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维护天理的公安局与悖逆天理的法律

　　刚刚得到消息，为了维护基本的天道正义，聊城公安局已经逮捕了制造“杀人辱母案”的放高利贷恶霸团伙，并且对案发在场的不作为警察展开调查。在此我们像年初向济南市公安局致敬一样，再次向聊城市公安局致敬！山东是最讲天道正义的地方，在你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天道正义残存和复活的希望。目前聊城公安局正在悬赏这个恶霸团伙的犯罪证据，让人感到悲愤和担忧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本来，聊城高利贷恶霸团伙暴力催债，践踏天理人伦，事实俱在，人神共愤，公安局完全可以直接把罪犯送上法庭。可是由于法律与天理相悖逆，聊城市公安局维护天理的正义行动却遇到了法律障碍：刑法中根本就没有高利贷的入罪条款。聊城市公安局完全落入了法律党的圈套，只能求助于社会，向社会公开悬赏这伙人的犯罪证据。否则，聊城市公安局很可能会像当年重庆市公安局那样，把自身变成法律党的诉讼对象，弄不好甚至会锒铛入狱。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指出，法律党设置恶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阻挠中国回归天理正义。聊城市公安局的悬赏公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高利贷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打击对象，在新中国更是列为重罪，早已绝迹。可是在后来的所谓法治改革中，惩办高利贷却如同惩办卖国贼条款一样，从法律中消失了，于是高利贷又卷土重来，不仅不再是法律打击对象，甚至还受到法律保护。因为现在政府提倡的是“法无禁止皆可行”，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高利贷，那么高利贷就属于法律允许的“可行”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36%的受法律保护，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并没有禁止放高利贷者采取其他手段自我保护。于是，放高利贷的暴力催债队伍这种纯粹的黑社会也就随之产生了。

　　这个36%的法律保护界限，主要来自于央行对高利贷的界定。暂且不说年息36%的高利贷界定是否合适，最让人震惊和不解的是央行明文规定，关于高利贷的界定和打击对象只适合于借高利贷的一方，而不包括放高利贷的一方，放高利贷的一方无论利息多高，都属于“民间正常借贷”。由此形成了借高利贷属于刑事犯罪而放高利贷不属于犯罪的刑法规定。也就是说按照当今刑法规定，放高利贷的黄世仁属于“民间正常借贷”，而借高利贷的杨白劳则属于刑事犯罪。这大概是自有人类法律以来最荒谬最奇特最没有天理的法律了。倘若黄世仁地下有知，肯定会对这个法律羡慕得眼珠子流血。

　　这就是最近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发表小说《软埋》和共产党土改算总账，能够得到整个作协和主流媒体支持的客观原因。他们要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算总账，不仅仅是来自于历史上的阶级仇恨，而是来自于对当今法律的理解和衡量。他们越衡量越觉得当年黄世仁等地主恶霸被枪毙得太冤枉，于是便产生了对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进行清算不平的欲望。由于这种反攻倒算所依据的并非是国民党旧中国的法律，而是当今中国的法律（比如眼下这个借高利贷入罪，放高利贷无罪的法律），所以自然会得到现在主流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支持。方方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控诉和否定共产党反而能够得到共产党的嘉奖，就在于他们所依据的是现行的政策法律。相反，如果方方他们向共产党反攻倒算所依据的是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法律，恐怕早就被关进了监狱，更不要说当什么作协主席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悲哀之处，这些反毛反共反革命和那些悖逆天理人伦的罪恶行为，都能够找到法律依据;唯独捍卫天理人伦的正义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甚至还会遇到法律障碍。这次聊城“杀人辱母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十年前围绕暴力拆迁问题中国左翼与法律党第一次大论战中我们就指出过，法律党支持暴力拆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抢劫，早晚有一天会反手再把屎盆子扣在共产党头上。果不其然，今天在暴力拆迁问题上，在高利贷问题上，以及在其它一系列问题上，几乎无不如此。如果再不解除法律党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这条法律绞索，恐怕中国到不了外敌入侵一天，先就会自行瓦解崩溃掉。无论生产再多的航母原子弹，也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果说解决两极分化的经济问题还不具备条件，解决大众民主的政治问题还不具备条件，但是在清理一系列毒法恶法的问题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拖下去了。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阶级关系等问题上，一时还把握不住，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至少应该按照天理人伦这个数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来清理我们现有的法律。虽然邓小平说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我们总不能说不知道天理人伦吧。

　　我们马上就要搞民法典了。民法典是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历史上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和以大唐律为代表的东方法典，体现了君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拿破仑法典体现了宪政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当今中国法典，应该体现大众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这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根本的内在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是不能体现大众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至少也不能把那些悖逆天理人伦的文明垃圾，塞进人类的21世纪。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