦气。更惨烈的是，2014年9月27日，义乌一村主任无力偿还高利贷驾车携母自焚等，各地因还不上高利贷的自杀不胜枚举。

　　官员也加入高利贷的自杀队伍。12月20日，温州龙湾区风景旅游局长王某跳楼身亡。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服毒死亡。

　　三是黑社会逼债逼死人。一般黑社会逼债极少杀人，但用极端犯罪手段逼债，却屡屡逼出人命，以致2017年公务员面试的热点：讨债公司逼死人，谁该为此负责?面试热点的相关背景：“讨债公司”一帮人已吃住在河南方城县居民李志国家7天：“你要么还钱，要么死”。7天里李志国不能出屋一步，一帮人轮流辱骂，一刻不停，不让闭眼睡觉。8月2日下午，李志国再次拨通110报警后，走上自家楼顶，当着警察的面跳楼摔死。考公务员都出了这样的题，可见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和多普遍。

　　四是高利贷崩盘造成群体性死亡。每次高利贷的崩盘，都有人跳楼、自杀、杀人，在一个地区引发命案连连。仅2011年10月，山东长河养殖公司神话破灭，因本次大规模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债务纠纷，就造成30多人死亡。2012年的《济南时报》报道了山东邹平1000亿元民间借贷破碎，30多人在纠纷中身亡的悲剧，全省震动。

　　2、黑社会为追债主力手段残忍。在追讨高利贷的讨债大军中，黑社会团伙则是强悍的主力军，追债手段极为恶劣。

　　一个黑社会恶性讨债的场景。道哥捡起地上那块粘稠的小指头，闻了闻，扔掉。解开裤子，对着男人尿了一脸说：“张老师，这40万，3天后我要见到，否则老子卸你儿子的手”。春节后，这个山东小县的催债王道哥，从63人敲回423万欠款。道哥专催月息8分以上，一年翻番的高利贷。报酬少则30%，多到90%，来钱快，不费劲。2年来，道哥催债斗狠无人能及，从1229人手里拿回10个多亿。道哥，并非个例。

　　逃债手段毫无人性五花八门。轻者派群马仔披麻戴孝拿花圈，在人家里撒泼打滚地哭骂：“老板欠债，让你妈出去卖了还!”至于砍手、撒尿侮辱、拍人姑娘裸照、让艾滋病人催收，甚至光天化日将人孩子、老人绑走软禁，不拿到钱绝不放人，五花八门，极其残忍(摘自《比“辱母”更残酷的底层江湖》2017-04-01凤凰网)。山东聊城的“辱母案”曝光举国震惊，那只是黑社会讨债一个小小的雨滴。

　　现山东催债已膨胀成一个巨大产业，甚至包含完整的培训机制，教授怎么用狠，并且终身催收，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就一直盯着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顿…恨不能把你房子烧了，把你娃卖了。

　　高利贷引发刑案70%为恶性讨债。南京市浦口区自2010年以来,该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因高利贷引发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高达62起78人。近3年来，该院受理“讨债型”暴力犯罪案件占高利贷引发刑事案件总数近70%。2012年底，宜兴市法院对王俊等21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判决：该团伙通过介入民间借贷纠纷渔利，即安排人员将欠债人非法拘禁，采用拳打脚踢、刀背砍等手段进行威胁，逼迫欠债人还债。

　　这种情况仅仅是南京浦口、江苏宜兴吗?那些高利贷泛滥无度的地区，此类案件所占比例更绝对居高不下。

　　至于因高利贷引发的逼迫陪睡、强奸、卖淫、贩毒等五花八门的刑事案件，上网一搜，目不暇接。2016年9月8日，发生的辽宁运钞车劫案犯李绪义，就身背高利贷，在一段公布的视频中，李绪义抢劫运钞车后，即给几位债主送去钱款。

　　2、因高利贷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频发。千亿GDP规模之大的全国百强县——神木县，民间高借贷总额高达两三百亿元。仅2012年以来，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达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2011年8月到2012年5月，温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22000余件，案件总标的额高达210亿余元。

　　因高利贷“跑路”的现象，在广东、山东、福建、河北等地不断出现，并演变成大规模群体事件，甚至刑事案件。如，邯郸市金世纪、万聚等开发商非法高息集资百亿跑路，仅邯郸金世纪地产民间集资15亿违约，就卷入上千人。除房地产企业外，邯郸公安机关对涉非法集资的小额信贷、农业合作社等进行摸排，已立案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4人，上网追逃43人(2014年9月22日新华社)。河北合作社老板吸储放贷被曝跑路不断，馆陶县已出现打砸事件。由高利贷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经各方面做工作没演化成大规模骚乱，但因借贷引起的深层次矛盾又该怎么平息?

　　总之，如何处理好已形成的全民性高利贷，处理好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社会动荡，无疑是政府一大难题;而为挽救和防止高利贷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扩大，各级政府将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反思高利贷如此疯狂蔓延的原因，如何在全国规范金融秩序，再不能让高利贷恣意而为，这更需长治久安的运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