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

　　〔摘要〕中国共产党即将百年华诞，毛泽东作为党的缔造者和“守护神”，其功无以出其右者。毛泽东一生心系党的建设，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三次“对谈”都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本文联系重大历史事件，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即将百年华诞。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我们党能够“长命百岁”，毛泽东作为党的缔造者和“守护神”，其功无以出其右者。他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所提出的思想建党原则到他成为党的领袖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理论，就是旨在使我们党永远保持它的先进性、纯洁性、高尚性，永不腐败，永不改变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党旗颜色。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三次“对谈”，都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本文即联系重大历史事件来论述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聊表对党的百年华诞祝寿的赤子寸心。

一、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甲申对”

　　1.关于“甲申对”的由来

　　这就要回溯历史了。先说76年前的1944年，按照我国农历纪年算是甲申年。在这一年，郭沫若写了篇很有影响的《甲申三百年祭》长篇史论。60年过去，到2004年又是一个是甲申年。神州大地不仅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世纪。在这个甲申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已经两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党率领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但是，历史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在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在滋生，并有蔓延趋势。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我写了篇《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时论。文章认为尽管历史变迁很大，昔非今比，但也应当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该文发表后，许多媒体竞相转载，《新华文摘》全文刊登。又过了6年，2010年10月我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一文中，讲到毛泽东有四个伟大创造，认为第四大创造就是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在该文里，首次将三个“对谈”思想联系起来论述了，但是还没有提出三个“对谈”概念。“窑洞对”“赶考对”的发明权不是我，这“两对”的说法早已流传开来。

　　2013年7月中旬，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1】受到这篇讲话的启发，我写了篇《“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时评，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将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来的笔谈称作“甲申对”，从而有了三个“对谈”。

　　2.关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内容

　　郭沫若写“甲申祭”文章的1944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军队在1943年2月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消灭德军150万人的胜利。此后，苏军不断向德军发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这意味着德、意、日法西斯开始瓦解。在太平洋战场，是年春夏，英美联军转入战略反攻;10月，在东方亚洲战场，中、美、英军队在缅甸开始反攻。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随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美、英两国应于1944年夏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全民族对日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并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郭文首先论述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这就是大明王朝的灭亡。接着用主要篇幅论述了李自成农民军怎样历经18年艰辛奋战，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打到北京，只三天时间便攻陷北京城。郭沫若写道：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但是，农民军“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的“过大成功”，使其主要将领“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他们纷纷然，昏昏然。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大将军刘宗敏忙的是搜括赃款，严刑杀人，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农民军兵丁掠抢民财，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像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但现在“兵丁掠抢民财”，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

　　《甲申三百年祭》还写道：农民军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地追着，次年，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以上是《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内容。全文长达1.8万字，由重庆《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19日刊出，连载四天。5天后的24号，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对《新华日报》进行抨击，污称刊登郭文是影射史学，散播失败主义，攻击政府当局。

　　3.关于延安整风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关系

　　过去的党史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其实，整风运动分中央领导干部的高层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面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延安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参加会议的，都是党中央主要部门负责人，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总结建党以来历经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全党干部的整风，主要是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的三篇整风文献，进行“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旨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现在一些人通过一些渠道将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扭曲了，以为延安整风就是小“文革”，这是错误的。整风运动后期搞审查干部，扩大为抢救运动，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搞了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但这只有20天，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就停止了，也平反纠正了。毛泽东还三次脱帽鞠躬，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用这20天发生的错误来否定进行了将近四年的整风运动，显然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在我看来，延安整风运动至少有四大历史功绩：一是空前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初步地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三是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四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国共产党。

　　延安整风与《甲申三百年祭》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对整风运动作总结的《学习与时局》中讲到了。这个讲话是他在看到郭文之后讲的。毛泽东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各种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其中一个大包袱就是骄傲自满。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契机，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90%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类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一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毛泽东作这个报告的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党中央仍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

　　1944年11月，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再函郭沫若，感谢郭沫若信中对党的抗战路线和延安成为民主圣地的夸奖。郭沫若是1892年11月16日生的，比毛泽东大一年零一个月，早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关系就比较密切。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各奔东西，郭沫若亡命日本，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郭沫若回国，先在武汉，后在重庆，一直是我们党倚重的左派。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多篇著名历史话剧，深得毛泽东的喜爱和夸奖。1944年初，毛泽东看了郭沫若在1942年后写的《虎符》(写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通过国王宠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就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3】11个月后，毛泽东又回了这封信，很虚心地写道：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4】毛泽东的这种谦恭态度在该信中达到了极致，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历史教训的敬畏精神。

　　以上就是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和郭沫若“甲申对”的基本情况。

二、党的七大与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

　　1.关于党的七大

　　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它的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七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有五大贡献：

　　一是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总结，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精雕细刻修改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最后全体一致通过《历史决议》，从而完成了对党的历史问题的科学总结。

　　二是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通过延安整风和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大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赞佩有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5】

　　三是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七大召开之时，正是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将近八年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将迎来最后胜利之时;同时又面临国民党重新挑起内战的危机。七大制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四是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却有一个过程。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历史，与会同志不仅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提高了认识，而且认为刘少奇代表了过去10年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这就不仅在政治作用上，而且在组织程序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刘少奇和任弼时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毛泽东工作。1944年5月开始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再加朱德和周恩来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基本定格。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是党的核心。这样，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为七大正式认定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最终形成。

　　五是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是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决定性作用。七大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体表现为：一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二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一系列方针，形成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三是提出正确处理各方面干部关系的原则，丰富了党的干部政策理论。

　　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范例，是党建伟大工程的大检阅。这次大会充满民主气氛，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都畅所欲言，大多数发言是即席讲演，没有什么套话、空话，没有那些党八股，包括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在内，都充满了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非常鲜活，展现了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局面。毛泽东总结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6】

　　七大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从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二是七大开了48天，在党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很可能是既空前又绝后，再很难有那种际遇来开这么长时间的会议了。

　　2.关于“窑洞对”

　　就在七大闭幕后20天，代表中间势力的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进行访问和考察(原来致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要访问延安是7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来)。毛泽东同他们就国共关系作了3次正式会谈，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尽快召开政治会议。就此，中共代表与6位国民参政员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次长谈。毛泽东问他这些天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对毛泽东最后说道：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7】

　　上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番对谈，就是史称的“窑洞对”。毛泽东为什么能明确回答跳出“周期率”呢?一是我们党的先进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党的“初心”所使然，初心变恒心，就有这个可能;二是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对党的建设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党的七大表现的高度的民主活泼氛围和团结友爱真情，使毛泽东很受感动。那时大会发言有20多位，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主动作自我批评，达8位之多。博古作自我批评的发言，博得大会热烈鼓掌。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多次讲话做工作，要选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许多代表对选他们特别是王明想不通，毛泽东让各代表团去做工作。在选举唱票时，直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七大这样广泛地团结更多的同志，获得巨大成功。所以，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找到了能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对”和他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甲申对”主要是揭示了大明封建王朝和大顺农民王朝，特别是李自成大顺农民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窑洞对”则将这一历史现象提升到了“周期率”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仅42天，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非常典型的“周期率”表现。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骄傲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不亡才怪呢!共产党的主要成分也是由农民组成的，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后对共产党很佩服，但是，仍然担心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黄炎培提出这个问题是善意的，毛泽东充满底气的回答令他信服。他在回重庆后写的《延安归来》中说：“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8】他相信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这也是他后来参加新政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筹建新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赶考对”

　　“赶考对”是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讲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赶考问题讲得更多，“赶考对”也就成了热门话题。

　　党中央筹建新中国主要是两个会，即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两个会是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呢?1948年3月下旬，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巨大变化，转战陕北一年的毛泽东决定东渡黄河，与早期到达河北平山的中央工委一起谋划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大方略。

　　首先是1948年秋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后，改变了中部地区战场形势。豫东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防御体系，为随后淮海决战创造了条件。到1948年秋，国民党正规军不到200万人，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50万人，基本上形成了均势。再加上我解放区不断扩大，后方巩固，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战争资源优于国民党军队。因此，中央在九月会议上决定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五年左右时间，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邀请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实施对于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精神，随即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至1949年1月底结束，歼敌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这就奠定了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

　　同时，也就在平津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斯大林委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谈。毛泽东向他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并谈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等问题。这次会谈对苏共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米高扬在西柏坡访问了一个星期。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会，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1949年2月上旬送走米高扬后，党中央就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准备。那时北平已经解放，但根据当时条件，中央决定还是在西柏坡举行扩大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开了8天，听取毛泽东的主题报告，着重讨论了这样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要求全党学会管理城市，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二是关于经济政策，明确了对待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不同政策。没收官僚资本的国营经济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大量分散的个体经济将逐步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发展;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其积极方面和限制其消极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三是关于两种基本矛盾，认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必须强化国家政权，而不是削弱它。四是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作地名等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筹备建设新中国的一次中共中央顶级盛会。在“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9】的昂扬精神鼓舞下，3月下旬，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3日出发启程，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0】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段对话，现在史称“赶考对”。“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这三个“对谈”，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仅42天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典型的“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没有呢?不能说没有。不仅黄炎培担心，其他人也在担心。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大局已定，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11】刘少奇非常尖锐地讲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警惕。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讨论了。毛泽东讲的“两个务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经过一年的探讨，我们党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走民主新路，坚持“两个务必”。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民主新路，坚持“两个务必”，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跳出“周期率”。

四、毛泽东三次“对谈”的时代意义

　　2018年10月，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将这三次“重要对谈”，称之为《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重要对谈”》。这个题目，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似的。也有人与我探讨，说有这么厉害吗?我说，这一点也不夸张，它确实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初曾经提出过“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问题，就感到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理论问题，也在不断地进行思考。我本来对党建问题研究不多，这以后就比较多地写了些党建文章。

　　所谓“两个周期率(律)现象”，一个是前面讲过的“窑洞对”：黄炎培问毛泽东关于共产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即过执政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过富裕关问题，即国家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还能否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流行说，“穷则思变，富则变修”。前半句没错，后半句就不对了。否则，还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干什么?不过，富了还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确实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年来的变化。在党的十八大颁布“八项规定”前，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那种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之风盛行，不能不使我们担忧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还有那些“土豪”“官二代”“富二代”们，他们的追求和生活方式与西方国家有什么区别?这些，就使能否过富裕关问题同过执政关问题一样，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个“周期率(律)”现象。说重一点，这些就是可能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

　　所谓“三面历史镜子”，第一面镜子就是上面所讲的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仅42天。“其亡也忽焉”?一言以蔽之，腐败。第二面镜子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他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人心丧尽，结果短短三年多就亡命台湾。第三面镜子是苏联东欧易帜剧变，即我们过去讲人家的“亡党亡国”——亡执政之党、亡社会主义之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毁于一旦。搞了近半个世纪的东欧各国也改换门庭，要姓“资”不姓“社”。这些国家剧变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二是共产党不再为人民群众所拥护，民心丢光。或者“公决”，或者选举，老百姓打叉不划圈，只好下台完蛋。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对我们的震撼是空前的。

　　过去我们总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资产阶级政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共产党不会有。这个认识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太简单化了。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滋生腐败的土壤，共产党不是世外桃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揭露的贪腐现象让我们深感震惊!上面讲的“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就有如高悬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神剑。我们党需要练就一番盖世武功，才能将其取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个盖世武功不是别的，就是前面讲的，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即制度他律和教育自律两个方面。也如邓小平说的，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无论是哪一手，都不能一手硬、另一手软，必须是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来回答三次“重要对谈”所提出的问题，以“三面历史镜子”为鉴戒，努力跳出“两个周期率”。应当说，这些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进一步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秘笈”。这就是：

　　第一，始终不渝地坚持“思想建党”。“思想建党”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最早提出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到延安整风时期，他进一步强调这个思想，要求共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不断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整个党建理论的核心。此后，我们党虽然一直坚持“思想建党”思想，但比较少地使用这个概念。2014年10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个新的理念后，特别是在这个月底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弘扬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思想后，“思想建党”概念才重新“网红”。习近平总书记讲思想建党问题又特别强调要把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持以德治党，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不断地强化全党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度。他认为，这是“总开关”，“总开关”把握住了，其他问题容易解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认识，就将“思想建党”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治本之策。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要强调思想建党，老是开展一个又一个主题教育，没完没了呢?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蹴而就、不能一劳永逸的。它必须要不断加强教育才能解决。再则，这是个基因改造工程。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反映到思想意识层面既有进步的真善美思想，也有落后的假丑恶思想，长期的历史积淀，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就成为了我们身上的这样那样的基因。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我们要改造不好的基因意识，就需要进行思想教育。从共产党来说，就需要强调思想建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思想建党为核心的党的建设工程，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改造不好的非红基因，弘扬好的红色基因工程。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不进则退，不改依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也就是我们党不断强调思想建党、进行一个又一个主题教育的根本原因。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务必”思想。自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这个思想后，这始终是执政党建设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说起来容易，但践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先看第一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既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应当引为的鉴戒，也是我们党创建以来应当牢记的血的教训。但是回顾新中国70多年来所走的不平坦道路，发生的曲折和挫折，应当说与没有牢记这一教训也是有密切关系的。骄躁，非败即挫，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我们过去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其实，成功也会成为失败之母。这就是辩证法，也是老子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骄傲急躁，一定要努力防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乎所以。谦虚就是敬畏低调，谨慎就是多思少语，扎扎实实干事，最后就会获得成功。再说第二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有一种观点，说到了高消费时代，什么艰苦奋斗、勤劳节俭，早已过时了。这就是过富裕关问题，也是过执政关问题。那种认为艰苦奋斗作风过时了的观点，完全是对国家富起来了的错误理解。只要共产党执政，只要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董。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12】邓小平说得更具体：“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现在不少人认为邓小平这个话要修正，因为到本世纪中叶就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么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呢?其实，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为什么后来又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说得这么长呢?这就要有点辩证法。要冷静地想想：建成了是否就巩固了?如同我们宣布脱贫了，是否就不会发生返贫了?这是一个道理。还有，将来会不会有战争?会不会再折腾?会不会发生挫折?这些都应当估计在内。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可能。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又有什么不好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讲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4】“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5】显然，这都是教导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务必”的思想作风。

　　第三，始终不渝地坚持走民主新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践行“窑洞对”中提出的走民主新路的探索。那时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这样三大举措：一是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二是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成为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废除封建把头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使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三是在广大新解放地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使全国3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将对民主新路的探索提高到了新水平。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制度治党治国新思路，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开拓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民主政治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拓展了由治党及至治国这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回顾40年来我国探索民主政治新路的成就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16】这里，要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它不仅仅是反对“四风”、惩治贪腐、纠正宽软散现象;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使之进入了新境界。它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视域，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约束、监督和制衡权力体制的新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也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重要制度创新。它标志着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正在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7】，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正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作出重要决策。今后，我们党将继续坚持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第四，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败斗争。三次“重要对谈”的核心问题就是说明一个客观真理：骄傲必败，腐败必亡。要跳出周期率，就一定要戒骄戒躁，反对腐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践行了这一点。在“三反”运动中，他严肃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刘、张二人也算党的高级干部(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地区专员)，他们却利用权力，盗用公款、非法经营、贪污等所得折合新币近200万元，成为大贪污犯。当时有人为他们“说情”，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因此，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该案起到了极大威慑效应。它对树立起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这次整党教育，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真正清正廉洁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都十分重视惩治腐败。邓小平在国内政治风波之后明确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8】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数十年来，不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塌方式腐败的高发势头难以遏制，令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心解决举世瞩目的党内腐败现象，进行自我革命。经过几年间，这场自我革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样的显著成效，不仅使党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不可能。曾几何时，西方国家鼓吹的没有两党制不可能反对腐败，以及全盘西化论者散播的“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甚嚣尘上，广为流传。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反对腐败;反了腐败，党未亡、国也未亡，并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这既彻底地粉碎了这种谬论，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是个重要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了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才能“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9】这是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的期待，也是历史赋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必须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愚公移山精神为此而不懈地接力奋斗!

　　注释：

　　【1】习近平：《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在河北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7月13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页。

　　【3】《毛泽东年谱(1938—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0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5】《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页。

　　【7】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04-205页。

　　【8】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05-206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

　　【10】《毛泽东传(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7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70页。

　　【1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