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精英”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钱学森之问”

　　那些为“钱学森之问”闹得不可开交的人简直都是傻瓜笨蛋：他们又是公开信、又是“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又是“钱学森的天问背后”之类的沸沸扬扬，被“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轻轻一句话就彻底打翻在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不需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见附录)——为“不需要”的“杰出人才”绞尽脑汁，是不是“违背市场法则”?是不是犯傻?为“下一个时代的要求”现在就大吵大闹追究责任，是不是杞人忧天?是不是无理取闹?瞧瞧，人家北大“精英”就是“精英”，轻轻吹口气，就把天大的责任吹得烟消云散、无影无踪。这能耐，这水平，这脸皮，这德形，尔等谁人能比?

　　不服气?人家的逻辑严密着呢——“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我又没说不负责任，只说“担待不起全部责任”、“不能够扭转乾坤”，这话谁能说有错?

　　然而恰恰正是这“毫无错误”的话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大问题悄悄消灭于无形——教育不能扭转乾坤，别人就能扭转乾坤?教育担待不起，别人就担待得起?教育不担待，别人就担待?教育没责任，别人就有责任?教育没辙，别人就有辙?转了一圈，“老虎吃天——没处下嘴”：你错我错大家都错;你有责我有责大家都有责;你管不了我管不了大家都管不了——不说没错，就是不说具体谁的错;不说不该做，就是不说具体该怎么做;不说不负责，就是不说具体谁负责……结果：“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谁也不必负实际责，最后不了了之——这才是最关键的结果：把“钱学森之问”变成没有实际结论、没有实际结果、没有实际措施的笔墨官司口舌扯皮，除了空谈什么也做不成。

　　光推卸了责任、化解了指责、把问题弄成不了了之的扯皮还算不得高手，因为这不能彻底消除人们心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大疙瘩。

　　真正的高手不仅善于推卸责任，而且更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北大“精英”不愧为“精英”，一着釜底抽薪就彻底解决了一切诘难：“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高，实在是高”：不仅义正词严，而且理直气壮——出不出人才、出什么人才、不出什么人才是时代的需要，谁能说不对?什么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英雄的时代需要英雄;狗熊的时代需要狗熊;龟儿子的时代需要龟儿子;王八蛋的时代需要王八蛋。毛泽东时代需要钱学森，“特别是”时代需要的是符合“劳动密集型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需要的不是杰出人才而是杰出奴才;不是才子、学子、人子而是戏子、骗子、龟儿子。在这种时代培养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是逆时代需要，说轻了叫“不懂市场规律”，说重了叫“反动”。

　　在这样的时代，钱学森早过时了，尽管表面风光，实际早“下岗”了(虽然表面上很体面)。别看有些人一口一个“钱老”客气得要命，而实际当真尊重钱学森、当真把钱老当杰出人才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

　　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四）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依照本条第一款(三)、(四)项和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

　　依照本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

　　《国旗法》关于下半旗志哀的规定非常明确，没有任何附加先决条件，如：没有规定必须要跟国葬联系在一起，没有规定必须征得家属同意，没有规定必须尊重家属意愿，等等。换句话说，只要符合《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去世，就必须无条件降半旗志哀，否则就是违法。

　　如果承认钱学森是杰出人才，承认钱学森的对中国的历史贡献，那就必然承认钱老符合《国旗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是“(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必然根据《国旗法》，举国为钱老下半旗志哀。

　　而实际呢？根本没有按照《国旗法》为钱老下半旗志哀。显然《国旗法》规定负责具体实施的国务院不承认钱学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更不承认钱学森是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如果承认钱学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是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那拒不执行《国旗法》、不为钱老下半旗志哀这一行为本身岂不证明国务院带头犯法?岂不证明所谓“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加强法制”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岂不向全世界宣称所谓宪法、法律全是一文不值的废纸?岂不全国老百姓公开宣告所谓遵纪守法全是忽悠人的闹剧，自己根本不打算执行?可见所谓“钱老去世，我心情特别不好”、“钱老是我的老师，我们是忘年交。我非常怀念他。这些天，我一直在翻阅往日与他的通信和写的日记”、“他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我还给他当‘翻译’……”之类口口声声推心置腹全是演戏;全是“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的时代特色;全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凤本色。

　　钱学森都没资格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和杰出人才，那谁还有资格?连钱学森都不符合时代需要，那还需要什么“钱学森之问”?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心病还需心药医”。北大“精英”一句“时代不需要”就彻底解决了“钱学森之问”：不是我没本事吃到葡萄，而是葡萄酸。不是我没本事培养出杰出人才，而是时代不需要。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北大“精英”的本事不仅仅表现在彻底推卸掉责任、忽悠得人们认同不需要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且表现在能反守为攻倒打一耙，证明自己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看看，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钱学森，而是“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外加“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这可绝对是北大的拿手强项：“学者型官员”和“ 学者型买办、商人、民营企业家”。绕了半天，中国培养不出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原来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北大这样官僚买办资本家的批生产专业户才是最符合时代需要——北大“精英”不愧精英，一个“四两拨千钧”，嘴皮子轻轻一动就把让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变成了北大“精英”自我标榜、自我表现吹嘘的宣传广告——厉害不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为“钱学森之问”绞尽脑汁，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争论不已的死脑筋们，可笑不可笑?

　　关联阅读：

北大原副校长：现今不需太多钱老般杰出人才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1/11

　　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

　　中国青年报：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中国青年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国青年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中国青年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中国青年报：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就是被当时清华物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发现、赏识，并给予了特殊培养。

　　王义遒：叶企孙教授确实能识才，但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识才的人。他们那时候一个班不超过14个人，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现在的教授手下有几十上百个学生，怎么还能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师生间要互相了解，教师要让学生不仅仅是学，还要有机会做实际的研究工作。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国青年报：那些基础扎实、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

　　王义遒：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得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中国青年报：要怎么去做?

　　王义遒：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中国青年报：最后请您说说，您心目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王义遒：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延伸阅读：

 

黎阳先生的观点确实有失偏颇，过于激愤了

能赚钱算否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及其成果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要素：1、个人的素质、兴趣、意志与实践中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努力奋斗;2、正确的发展方向或选题以避免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只要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想不出人才及成果都不可能。这就是杰出人才及其成果的形成规律。

　　而反观中国现在的现实，急功近利、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第一，“猫论”成为各行各业的神圣圭臬!而这些东西都是与杰出人才规律背道而驰的东西，如何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不过，如果英雄不问出处，认定能赚钱也是杰出人才的话，那现在的杰出人才则比比皆是----贪污腐败、化公为私、空手套白狼，平地暴富，随处都能扒拉一堆!

　　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却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至上、人人可为理想献身的时代，至少首先满足了出人才(主要是自然科学人才)的客观规律中的条件1!再加上选题正确--也是时代的需要，两弹一星等杰出科技人才与成果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王义遒的观点比较切合现在的实际，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不需要不会赚钱的人才，所以，只能产生搂钱圣手----贪污腐败从百万级、千万级已经上升到亿万级了!数十亿的贪污腐败也早已不是新闻了!而胡润百富榜上的“搂钱发家圣手”们，那一个是仅仅真正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的呢?难道这些都不是时代造就的“杰出人才”吗?

　　因此黎阳先生的观点确实有失偏颇，过于激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