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共产主义殉道者的千古悲剧（2015）

——《文革时期新上任中央领导人的拮据生活》一文的按语

2015-2-9

　　张宏良按：在保护英烈的问题上我们国家在进步，在最艰难的江青问题上，我们国家同样在进步。随着人民大众的不断觉醒，觉醒的人民所形成的巨大浪潮，必将会推动历史恢复本来面目。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这篇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章能够存在到今天，就是我们人民觉醒和国家进步的一个标志。

　　(2020-10-22)

　　正文：

　　下面这个短文(文后所附)不过是一段平淡的摘录，几行简朴的文字，却让人一看便泪眼苍天，感慨万千，感叹理想主义者的千古悲剧。古今中外，凡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坚守人类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无一不是以殉道者的悲剧收场，其中尤以共产主义殉道者的悲剧最为感天动地。江青这一代文革派领导人是其典型代表。

　　一个天上有卫星、地上有原子弹、水下有核潜艇，拥有领先世界的新四大发明的十亿人口的大国国母，居然连多买一碗面条的粮票都没有!真是一生简朴无一物，常使后人泪沾襟。

　　七十年代毛家一晚辈结婚，江青竟找不出东西可送，最后把一件自己穿的衣服送给了新媳妇，而这件衣服是她用毛主席因太胖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修改成女装的。这位当年的新媳妇清楚记得，江青把一件三十年代一直穿在身上的已经磨破的旧毛衣，都给她帮助拆洗重织，可是由于年代太久，毛衣拆开后绝大部分都变成了碎线头，他只好再买来一些新毛线和旧毛线掺在一起重织了一件。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几十年的被旧毛线扔掉?因为江青不愿意浪费，扔掉怕江青批评。

　　这就是江青，这就是被邓小平坚持判处死刑的江青。

　　胡德平的网站曾经指名道姓告诫张宏良说，请张宏良记住，当初胡耀邦曾经投票反对判处江青死刑。我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倘若是真的，日后我再去江西共青城时，一定去胡耀邦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达谢意。

　　今年是江青诞辰一百周年。这位在烽烟滚滚的战争年代与毛主席并辔相随直至革命胜利的“马上皇后”，其可歌可泣的廉洁朴素事迹，超过历朝历代国母皇后这方面最感人的传说，可谓是千古独步。

　　俗语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江青这个榜样的力量，才使文革派那整整一代领导人，都选择了与一般老百姓并无二致的普通生活，即使最腐败的王洪文，其腐败行为也不过是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喝剩下的茅台。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利益关系，升官不仅不再是发财手段，甚至连工资都不增加。

　　由此，毛泽东得罪了想发财的整个官僚集团，同时也就注定了江青作为共产主义殉道者的悲剧命运。

　　江青——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践行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无论人们对毛主席这个理论和文革是肯定还是否定，将都不会否认江青的这个历史定位，包括那些最仇恨江青的人。

　　2015-2-9

　　附：

文革时期新上台中央领导人的拮据生活

作者：胡新民来源：民族复兴网

　　2014年第八期《名人传记》杂志，刊载了该刊记者对江青秘书杨银禄的采访。杨银禄谈到了一则江青关心他的往事。有一次杨银禄得了肠胃炎，发烧，江青来杨银禄办公室看望，后来还要自己的厨师为杨做营养餐。江青对杨银禄说：“我叫程师傅给你做饭，用我的钱，粮票你自己出，做点软的和可口的。”当年权倾一时的江青，连富余的粮票都没有，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在文革十年时期，很多东西都要票证，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特殊。

　　说到粮票，还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曾为此遇到过尴尬。1974年9月，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的劳动模范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中央把吴桂贤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吃饭要交粮票，由于事先不知道会留在北京工作，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最后还是急忙请家属把粮票寄过来才解决的。以后每个月的工资和粮票都由咸阳寄过来。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67.2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1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60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

　　另一位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素文，在中央工作时也不得不精打细算。工资仍然是原来的62元，还是在沈阳的原单位发。后来经李先念等领导研究批准，中央有关部门给了她每月18元的补助。她丈夫怕她出门在外应酬多，每月给她寄50元，甚至夏天北方发的降温茶也给她寄去。

　　她那时最怕的是家乡来人，不是不欢迎，是囊中羞涩。因为在故乡人眼中，李素文当了大官，他们到北京来看李素文，一定能吃好玩好。可李素文就难了。招待差，人家说你慢待说你忘本;招待好吧，月底就得“扎脖”。果然，有一个月家乡来了四五拨人，结果，月底她只好大葱抹大酱了。她记得很清楚，一次，沈阳市财贸部的老部长来看她，她左右掂量，最后只得包饺子招待老人。和吴桂贤一样，每次到国务院、人大开会都只喝白开水，因为喝茶是要收费的。组织上安排出国访问时，服装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她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归还人家。

　　说到出国，李素文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1966年9月，组织上安排她随中阿友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文革前出国还有10美元零花钱，文革开始后一分钱也没有了(到邓小平上台时又恢复了，他老人家出国时把这十美元全买了法国牛角面包)。女性同胞总该整整发型、理理发吧，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后经大使馆安排，她最后找到了一个老华侨开的理发店，说明情况，才免费理上了发。

　　还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史实。有一次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出采购到了北京市友谊商店，他们看中的商品却需要外汇。尽管售货员了解到他们是中南海的，还是因为没有外汇而不予供应。工作人员回到中南海后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你不买不就行了嘛。

　　这些发生在文革十年时期的人和事，在当时很普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知道的并不多，有人还认为那个时期特权、贪腐也很普遍。毋庸置疑的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会有特权和贪腐现象，文革十年期间也一样，不过只是很少而已，与“普遍”二字是挂不上勾的。如果我们对照当今社会万象，不管怎样，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民族复兴网编后语：1980年8月21日、23日西方知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小平回答：“ 零分以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外国记者面前怎么能如此评价共和国缔造者的夫人呢?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俗话说，“是人三分对”。且不说江青到底该如何评价，无论如何，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也是作为一个人，将一个人评价在零分以下，意味着评价者的心理处于极端状态，凭着这样的心态所做的决策，有多少公正性?有多少合理性?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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