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从刘晓波、方舟子、赵东民案看当今中国的政治乱伦

作者：张宏良发布时间：2021-05-14 08:43:00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2010年9月15日

　　2010年，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走向极端的一年。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没有了回旋余地，矛盾大爆发和政治大决战将随时出现。中国再次回到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其标志就是国内外各种反动力量全都公开对准了中国的统一和完整。仅在今年一年之内，美国就在中国周边举行了多达七次以上的连续军演，旨在为中国普世价值派的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日本推翻当初与邓小平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领土约定，公然侵占了中国钓鱼岛海域;东盟十国已宣布，在美国主导下联合起来，共同瓜分中国南海领土和资源;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向台湾销售武器，公开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美国国会把中国与其占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一起，纳入了美国国会的政策管理范畴，通过了包括“人民币法案”在内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决议;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了除军队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国际生物资本大举进入中国，把中国变成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唯一国家，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的第一年，许多省份的老鼠已经大面积灭绝;美国警察如同对待流氓小偷一样随意殴打拘押中国外交官;把凡是主张中国分裂的中国人统统列入诺贝尔和平奖备选名单;甚至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强烈反对，美国大兵已经进入了中国新疆的瓦罕走廊……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弱到了极处，弱到了不仅西方列强敢于对中国为所欲为，甚至连亚洲诸弱也敢于对中国举刀宰割的地步。

　　弱国无外交，外交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最可靠标志。最近几天日本议员视察中国钓鱼岛，中国外交部居然连口头抗议都没有了，而是发表声明说日本议员坐飞机视察中国领土，目的是离间中日友好关系，表示中国决不上当，坚持恢复中日友好关系。当今中国对外软弱到这个程度，虽然有着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治乱伦。如同自然界生物乱伦必然造成种群退化衰落一样，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政治乱伦，也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退化和衰落。刘晓波、方舟子、赵东民三个案件，就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政治乱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混乱程度。

　　今年10月9日，继西藏分裂势力代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现在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再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获奖贡献是起草和发表主张把中国大卸八块的“08宪章”，代表性格言是“中国要想出现真正的历史变革，至少应该成为三百年殖民地”，去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就在刘晓波获奖第二天的10月10日，北京法院在举国媒体共同讨伐和举国警方共同破案的背景下，判决方舟子对手肖传国拘役5个半月，正式把中国神经控制技术和脑控武器方面的天才科学家关进了监狱。中国在被美国布局转基因主粮、成为美国转基因武器的打击对象之后，在神经控制技术和脑控武器方面，尚未起步便胎死腹中。这样，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三大战略武器方面——核武器、生物武器和脑控武器——中国除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之外，不仅失去了其它两大战略武器，甚至成为其它两大战略武器的打击对象。可以说，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贡献方面，方舟子远远超过刘晓波;在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方面，方舟子甚至超过了整个海外汉奸集团。刘晓波毕竟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三百年殖民地，并没有想要灭绝中华民族;而方舟子推广的美国转基因主粮，则会彻底灭绝中华民族。继刘晓波、方舟子之后，本月25日西安法院还要宣判左翼人士赵东民案。赵东民是一位法律工作者，仅仅因为替下岗工人维权辩护，被西安警方秘密诱捕关押一年多，至今没有哪怕是一个字的解释，期间妻子死亡、兄弟重伤，幼儿患病，爹娘更是重病在床，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东民爹娘这对白发苍苍的重病老人，在写给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领导申诉信的最后，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看到那颤巍巍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哪怕是铁石心肠也会潸然泪下。

　　刘晓波、方舟子、赵东民这3个在同一个月内出现的事件，虽然表面看上去互不相干，但是却共同反映了当今中国极度衰弱的根源——政治乱伦。如果仅仅只有刘晓波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至少具有俄罗斯那样的国家主义意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随便欺负她;如果仅仅只有赵东民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专制意识，也不会有人敢随便欺负她;如果仅仅只有方舟子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了彻底的殖民地意识，除了宗主国之外，也不会有人随便欺负她。而现在却是这三个本来互不相容的案件居然发生在一起，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乱伦现象。

　　刘晓波及其所属的民运势力，是美国国会公开拨款资助的反共反华力量，方舟子是美国生物资本布局中国的首席杀手，两人同属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政治杀手，并且方舟子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刘晓波。而如今，却是把刘晓波关进监狱，把方舟子打造成为英雄斗士，倾举国之力保护方舟子。这就把全世界所有人都弄糊涂了，搞不清楚在捍卫国家利益和对美战略方面，中国到底是什么立场，甚至是还有没有立场!特别是又把原本应该是自己政治基础的左翼人士赵东民关进监狱，更加让人弄不明白中国还有没有基本的政治禁忌和政治伦理。本来，把主张国家分裂的刘晓波关进监狱，是坚守国家政治伦理的表现，刘晓波这样的主张，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判刑，如果放到美国结果将会更惨。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市提出要从美国分裂出去，被美国军队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纵火焚烧，用机枪扫射把所有人统统赶进大火之中，熊熊大火燃烧数十天，全市十几万人口被活活烧死，男女老少无一幸免。这就是美国对待“刘晓波”，对付“达赖喇嘛”的方法。可是，美国在活活烧死“美国刘晓波”、“美国达赖喇嘛”的同时，却不惜一切手段把诺贝尔和平奖弄给中国的刘晓波和达赖喇嘛，目的显然是要动乱中国和分裂中国。所以，中国把刘晓波关进监狱，是在维护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底线，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与什么专制民主更是毫不搭界。如果没有方舟子案和赵东民案，中国的政治伦理本来是十分清晰和干净的。

　　可是，方舟子案出现后，中国本来十分清晰的政治伦理就全乱了。前面讲过，刘晓波和方舟子二人同样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反华战略，方舟子对中国的损害程度远远超过刘晓波，刘晓波充其量只是主张分裂中华民族，而方舟子所干的勾当则是要灭绝中华民族，如果要处罚，也应该是更加严重地处罚方舟子。而现在，不仅没有处罚方舟子，反倒调动全国力量支持方舟子，硬性编造一个罪名替方舟子把尖端战略武器方面的中国天才科学家关进了监狱，如果说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检验和显示调动世界舆论讨伐中国的能力;那么发动全国媒体力量和警方力量为方舟子出气，则是在检验和显示普世价值派控制中国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检验和显示“与共产党一决雌雄的能力”。同时还可以一箭双雕，把中国神经控制技术方面的天才科学家肖传国关进监狱，彻底摧毁中国神经控制技术和脑控武器的研制能力，避免拥有核武器的一幕在中国重演。所以，无论是站在共产党自身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都决不应该站在方舟子一边呼风唤雨，现在这样做，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方舟子案实际上是在向全国宣告，凡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人，凡是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人，都将会得到从舆论到司法的全力保护。科学家肖传国不堪忍受方舟子长达10年的侮辱诽谤，找人想揍一下方舟子还没有揍到方舟子，就遭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如果有人胆敢真的袭击汉奸的话，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显然，目前发出这样一个政治信号，是在为推翻执政的共产党做政治上、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而把这个政治信号传遍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却是共产党自己，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率领全国媒体连续两个月舆论轰炸的结果。可以说，把方舟子案这样一个连居民区片儿警都不会当回事的“有人想揍我”，弄成一个建国以来动用警力最多的特大要案，完全是一场汉奸教育运动。汉奸教育运动的打击目标，首先就是执政党，其次才是老百姓。所以哪怕是从最自私的角度来说，执政党也不能与汉奸力量共舞。一般来说，执政党绝不会与汉奸力量共舞，相信共产党更不会自觉与汉奸共舞，执政党与汉奸共舞，往往不是一种主观上的自觉行为，而是一种政治乱伦的客观结果。

　　中国之所以会落入政治乱伦的历史陷阱，一方面与指导思想上的“猫论”有关，另一方面与党政分开和恶法治世有关。就指导思想而言，奉行“猫论”哲学的结果，必然是没有任何政治禁忌，不讲任何政治伦理，把伤天害理当作是解放思想，很容易误入歧途。就体制而言，党政分开和恶法治世完全捆住了执政党的手脚，丧失了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当初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旨在把共产党从与群众利益冲突的矛盾第一线解脱出来，避免形成“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邓语)，让政府站在矛盾第一线，共产党站在政府后面，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仲裁者。客观地说，邓小平的这个设想是执政党的最佳历史选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官僚集团和美国操纵的改革教，把邓小平的党政分开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设计，他们把所有权力和资源统统集中在政府手里，通过私有化和殖民化，把疯狂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分给国内各级官员和送往美欧等西方国家，而把期间产生的所有罪恶统统扣在共产党头上，把“他妈的共产党”变成了老百姓的口头禅。当共产党发现问题试图纠错时，又遇到了所谓法治的束缚，被恶法治世捆住了手脚。

　　法治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来到中国却变成了恶法治世。大家看一下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所谓法治，已经成为贪官污吏、买办汉奸、不法奸商、黑心学者、流氓恶霸等所有邪恶势力叫喊最响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对上可以阻挡共产党的干预，对下可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为了彻底捆住共产党的手脚，他们提出了“法比天大”这个丧尽天良的口号。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民比天大，道比天大，情比天大，包括封建王朝都承认以民为本，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敢于提出“法比天大”这种悖逆天理人心的口号。法是什么?法是强制推行道德伦理和强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推行好的道德伦理和好的社会秩序，就是良法，否则就是恶法。故意抽掉法律的伦理性质而宣扬“法比天大”，实际上就是要推行恶法治世。在当今中国，宣扬“法比天大”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限制共产党的纠错能力，让共产党没有能力纠错，人民群众没有权力纠错，从而使各种罪恶势力能够畅通无阻。

　　去年的邓玉娇案就是典型。邓玉娇手刃流氓恶官，全国人民认为邓玉娇无罪，执政的共产党也认为邓玉娇无罪，如果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同样会认为邓玉娇无罪，可是在所谓“法比天大”的当今中国，却认定邓玉娇是故意杀人罪。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党群联合造假，把好端端的邓玉娇造假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最终才得以免除法律处罚，才没有被押赴刑场枪决。如今的方舟子案又是如此，在所谓“法比天大”伦理尽丧的情况下，无论是党中央还是老百姓，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奸势力甚嚣尘上而无能为力。既然连拯救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阻力的邓玉娇，不造假都无能为力，要想干预美国资本集团和中国普世价值派强力打造的方舟子案，自然更是没有任何希望，最终只能陷入政治乱伦的自杀泥潭。

　　与刘晓波案和方舟子案的政治乱伦相比，美国及其在华代表普世价值派的政治伦理则十分清晰，无论刘晓波和方舟子是什么人、做什么事，都毫不动摇地坚决支持和保护。正是美国和中国普世价值派清晰的政治伦理，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普世价值派的队伍，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政治伦理，使人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现实立场在哪里，即使想拥护中国共产党都不知道往哪里走。结果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远离中国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政治力量还是反革命的政治力量，在社会政治基础上双脚已经完全踏空，失去了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抵御能力。这是目前日本等周边国家敢于侵占中国领土和国内普世价值派自信能够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在刘晓波、方舟子、赵东民三个案件中，最能反映出当前政治伦理混乱的，就是赵东民案。赵东民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者，患病在床的年迈爹娘，在被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搞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情况下，仍然在颤巍巍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可以说，赵东民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者，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最坚实的政治基础，赵东民及其所维护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可靠的依靠力量。目前距离开庭审判还有10多天，全国已经超过20个省市的各界民众成立了赵东民声援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众力量，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正义呼声。如此声势浩大的民众力量，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任何颠覆势力的根本基础。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的普世价值派之所以迟迟不敢对中国共产党动手，一直有所顾忌的恰恰是人民大众的力量。而如今，赵东民事件如同一把钢锥铁楔，深深楔入了党群之间，把共产党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失去了任何政治基础。既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政治支持，也没有得到富有阶级的政治支持，更没有得到被中国资源和百姓血汗养得脑满肠肥的外国资本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总是能够得到某一个阶级或某几个阶级的支持。当初国民党一屁股坐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一边，同时也得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鼎力支持;共产党一屁股坐到了中国工农百姓一边，得到了中国工农百姓舍生忘死的支持。而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培育了中国的富人阶级，把中国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精英集团手中，在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下，坚持每年把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产品送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却是：中国富人阶级和精英集团在普世价值派带领下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21世纪的杜十娘，连身子带钱财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李甲，结果却被李甲给卖了。中国的买办集团、汉奸集团、资本集团，洋人势力以及各种黑恶势力，无一不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可是现在，这些集团却要对中国共产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准备联手干掉中国共产党。

　　围绕这个目标，今年美国和中国普世价值派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展示和检测：一是在中国周边举行一系列军演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通过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检测出中国对外防御能力仅限于打击索马里海盗，已不敢用武力捍卫本国领土;二是通过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展示了调动世界舆论讨伐中国的道义力量，同时检测出中国在道义上已经成为世界弃儿，谁反对中国，谁就会得到世界舆论的强大支持;三是通过方舟子案展示了调动国内媒体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政治力量，向所有中国人发出严正警告，只有选择汉奸道路，才是中国知识精英唯一的出路，同时检测出中国的政治乱伦已经到了没有任何顾忌的程度。于是，美国及其在华代表普世价值派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的胜利成果。

　　中国60年的独立与和平遭受到严重威胁，政治乱伦在道义上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公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乃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中国鞭挞中国甚至欺辱中国，从刘晓波到菲律宾到日本再到美国，无论任何国家任何人侵犯和损害中国利益，都会立刻获得全世界在政治上、道义上和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标志。按说美国操纵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并在中国总理访美期间宣布要和日本联手随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政府应该表示愤怒才对，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国防部长刚刚说完要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立刻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家里的宠物被踹一脚后还会躲在角落里生气半天，可是中国无论被美国怎么踹怎么踢怎么打，都一如既往地在美国面前尽情撒娇，最大的不满表示也就是噘着嘴撒娇。日本侵占了中国钓鱼岛，中国政府领导人见到日本首相仍然表示希望中日友好，当中国政府领导人继续唠叨“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时，连日本首相菅直人忍不住都笑了，因为此刻日本军舰正在钓鱼岛海域列队巡航，而中国海军却连一只小舢板都不敢靠近本国的“固有领土”。所以，当日本首相菅直人听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关于“固有领土”的絮叨时，如同拳王泰森听到一个三岁孩子的挑战，十分轻松地笑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乱伦的沉重代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与一个家庭一样，必须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逾越的绝对禁忌和伦理底线。一个男人再没有女人，也不能把母亲姐妹当女人，一个女人再怎么艰难，也不能把父亲兄弟当嫖客，这就是至死不可跨越的伦理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跨越。对于国家和政党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跨越的政治禁忌和政治伦理，就是绝对不能与汉奸共舞。这是造成世界各国孰强孰弱的最根本区别。慈禧太后的治国才能和对大清国土的热爱，并不亚于日本天皇;蒋介石对中国的热爱，也不亚于东条英机对日本、希特勒对第三帝国的热爱。最终造成日本天皇能够打败中国皇太后，东条英机能够打败蒋介石，希特勒能够打败欧洲的，绝不仅仅是社会制度和个人品质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伦理问题。无论是当初日本和第三帝国的崛起，还是当今美国和俄罗斯的强大，其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理想和始终如一的政治节操，绝不为任何眼前利益所动摇，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容许勾结外敌，人权适用于所有政敌，唯独不适用于“汉奸”，叛国是绝对不能触犯的政治禁忌，绝不能“与汉奸共舞”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苏联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分裂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不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是一个强大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强大国家。强国地位之所以没有改变，就在于“绝不能与汉奸共舞”的政治伦理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时期“不与汉奸共舞”，资本主义时期仍然“不与汉奸共舞”。俄罗斯拥有上千个政党，其中没有一个勾结外资损害本国利益;俄罗斯数万家媒体，其中没有一家散布“汉奸言论”。美国两党之间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始终围绕着如何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而斗，绝对不会有任何美国人敢提出“牺牲美国人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障来购买中国的国库券”，“把耗费美国资源、污染美国环境生产的三分之二产品送往中国”。曾经有人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什么能够和政敌奥巴马和谐共处，希拉里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深深热爱着自己的国家”。这就是现代国家基本的政治伦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纵观欧美国家历史就会发现，工业社会数百年以来，尽管社会制度和政治文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有一条始终没有改变，就是绝不宽恕叛国罪，惩处叛国贼始终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反观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像李鸿章、汪精卫这些公开通敌的买办汉奸暂且不论，单就代表国家法统力量的政府首脑来说，除了毛泽东时代之外，绝大多数都没有任何政治操守和伦理约束，完全奉行极端实用主义的婊子原则，先是慈禧太后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联合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来又是蒋介石的“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把东北丢给日本人也要抽调军队围剿红军，抗战胜利后又勾结日本人、联手美国人发动内战;到邓小平时代，这种极端实用主义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极端地步，公开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谁有钱就和谁上床。中国伦理道德的极端堕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抓住了机会，很快就把中国推到了自然资源和道德资源濒临崩溃的灾难边缘，建立起足以把中国百代子孙鲜血吸干的“中美国”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又要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体制，把汉奸力量打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方舟子案就是检验这种汉奸主导力量的政治大演习。像方舟子这样一个连国籍身份都不明不白的无业游民，绝不可能调动全国媒体力量和警方力量为其服务，能够把全国媒体和警方调动起来为方舟子服务的，只能是美国资本集团和中国普世价值派。所以，方舟子案反映了中国普世价值派不仅控制了买办媒体、汉奸媒体和右翼媒体，甚至控制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作为国家法统力量、道统力量和正统力量代表的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与南方系报刊、炎黄春秋等汉奸媒体共舞，已经完全跨越了政治伦理的基本底线，属于典型的政治乱伦行为。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种致命的政治乱伦行为，是最终导致国将不国、衰弱不堪、动乱不断的根本原因。

　　方舟子案，是美国和中国普世价值派实行“中美共治”政治改革方案跨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迈向动乱深渊的关键性一步。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方舟子案的胜券在握，也就不会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就不会有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就不会有东盟十国抢占中国南海资源，就不会有美国国会的“人民币法案”，就不会有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频繁军演，就不会有人打着政改旗号准备发动政变。方舟子案与刘晓波案、赵东民案不同，刘晓波案和赵东民案，反映的只是国家政权性质的问题，而方舟子案，反映的则是国家存在能力的问题。如果说丢失钓鱼岛标志着国家正在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必将会招致越来越大规模的外患，那么方舟子案，则标志着汉奸已经具备了控制国家的能力，必将招致越来越大规模的内乱。一个国家，无论是穷人政权，还是富人政权，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有可能实现稳定发展。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一旦让汉奸势力坐大，结果必然是动荡和祸乱。

　　然而，随着石景山法院一声判决，宣告了中国汉奸势力的历史性胜利，宣告了普世价值派的历史性胜利。这个历史性胜利标志着普世价值派已经完全具备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舆论控制能力，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已经完全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比苏联东欧更加困难。如果说去年的刘晓波案，是中国共产党国家自主意识的体现，那么如今的方舟子案则彻底摧毁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自主意识，中国共产党终于遇到了建党以来第一个生死大坎，这个历史大坎的凶险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1927年“4.12政变”。今年恰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9年，国民党就是在建党89年时丢掉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能否跨过这个生死大坎，关键就要看接下来的赵东民案了。在国内普世价值派与西方资本集团已经联合起来的历史情况下，单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即将爆发的街头政变。只有走党群一体化道路，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才能跨越当前的生死大坎，战胜国内外任何分裂势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新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实现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恢复共产党的人民性质和政治基础，重新激发起人民大众的理想激情和奋发精神，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起，迎接整个世界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

　　当今中国的事情仍然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取决于其它任何政治力量。一个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品格，往往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品格。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恢复纯洁的政治品格，坚持理想主义的政治操守，放弃猫论原则，决不为眼前利益违背政治伦理，中国就充满希望，中华民族就充满希望，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过上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四大)自由的幸福生活。

　　所有这些，将取决于共产党的历史选择。方舟子案表明，离开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对付普世价值派代表的汉奸势力，唯有依靠人民大众，共产党才能走出危局、摆脱困境。方舟子案已经将无数失望的民众推入了普世价值派的政变行列，接下来的赵东民案不能再让更多民众失望了，如果最后仍然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那么，将会有更多民众倒向普世价值派。最近普世价值派关闭左派网站、封杀左派博客、抓捕左派人士，所需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目前，极端右翼势力近年来一直呼吁和策划的“左右合流，推翻共产党”的战略，已经在左派内部产生了巨大效应，如果在赵东民等案件上继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民大众赶向普世价值派一边，中国的分裂和肢解将不可避免。到时候，就不仅仅是什么“中美共治”，而肯定是许多西方列强“共治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到了必须清醒，清醒，再清醒的时候了。现在不仅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同样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