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革命永远是人民大众的最后选项

　　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的永远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永远是水。只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流血的已经极少，绝大部分流的是水，有些人看上去血管里流的是红色，其实都是红墨水，这些红墨水是专门用来为强者歌功颂德和对弱者喊打喊杀的。黄纪苏先生就是当下极少血管里还在流血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从社会两极分化中看到的是革命，而不是像那些五毛党那样，谁替弱势群体说话就诬陷谁是“颜色革命”，以此作为混饭吃的手段。

经典话剧《切·格瓦拉》 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 视频链接：v.youku.com/v_show/id_XMTI3Njc5Njg0.html

　　其实，不仅黄纪苏不希望革命，大家都不希望革命，没有人愿意革命，革命永远是人民大众最后的选项。但凡是还有一条活路，老百姓就不会革命；即便是已经没有了活路，只要还有一丁点儿希望，老百姓也不会革命；哪怕是连未来的希望也没有了，注定要世代为奴为娼、做牛做马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不会革命。老百姓只有在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同时，又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希望时，才会选择革命。也就是说老百姓只有在对旧房子已经彻底失望，同时又能够盖起新房子时，才会扒掉旧房子。否则，无论旧房子多么破旧，哪怕是如同猪圈，老百姓也只能住下去。

　　所以单纯的绝望并不会发生革命，只有在绝望后又看到新的希望时，革命才会爆发。而要在绝望中看到新的希望，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现有旧制度的松动；二是另一个世界的冲击（至于天灾暂不讨论）。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世界冲击的情况下，只要现有制度不松动，持续高压并且无限加压，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绝不会爆发革命。历史上的革命几乎都是在旧制度松动的改良时期发生的，而很少发生在最专制的时期。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例证。

　　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封建统治最宽松的路易16时期爆发的，当时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狱监狱里只有7名犯人，无一政治犯，可见当时法国政治宽松到了何等程度！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晚清则更是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最宽松的时期，当时中国把西方的所有政治体制都试了个遍，可谓是政治体制的“万国博览会”，封建专制已经完全名存实亡，所以武昌起义才那么容易。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同样是在军阀混战的宽松时期发生的。毛主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此讲得十分清楚。

　　可见，革命不是在极端腐败专制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恰恰是在腐败专制走向改良的宽松时期发生的。专制高压只会使人民产生仇恨和沉默，而绝不会产生革命。革命不仅空间上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发，在时间上同样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发，只要统治集团一直狠下去，革命就永远找不到最薄弱的环节。但是，虽然专制高压不会产生革命，却会通过国与民之间的对立特别是人民的仇恨，造成国家的战斗力趋向于零。这就是腐败专制国家无论国力大小和武器是否先进，总是对外妥协投降、卖国求稳的原因。这种对内镇压和对外投降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铁律，是中国历史上多次被小国打败并亡国的根本原因。

　　只是如此以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陷阱——如何面对外敌入侵？如果拼死抵抗，等于是捍卫自己猪狗不如的社会地位和随意被虐杀的悲惨命运，既违背阶级伦理也违背家庭伦理；如果趁机借用外部力量进行复仇，又会成为汉奸，违背民族伦理。总之，无论怎么做都违背天道伦理，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中庸之道，袖手旁观，甘做顺民。北京老百姓就是典型，无论是清兵入城，八国联军攻城，还是日本兵入城，老百姓一概不管，完全把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

　　老百姓在国难面前袖手旁观，表明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待宰羔羊，无论大国小国都敢来宰杀这个国家，并且国家越是肥大，招来的宰杀者就越多。这种宰杀在客观上必然会削弱这个国家镇压民众的能力，民众也不再惧怕这个已被外敌宰杀的国家，各种反抗会越来越多。此时无论国家会像晚清那样讨好民众，还是像民国那样更加疯狂镇压群众，都无法避免它的统治地位在内忧外患中动摇不定，这个时候革命的客观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只要还有人想拯救这个国家，只需登高一呼，革命就会爆发。中国近代以来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可见，革命并非是什么人能够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如同卵化蝶、蛇脱皮一样，是两种生命状态新旧交替的必要环节。时机不到，谁也造不出来；时机一到，谁也阻挡不住。社会历史发展只有两种方式：改良和革命。改良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不流血不动刀；革命是社会的外科手术，必然要流血要动刀。没有患者愿意动手术，也没有人愿意革命。但是当改良已经无法消除社会毒瘤，恢复社会健康时，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革命。而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决于对改良的态度，如果是改良无效而爆发革命，则暴烈程度要低得多，流血牺牲要小得多；如果是因为社会拒绝任何改良而爆发革命，则暴烈程度要大得多，结果往往会血流成河。

　　所以，能否爆发革命以及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态度。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编者按】4月12日，解玺璋作品《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剧作家黄纪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学者秦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等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剧作家黄纪苏认为“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失去合法性，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以下为黄纪苏发言实录: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9-03-15         关联阅读：

黄纪苏：革不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来源：民族复兴网

 

辛亥革命最多算非典型改良

        黄纪苏(剧作家)：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最重要的一个参照，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虽然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从上世纪初到1980年代大家也都是谈论梁启超的的思想，但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谈她周围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天长地久、长宜子孙，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样东西“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于是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一路走高。梁家儿媳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19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

　　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其实都是有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个节奏啊，跟革命倒是一个节奏。

　　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的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够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

　　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向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时长进宫给逊帝下跪，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诗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差，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

　　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19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跟他的孩子通信谈到这些，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并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落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

　　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一幅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生动，我用手机拍下来了:“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墙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

　　最近任志强他们鼓吹“乡愁要有乡绅”，我这算是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一代人之间，就集聚了几十万亩土地。靠的什么，院里还有副对联其中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就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二合一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会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不就出来了么。

　　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的社会结构，而不会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或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望中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

　　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

　　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大行其道。但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

　　本文系腾讯文化“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