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到底长什么样？

户县后寨村 遗留下的人民公社标语（资料图）

　　食物主权按：斯诺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走访，认为社会主义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与如今农村社会的衰败破产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不同，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城乡结合，发展农村，使得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而是体现在“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他赞叹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同时，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还可以从总收入中提取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改良土壤、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

　　本文中，一个社员集体福利代替了特权阶层私利的农村，一个村民直接参与到大队管理的农村，一个与城市平衡发展的农村，一个部分实现了机械化的农村，被斯诺真实地展现出来。如斯诺所说，集体化、合作化才是农村的出路，才是孕育农村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沃土。

　　作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曾于1928-1970年间多次访华，写作了《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等书。《漫长的革命》写于上世纪70年代，如实记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农业、工业的发展情况，访问各地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以及与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撇在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集中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重要的是毛企图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最显著地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亦即大多数人的家乡所在地。

　　到了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其中除了5-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所有的耕地都是集体财产了。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或荒地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不足7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共有大约7万个农村公社，它们再分成75万个生产队或村[1] 。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单位。大队拥有较大的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干万人必须养活自己，并把粮食供应到城市和各县县城。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苎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种植其他“供销售的作物”。这些生产足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赢利，并可积累资金，用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和成败，决定于在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

　　1960年以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一共参观过30多个人民公社。这一次我参观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再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型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发展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已相信了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的真实可靠性。这五项保证就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粮食够吃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但是他们提供的生活是“足够的”，已经超过了以前没有土地、终年劳动过度、吃不饱饭的文盲的梦想了，这种人构成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所看到的一个最穷的公社大队，是在保安县（现在改名志丹），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里的每户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已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行不到一小时、有3万6千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郊区公社了。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一年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在大队的总收入中占3-8％的缴纳国家的税款，是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50％的管理费用中的。粮食的15-20％，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作为交售任务。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改良土壤、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作为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102美元，平均每户（4.6人）约为274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每户净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1/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大队办工业——造船、建筑材料、机械和变压器等，计占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是特别高的，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遥远的，但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器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本身需要。

　　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2.4元折合1美元），是很可能发生误解的。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多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1/4到1/2），按国家的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是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的。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灌溉渠里自己养鱼，捕获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者自己家里种、或者购买，买价非常便宜，在开支项目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一部分是非流动资产——就是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是根据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值（一种凭名誉的制度）来决定的，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者照算，或者予以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够不让党的干部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是很多的。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因此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和男子是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同工同酬现在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就是这一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共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岖小路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也只是极少数人到过，那年毛把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的“首都”迁到延安，一个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建成，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内战。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去，已有一条行驶汽车的公路。过去，我所知道的没有道路的土地，都是峻峭的、无尽的荒山野岭，中间是一条条峡谷，这里不是洪水，就是干旱，难得见到几块麦田或要倒塌的窑洞。为数不多的农民穿得破破烂烂，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的东西。风调雨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时间开垦已被丢弃的耕地或荒地，自己种植庄稼——这就是改变面貌的开端了。

　　农村的潜力——栽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大。这种潜力的一部分今天已经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呈现出一派动人的美丽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大车。我们这辆小轿车的出现，引得附近所有看到的人都来欢迎我们，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们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陡峭的黄土和有时从深谷里突然升起的石壁中开出来的，有些地方最近被雨水冲毁了。在这些地方，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壁。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了平整土地的成果：山头削平了的山丘，沿着陡峭斜坡上的一层层花园般的梯田，蜿蜒的河道旁筑起了新的拦河石坝，两岸并种上了一排排杨树和柳树，牢固地控制住了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的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别人告诉我，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里的土地是值得这样辛苦勤劳地努力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是很肥沃的，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靠的全是人力。我问了才知道，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万筐土。　　大约经过两小时我们到了保安，我发现这个山沟小城里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的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个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100个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红军当年曾在一座小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现在，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理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我在全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在一条大街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墙上还有一张大宣传画，详细地教人如何防空。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译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就坐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们一起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式大米饭和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富的与穷的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它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大寨大队经过25年的辛勤劳动，削平了山岗，建造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现在每公倾土地已能生产约8公吨的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同样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兴旺的生产大队的故事，这个大队名叫沙石峪。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农民是连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栽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于是挖成了有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6英亩的耕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有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了。它用多种颜色的石头（这是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石头也用于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的一种。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到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这种管道还可以作为紧急防空洞使用。

回顾与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写一本书。简单地说，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没收土地和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开始（1950年）；到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一直到1958年建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庄联合起来组成大队，举办较小单位不能举办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阶段，富农都跳了出来，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重新再起和进行破坏，被制止了，后来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教育打退了。但这种反动势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每人平均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表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确保使大家都得到好处的发展。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中，出现了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员干部由于过分热情、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变成冒进而枉费心机。在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之前，空前的恶劣气候来临了。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个大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所依靠。

　　党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在做法上做了一些修改，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的让步。公社的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职责仍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共花了4年时间，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一部分党员干部试验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62年他作出的反应是，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当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那时候，城市的“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此得到了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虽然这个数字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20年中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在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是很多的。浙江和广东两省已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色奇迹”的成绩。

　　今天，中国在粮食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将来的发展将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售的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

　　虽然前面还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因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中国将全力以赴地为了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注 释：[1] 原书恐有误，似应为生产大队——译者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漫长的革命》一书第五章《人民公社》，伍协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版，第139-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