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泰斗 人民功臣——忆于敏先生

 

杜祥琬与于敏(左)在八六三计划激光专家组会议上讨论问题。资料图片

　　【述往】

　　噩耗传来，于敏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国痛失了一位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物理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聪慧而亲切的良师益友!五十多年的相处历历在目，他的辞世，令人悲痛!

　　早年的于敏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原子核基础理论方面做出过一系列新颖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关注。1961年初，钱三强请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他义无反顾投入其中。1965年初，他的研究组由原子能研究所调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他和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等带领大家集中精力突破氢弹原理。

　　在充分学术民主的基础上，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对有希望的氢弹构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通过大量计算、思考、讨论、分析，他敏锐地发现了驱动热核材料聚变燃烧的途径，攻下了突破氢弹原理的第一关，也就是他向邓稼先报告的“牵住了牛鼻子”。

　　经过千军万马的一系列努力，我国在1966年12月28日，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我们小组当时负责这次试验的测试诊断项目，特别是速报项目的理论计算。氢弹具有明显不同于原子弹的物理特征，试验零时后几分钟，在试验现场，于敏、周光召等与负责测试和理论计算的同志一起，即明确判断了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这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按这个时刻计算，我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两个月的时间。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首颗全当量氢弹试验。氢弹的成功显然是集体的事业，但在氢弹的突破和发展的过程中，于敏先生作出了最突出的关键性贡献。

　　在这里，我讲一个亲历的小故事。1966年，我们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当时的计算机是把每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纸带上，于敏先生和几位同事，盯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突然，于敏先生指着一个物理量说：“不对了，这个物理量错了!”

　　我们知道，具体数值是很难用心算给出的，于敏先生是从这个物理量的变化趋势判断出错误的。于是，大家开始查找错误的根源，搞物理的、搞计算数学编程序的，分别查找无误，最后查找计算机，这些物理量是通过计算机里的一个个加法器算出来的，当时是晶体管计算机，加法器是装在许多柜子里的众多晶体管，就这样跟踪找下去，结果发现执行这物理量计算的晶体管坏了!把它换掉再算，物理量的变化就对了。大家都很兴奋，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计算机一个硬件的错误，着实令人佩服，这真是基于物理的“人工智能”呵!

　　于敏先生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且严谨务实的科学家。在“文革”中受到无端批判时，他唯实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要能参加的业务讨论，他都尽可能地帮青年人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曾经遇到过一类特殊条件下的物态方程问题，他就给了我一份“稠密液态理论”方面的文献说：“你看看，可能有帮助。”

　　国家863计划启动后，于敏先生任我们激光专家组的顾问，2001年成立了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他任我们专家委员会的顾问。他认真参加每次讨论，发表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与此同时，他又和王淦昌、王大珩先生等，推动我国的激光核聚变事业，为此付出了巨大辛劳。

　　于敏先生在从事任务性强的应用研究时，高度重视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和学科建设，他大力推动和支持了我国核数据中心的大协作;等离子体X-射线激光研究和激光核聚变研究深入开展后，提出了对原子—分子数据，特别是高剥离态原子数据的要求，为此，他大力支持了中国原子分子数据研究联合体(CRAAMD)的工作和国际交流。

　　于敏先生的科学实践，完美地阐释了科学精神：求真务实，不断创新是其特征，而家国情怀是其精神内核。他代表的一代科学家，深知近代中国饱受灾难和屈辱，一定要改变国家的面貌，振兴中华。可以说，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是这一代人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使他们不在意各种物质上的困难和各种折腾，矢志不移地去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目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凝炼了十个字的事业文化“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这个脊梁正是指的这种奋斗精神。这是众多“于敏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科学家于敏有很高的人文素养。他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能完整地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工作的重责使眉头紧锁成了他常有的表情，但他也有着喜欢京剧等爱好和爱家情怀。工作中严谨的他，对同事却是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一代。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如今，他走了，但“老于”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作者：杜祥琬，系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