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不允许香港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任何政治威胁

——回顾50年代英国驻华代办处致中国外交部的一封照会

　　1956年3月12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向我国外交部提交了一封照会，照会说：“女王陛下政府无意让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愿意说明：如果今后一旦认为香港的设备正被有意地加以滥用的话，香港政府有自由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对付这种滥用行为。”

　　这是香港回祖国41年前，英国对香港仍有治权的时期，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的一个正式承诺，不让香港“被利用”成为对新中国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这个承诺当然是经过外交斗争得来的。这场斗争的一个爆发点，就是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

　　1955年4月11日，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Ｃ－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自香港起飞去印尼雅加达途中，爆炸起火，中外乘客11人遇难，机组8人中5人丧生，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震惊。

　　中国有关部门事发之前就已经获得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准备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这架印航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尽管中国方面通过外交渠道与4月10日向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示警，要求其采取措施保障我有关人员的安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

　　周恩来总理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非常愤怒和悲痛。在紧张繁忙的万隆会议期间，他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并决定和印度联手，敦促并协助港英当局侦破此案。

　　1955年5月18日，先父熊向晖作为周恩来总理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的代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尔·纳·高一起到达香港。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能力，香港警方的调查证实了中方所获的情报，爆炸案果然是蒋特所为，而具体将美制定时炸弹放置在飞机机翼上的，正是在香港启德机场做地勤的蒋特周梓铭（周驹）。虽然周驹在熊向晖和高氏抵达香港的当天“偷乘”美国人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了台湾，但是香港警务处还是在4个月后对他发出了逮捕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在这期间，港英当局根据中方情报逮捕了一些人，并清洗了一批混入香港警方的蒋特，包括一些参与调查、审讯、搜捕“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涉嫌人员的蒋特，其中有身居香港警察处政治部帮办之位者。

　　熊向晖的这次香港之行，可以说是在中国固有领土上进行的一场特殊的外交战。他去香港时，是拿着外交护照，办的是英国签证，签证还两次延期。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香港藏污纳垢，我们在那里进行斗争，用的还是外交办法。从这３个月的经历，他也理解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自新中国诞生之际起，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确英明。他从香港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时，谈到当时在香港的中资企业的情况。周总理说，在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了望站、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理性选择，是上乘之策。周总理还说，因为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在那里的企业，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资本主义的经营。

　　同时，这一次香港之行，也使熊向晖体会了中国领导人在“容忍”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容许将香港经营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基地”，不能使香港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任何政治威胁。

　　基于中国政府“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的压力，在熊向晖从香港回来半年之后，英国驻华代办处1956年3月12日在致我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女王陛下政府无意让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愿意说明：如果今后一旦认为香港的设备正被有意地加以滥用的话，香港政府有自由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对付这种滥用行为。”

　　如果说，在英国还对香港保持治权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能够在中方的坚持下承诺不让香港成为反华反共的基地；那么，在香港回归祖国22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那些在香港猖狂反华的势力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