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破土编者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距今已经整整过了五十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经纷纷谢世，但是文革的幽灵在中华大地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不同的阶级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做出解读。阳和平老师认为，要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有必要认清新生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需要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各种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阳老师的这篇文章，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出发，系统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以及毛时代阶级斗争的历程。　　

　　引言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探索自身解放道路中的第三个里程碑。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他没有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如何获得政权，以便实施本阶级专政的具体途径。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没有达到世界大战的地步，而且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对改良还抱有过多的幻想。此时的马克思更不可能探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的反面。

　　列宁在探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要推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里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强大优势的资产阶级，除了通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使得无产阶级有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里真正地获得人数上的优势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列宁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被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实了。虽然在他的生前看到了苏维埃政权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的反面。

　　斯大林虽然捍卫了列宁的建党理论，也起码在主观上试图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由于他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辩证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因而他在与托派激进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把党的领导绝对化，没有能够意识到新生资产阶级在他眼皮下的出现，看不清社会主义社会深层次的党-群关系矛盾，因而未能提出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难题，更谈不上研究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自己的反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在领导中国人民于1949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敏锐地发觉到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存在，感觉到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日益紧迫性，而且很快地就警觉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有走向自己反面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探索了反修防修的各种实践。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先验论者。毛泽东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也只有在与走资派的斗争才能形成。当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地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走资派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这种日益强大起来的走资派的出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也就不会有对走资派的认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出，文化大革命是获得了政权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在解放后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起先是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展开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以无产阶级的暂时失败而告终的英勇拼搏。

　　为了认清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本质，为了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各种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有必要认清新生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认清阶级斗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

　　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或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也就是一个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度，阶级的存在还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物质条件还不足以消灭阶级的时候，政治、经济等方面职能上的分工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地位的差异。其次，思想意识形态的滞后性使得旧风俗、旧习惯不会很快的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由于思想的滞后性容易理解，我们需要较深入的探讨职能上的分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认识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

　　(一)阶级的界定

　　不同于以往自给自足的奴隶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以商品生产形态为主的一个阶级社会。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是由多人分工协作来进行的生产，因而就有了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被管理者之分，就有可能产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就有了为谁的利益而组织、调度和分配产品的问题。

　　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掌控着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以商品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家和企业主，也可以是打着共产党人旗号的，计划经济下的走资派。文革以前，人们只知道前者，看不清后者，以为资产阶级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下才可能产生和生存，没想到前门击败的资产阶，其阴魂又从后门进来，资产阶级的DNA依附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员身上，一步步的把他们转变为自己的代理人。就像当初虽然满清入关占领了中原，但是他们反而被中原同化一样，1949年的新政权虽然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资本的逻辑多多少少还存在，因而资产阶级并没有被真正的被推翻。资产阶级在乎的是其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不是自己的称呼，叫他“老板”或“书记”都无所谓，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变，只要他可以按照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说了算即可。

　　无产阶级就是那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不能以个人或小集团的名义掌控生产的调度和分配权力的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那些主要的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其谋生手段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仍然是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

　　(二)阶级的专政

　　财产的从属关系不容质疑，即土地、企业归谁所有，从来都不是由民主决定的，这就是专政的实质内容。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产阶级专政捍卫的是那种生产资料的调度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属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有制，捍卫的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绝不会允许人民群众通过那怕是最民主的方法变私人或小集团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相反的，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的是生产资料的调度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属于人民的共有制，捍卫的是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通过那怕是最民主的方法变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因而，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国家暴力所拥有的军队、警察和法庭捍卫的首先都是财产的从属关系而不是民主的权利。

　　由此可见，相对于所有制，民主是第二位的。资产阶级一再地反对“少数人的暴政”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那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进步”人士，在有些问题上也是绝不会允许多数人决定的，也是会捍卫某些基本原则的。比如，他们肯定不会允许占人口多数的白人，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通过无论多么民主的手段，把占人口少数的黑人列为二等公民。那么这些“进步”人士为什么会在财产的从属关系上允许多数人来决定呢?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把民主作为第一位的。人们往往打着民主的旗号，掩盖着自己的真实目的。马列毛主义者毫不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目的，即捍卫社会财富的共同所有，和在这个条件下的民主。任何离开所有制的民主阔论都是空谈。

　　(三)委托-代理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直接的管理生产和管理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人口越来越少的资产阶级必须雇佣越来越多的专职人员为自己服务，委托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代理。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委托-代理矛盾。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是通过股权制约和对企业经理的激励机制，迫使受雇于资本的管理人员为雇主效劳，以便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是按照形为“一人一票”，实为“一元一票”的“财主”制，按照资本实力大小分配话语权的原则来约束管理国家机器的各级职员和政客。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旧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必然出现的管理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类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委托自己的代理去统治人口的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本来就有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委托一些职员作为代理去管理经济和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即委托一些人去管理自己。

　　这个不光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也确实很矛盾。这是因为，一方面，管理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者是受阶级的委托，而不是受阶级中个别人的委托，为个别人的利益来实行管理职责的。但是，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除了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实体(这是毛派和托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着整个阶级利益的问题，产生了管理者群体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如何监督自己政党的问题。

　　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只要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还不够丰富，劳动就必然主要的还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和人生的第一需要，劳动者的多数就必然更多的专心考虑如何糊口，而不多在乎生产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实行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就有可能背离应有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演变为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管理者就有可能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无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之间的主-仆关系就有可能被颠倒，全民所有制就有可能被架空。

　　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唯心主义的“处方”

　　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它的反面，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问题上，百年来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总得来讲，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基本上否定这一问题的存在，党外的反马列主义思潮全然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前者反对群众监督，后者不要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两者都是错误的，都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即捍卫社会财富实质上的全民所有。

　　A.走资派的谬论

　　在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对走资派的谬论花费太多的笔墨。

　　在走资派上台以前，他们喜欢包办代替，单方面强调党的领导，提倡无条件服从，鼓吹驯服工具论，极力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权有走向其反面的危险。

　　在走资派上台以后，他们通过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来掩盖自己上台以后其政权在阶级本质上的转变。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初级阶段论

　　B.托派的错误

　　一个世纪以来，最激进的、最“革命”的理论要数托派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激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所有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必要性的思想都和托派的理论有关。托派仅仅承认在夺取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不可少，但是否认无产阶级掌权以后仍然需要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顽固的捍卫党内组派的权力，试图以阶级内部的民主替代阶级的先锋队。

　　托派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有至少以下几个错误。

　　首先，一盘散沙的无产阶级不光是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掌握政权。只有组织起来的阶级方可。但是，就像资产阶级为了防备他们内部利益冲突的失控，不得不按照资本量的大小决定话语权大小这一资本股权制原则来摆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无产阶级也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才能防备本阶级在派性的内战中同归于尽。否则，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代表国家暴力的军队和警察服从哪个派别的指挥就成问题。这方面，文革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其次，列宁的建党理论是在实践中一步步完善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实践中，面对着残酷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现实，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列宁的党不得不取缔包括托派在内的党内公开的派系斗争，以便战胜资产阶级顽强的反抗。

　　再有，托派全然无视无产阶级在掌权后，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因素，如果没有一批献身于维护本阶级长远和总体利益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权很快就会被推翻。面对着个人、小集团利益和全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冲突，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本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组织。只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中还占有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有存在的必要，党的领导就必不可少。

　　实践证明，一个实施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因为至今为止所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都走到他的反面就因噎废食地否定列宁的建党理论。

　　托派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他们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迷信之下而上的形式民主，不懂得相对于所有制民主是第二位的道理，留恋小生产自由涣散的生活，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民主集中制的约束，把修正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所谓 “官僚化”的问题。

　　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是一门科学，尤其是复杂的产业链，牵扯到大量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不是托派从小生产的思维方式出发，崇拜群众的自治组织，通过反对所谓的“官僚化”倾向的愿望所能回避的。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其反面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官僚的出现和“官僚化”的倾向，而在于官僚，即管理人员是否向无产阶级负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形成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的问题。

　　如果把托派的“官僚化” 理论理解为利益集团的形成，那么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轻易地把专职人员管理职能的提高等同于“官僚化”的出现，比如他们对于1920-1930年代苏联由于计划经济所必须建造的管理体系所进行的指责和批判，以及对西方工会“官僚”的批判都是如此。托派一再地否定官僚利益集团是一个统治阶级，一再地用商品经济下产生的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唯一标本，因而看不清工人阶级掌权以后出现的那些走资派的阶级本性。

　　C.多党议会制的空想

　　还有些人还把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一时出现的错误观点奉为至宝，以为贯彻了“真正的民主”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也是不懂得所有制和民主的关系。

　　其它形形色色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就更多了。比如连激进小资产阶级都谈不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更是迷信于形式民主，全然回避阶级社会财富的阶级从属性问题。此类观点的集中表现就是指望通过多党议会制来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

　　但是他们不懂得或者拒绝承认多党议会制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是以资产阶级内部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内部，除了镇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对外侵略扩张，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多党议会制仅仅是摆平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冲突的一个平台。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在乎的是全局利益，那么它的内部就不存在势不两立的不同利益集团，否者就不是全民所有。因而多党议会制本身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平台。

　　(五)唯物主义的思路

　　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它的反面，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以愿望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由于客观规律本身就是矛盾的，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因而人们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才能利用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利用一个规律去克服另一个规律，就像飞机的制造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喷气的动力去克服万有的引力而飞行一样。

　　同样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或一个唯心主义“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

　　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提供衣食住行的生产活动。因而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组织形式，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离开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去探讨和分析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只能是无稽之谈。

　　因此，我们关于社会制度的探讨，关于民主、自由、自治等等的理论必须从它和生产活动的关系出发来研究。

　　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上的，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上的，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不一定必然直接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制。比如美国南方黑奴制下的棉花生产就是当时全球纺织品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取决于至少两个必要条件：1)种族主义有效的防备了奴隶身份的转变，降低了统治成本;2)在类似棉花的生产中，奴隶主对劳动者监督的成本相对低下，一个监工骑着马拿着鞭子就可以监督几十个在地里劳动的黑奴。但是，在产业链的上端，纺织行业里的资本家不是没有试图使用过奴隶制，而是发现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监督纺织女奴的成本太高，不如胡萝卜加大棒的雇佣工人制度划算。因此，奴隶制的废除主要的不是基于人们对奴隶制道义上的谴责，而是由于奴隶制不适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才被淘汰了的。当然，作为奴隶主，他们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奴隶身上。这些美国的奴隶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通过发起内战做过最后的挣扎。

　　当今的世界，除了具有特殊的条件以外，比如十多年前发现的黑砖窑，人们很少看得到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但是小生产的残余还比较普遍，尤其是小生产的思维方式还严重的阻碍着人们的视野，表现在很多人对如何改变社会的空想中。

　　在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一般无产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有两重性。无产者反对剥削、压迫和争取平等的行为，以及争取社会财富支配权的斗争是革命的，但是有些无产者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习惯的冲击是消极的。他们还留恋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本能的自由散漫，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必有的严格纪律约束。改革开放初期解散人民公社以后很多农民欢呼“自由了”就是这类情绪的表现。小生产追求的是不排队的“自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自由”，不按时上班的“自由”，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自由”，反映到革命队伍中就是托派强调的拉帮结派的自由。

　　以曼德尔为代表的托派理论家，把工人阶级的解放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民主与自治[1]，否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管理在内的职业和技能上的分工与合作必然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广泛，无视文革期间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在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激昂地投入到文革的斗争中去[2]，仍然空想通过消减必要工作时间以便人人可以参与社会的日常管理来废除专职管理人员，即他们所谓的“官僚”。但是，我们只要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是如何被资产阶级制约和监督的，以及资产阶级如何有效的防备了被他们雇佣的“官僚”形成一个背叛自己利益的集团就足以说明托派所谓的“官僚化”是个伪命题。

　　无产阶级的专政之所以能够走向它的反面不是因为官僚的出现，或社会主义国家中管理人员“官僚化”的倾向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学会如何防备受自己委托的“官僚”从人民的公仆转变为压迫人民的老板。类似托派和其他对多党议会制抱有幻想的激进小资产阶级，一再地试图通过形式民主和“自治”来防备“官僚”从人民的公仆转变为压迫人民的老板。但是文革中的派仗和武斗已经充分的证明此类理论只是一种小生产者良好的愿望和空想，不能解决如果少数不服从多数怎么办的问题，不能回答国家机器听谁的这一难题。

　　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里，通过互联网，每个厂家面对着全球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面对着全球的厂家，激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的工人阶级的“自治”和“民主”就更成问题了。在这种全球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到底一个厂家，一个单位的民主“自治”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的“自治”，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自治”?社会化大生产强调的是协调，而只有小生产才会强调“自治”。

　　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里，无产阶级当然要求各种经济活动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因而“自治”必须是不妨害全局利益的“自治”[3]。

　　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 ：在路线斗争旗帜下的道路之争

　　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可能直接地掌控生产资料，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附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机构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本的逻辑，以路线斗争的方法来改造世界。

　　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离开这两条不行，但这还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专政。要真正区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其它几个标志性区别还在于：反对还是捍卫官僚特权，支持还是反对群众监督，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依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经济。

　　如何区分革命队伍中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同道路的斗争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核心难题。同时，区分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是解读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一把钥匙。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清何为路线斗争，何为道路之争。

　　(一)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的不同方法之争。比如国内早期就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之争，或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之争;国际上就有共产党人与托派否定一国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争论。

　　路线斗争本质上来讲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同志之间的分歧，哪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对抗性的路线斗争是处理不当的后果。

　　党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路线斗争的根本原因是革命者的世界观改造的不彻底。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要么是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么是不调查研究，自以为是，唯心主义泛滥，要么是摇摆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盲动和悲观、绝望情绪之间等等的表现。严重的(像张国焘那样)为了争权夺利、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全然不顾革命的利益。这些问题(即便是像张国焘那样的人，在其背叛以前)，基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因而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阶级斗争。

　　解决路线分歧的方法是在毛泽东所说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国际共运上影响深远的托派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违背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尤其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进而拒绝民主集中制，置派别于党之上。

　　在路线斗争上，毛泽东从来是既反对掩盖或回避矛盾，又反对闹分裂。革命者之间闹分裂是革命队伍不成熟的表现，比如国际上有印度、欧美等地马列毛主义者团体派别林立的现象，更不说四分五裂的各种其他革命派别和宗派主义猖獗的托派体系。

　　在如何防止革命队伍的分裂上毛泽东一贯的做法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总结经验，通过充分的革命队伍内部的民主，而不是用“专政”的手段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或犯了错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恰恰是那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是他们打压不同意见;是他们在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批评持不同意见者;是他们一旦掌握革命队伍的领导权就盛气凌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在国际上，斯大林对托派的处理也激化了两者的矛盾，这是托派出现的原因之一。

　　(二)道路之争

　　广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人民群众在反压迫的前进方向问题上，以及终极目的问题上的争论。比如有的主张仅仅改良现有的制度以便“可持续性剥削”，或指望在不触及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有限的变革。有的主张彻底推翻旧制度的暴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不一样，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上大家是一致的。因此双方在终极目的还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对敌。由此可见，广义的道路之争一般的也不是敌我矛盾。只要党外的改良主义者不抗拒无产阶级革命，能加入革命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是敌我矛盾。

　　狭义的道路之争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以及终极目的之争。作为共产主义者，这个争论是不应该有的。这一争论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是那么的彻底，以至于反马列主义者也不得不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他们的真实目标。

　　拿“北上”还是“南下”比喻道路之争的话，“北上”的路线千千万万，遇到大山，左右绕行或翻越只是快慢而已。但是那些骨子里要“南下”的总是打着绕行的借口朝南走。

　　比如欧美国家那些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新、老修正主义党派就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宣传改良和议会道路是推动工人运动前进的最佳途径。实质上他们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因而他们有意无意地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革命内涵，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

　　这样的道路之争不光是不可调和的，还是对抗性的，甚至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无济于道路之争。在道路之争上不分道扬镳是背叛革命的表现。这就是俄国布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根本原因。

　　革命道路的艰难不光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与道路之争不易划分。反马列毛主义者一开始几乎都是打着路线斗争的幌子，使得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复杂起来，两类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

　　半个世纪前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发起过十年论战。起先人们以为这是路线斗争，后来发现这连道路之争都不是，而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解放后，毛泽东和走资派的斗争起先看上去也是路线斗争。刘少奇先是反对合作化，说要先机械化才能合作化。后来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邓小平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

　　现在明确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派掌权后就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拥有国家暴力机器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无论他们打着何种旗号。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就不是道路之争，更不是路线斗争。同压迫人民的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进行的斗争是直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非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间接的阶级斗争。

　　由于革命队伍中的反马列毛主义者必然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要区分与他们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还是道路之争，只能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鉴定，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鉴别。

　　走资派的出现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问题，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方能出现的问题。马列毛主义者与走资派的斗争起先必然是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出现。

　　三、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表现（提纲）

　　(一)第一阶段，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1949-1956)

　　(二)第二阶段，建立何种社会主义的斗争：利益集团的形成(1957-1962)

　　A.反右斗争中的阶级斗争：从整风、反右到走资派的诞生(官僚利益集团地位的巩固)

　　B.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的表现

　　C.庐山会议的争论

　　D.3年困难时期的阶级斗争

　　(三)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是否在党内的斗争，文革的准备，四清运动的目的：矛头向下还是向上的争论(1962-1966)

　　(四)第四阶段，走资派和革命派在文革期间的十年搏斗：走资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1966-1976)

　　[1]见曼德尔著《论工人民主》和《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2]由此可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不是监督各级领导的必要条件。

　　[3]明显的，这些以托派为代表的激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解也是从小生产的视角出发，以为自由人放在一起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懂得没有联合体也就没有自由人，没有自由人对联合体的共识，联合体就无法成型。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即有个体的自由，又有个体的联合。个体的自由是建立在正确认识个体和联合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比如是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后方能实现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们对全局利益和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才具有的自由。自由人必须自觉地排队、遵守交通规则和生产纪律，自觉地限制自己对生态的破坏，自觉地替他人着想，自觉地服从全局利益，否则不可能有“自由人的联合体”。

　　来源：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