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华民族复兴的对外形象首先是要讲道德

作者：张宏良发布时间：2018-06-18 19:57:43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现在中国人天天在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也在天天提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力量是道义力量，最根本的条件是为世界奉献新的政治文明。但是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精英集团却在不失时机不顾场合地坚持给中国人丢脸，给中华民族抹黑，观看2018年世界杯感觉就是如此。
　　当今世界能够反映各种政治文明之间本质冲突的，除了战争之外，大概就是足球了。在足球场上我们最能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本质特点。比如今天凌晨巴西与瑞士的比赛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作为上千年海盗文化熏陶出来又经过数百年资本主义兽性文化训练的欧洲国家，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就是只用规则来约束他人，自己尽可能不讲规则。所以瑞士队全场最突出特点，就是犯规，犯规，犯规，并且全都是精心准备的故意犯规。而巴西队则相反，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规则的畏惧和认真，尽可能规规矩矩踢球，并做好了接受不公平裁判的准备。

　　如果说作为数百年中立的瑞士，在反映白人殖民主义残暴本质方面还并不极端的话，那么20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对付马拉多纳带领的阿根廷队，则最能反映白人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当时面对马拉多纳这位常人不能阻挡的超绝天才，西方球队做出了不约而同的一致决定，就是不再踢球而是踢人。除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球队之外，几乎所有西方球员都把功夫转移到了马拉多纳身上，哪里致命就往哪里踢，为此不惜犯规，裁判更是把黄牌红牌忘在了家里。结果整得这位钢铁般的汉子放声大哭，最终以“愤怒一脚”结束了比赛。

　　按道理讲，对于奉行和谐文化和天道文化的中华民族来讲，舆论应该站在弱者一边，站在公正一边，站在马拉多纳和阿根廷一边，可是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当时中国主流媒体几乎是百分之百站在了西方国家一边，站在了白种人一边，一起声讨率领8名队员在场上苦战11名德国队员直到最后都不失一球的马拉多纳和阿根廷球队（最后德国依靠裁判一个莫名其妙的点球才获得了世界杯）。从那时起我们就感到数千年的中国天道文化，正在远离中国而去，中国已经踏上了不讲天道天理的发展道路，很快就进入了“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的末法时代，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害时代，进入了只崇尚金钱、只崇尚强者而而不讲是非对错、不讲黑白曲直的丛林时代。
　　或许有人又会说什么体育比赛只讲输赢不讲道德。这个说法大概中国人最熟悉了，“法律不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体育不讲道德”等各种不讲道德的口号，几乎覆盖了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体育比赛真是不讲道德吗？新中国奉行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目的，以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真是错误的吗？受东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影响的有良知的西方媒体和有良知的西方人士，对此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特别是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球队，给赛场留下了无数体现人类文明的感人事迹。现在大家看到的当一方球员受伤时，另一方球员会主动把球踢出界外，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足球队开创和留给世界足球的优良传统。类似事件有很多很多，无一不闪现着人类文明的崇高光辉，无一不反映着体育比赛促进人类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崇高本质。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绝不是体育的本质，而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文化强加给人类社会的邪恶品质。只是由于西方文化自身已无力摆脱这个邪恶品质，21世纪人们才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转向了社会主义。可是，如同《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就不能取到真经一样，人类社会如果缺少了东方文明被资本主义侵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难，恐怕也难以证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消灭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走出苦难深渊。
　　于是，历史便把宋代以来千年间一直被中国人关在笼子里的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放了出来。而被锁进笼子上千年的东方资本主义早已经饿得眼睛发红，彻底发疯，一放出来就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所有罪恶全都推向了极端，推到了连欧美等西方国家都没有见过的极端疯狂地。这就是虽然中国人资本主义搞得最晚，但是对金钱崇拜却最疯狂，丧失人性最彻底，道德伦理最堕落的根本原因。只要看看如今中国精英在包括足球在内的所有事物上对规则和道德的的评论，就会明显看到这一点。
　　所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首先需要的是一场人性回归运动，是一场道德复兴运动，首先回到人性和道德立场上来，回到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所构成的大众政治文明上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和基础。21世纪中国社会形成的回归毛泽东的红色大潮，就是要推动中华民族首先回到人性和道德立场上来，形成民族复兴运动上场前的热身运动。所以，以后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任何评论包括足球评论，除了专业知识之外，都要讲一点儿人性，讲一点儿文明，讲一点儿道德，而不能单方面只讲输赢。单方面只讲输赢的社会，不是人类社会，而是动物社会，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前史”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