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美国终于使出了最狠毒的一招

　　美国透露一旦美朝会晤失败，就制裁中国银行高管并没收其在美国的资产。美朝会晤失败就制裁中国，再次证明了此前我们的判断，美国制裁朝鲜的目的完全是打击中国。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多年来中国朝野的共同判断，就是中国金融领域是最腐败的领域，中国要出大问题，肯定会出在金融领域。可惜反腐风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金融核心地带，美国就率先开始了用金融官员来敲诈中国。 美国这个敲诈可以说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形成的一种新殖民主义统治方法，就是先把这些国家官员引上腐败道路，然后再以腐败为武器要挟这些国家的官员屈服于美国，成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代表，就像20世纪初期把中国军阀变成在华利益代表一样。迄今为止，美国的这个武器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凡是不接受其敲诈的国家，几乎无一逃过被颠覆的命运。蒸发伊拉克的庞大军队，发动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武器，而不是它的航母和原子弹。

　　唯一让美国敲诈遭到失败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由于没有找到俄罗斯官员的海外资产，美国对俄罗斯官员的最大制裁就只能是禁止入境。这个制裁不仅没用，反倒把俄罗斯政府和老百姓给团结起来了。美国出台一批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官员和老百姓就一片欢呼，这等于是宣布了这些官员的清廉。于是俄罗斯的官员纷纷呼吁美国政府把自己列入制裁名单，以证明自己的清廉。结果把美国杀气腾腾的制裁，变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

　　而如今美国又用此方法敲诈中国，中国金融高管以及后面被制裁的官员，是否也像俄罗斯官员那样廉洁，是美国敲诈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的官员在美国和海外没有资产，那就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制裁，也像俄罗斯那样让民众看到我们官员的清廉，充满对政府和官员的信心。可是如果中国银行高管以及后面被制裁的官员在美国和海外拥有资产，那么后果将会相当可怕，它会彻底动摇中国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信心，致使中国不战自败，并将从此永远置于美国的敲诈之下。特郎普的毒辣阴险之处就在于此。

　　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不是贸易领域，而是金融领域。因为在贸易领域中国占优势，而在金融领域中国处于劣势。中国的所有金融平台都是按照西方的要求和规则搭建起来的，很容易被西方金融资本所控制，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官员有多少已经被美国的腐败手段所控制，我们心里完全没底，一旦爆发金融战，必然是凶多吉少。只是虽然此前我们曾设想过中美金融战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可就是没想到美国会采用如此下流的手段，不是对中国金融下手，而是对中国金融官员下手，宣布没收中国金融官员在美国的资产。

　　特朗普这一手的狠辣之处在于，他会通过这种方式，一手卡住中国的金融咽喉，一手高举道义的大旗，既打击中国政府，又拉拢中国民众，用他战胜希拉里的办法来战胜中国。当时总统竞选中胜券在握的希拉里之所以会最终败给特朗普，就在于她忽略了美国底层民众，忽略了特郎普发动“美国式文革”的道义力量。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21世纪的大国决战，决胜力量不是科技，不是军事，而是道义。谁能占据道义制高点，谁就会成为最后赢家。道理很简单，谁拥有了道义力量，谁就不仅拥有了本国民众，同时还会得到对方民众的支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低声下气地跑到北京向毛主席求和，就是因为在美国国内，中国道义力量引发的美国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使美国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在国际上，一直坚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中国，把全世界80多个发展中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其中30多个是说一不二的铁哥儿们，任何事情不经过中国同意都无法推行，美国这才跑来向中国求和，主动表示把台湾送还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道义，尼克松访问中国走出舱门第一眼看到的大标语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到他访问结束临走时所看到的，仍然是这个标语。

　　　　可是毛主席去世后，中国由“道义外交”变成了“利益外交”，从而陷入了越来越被动的状态，大使馆被美国轰炸，美军侦察机侵犯中国领空，撞毁中国战机，撞死中国飞行员后又降落中国军事机场……中美双方的攻守态势如同基辛格所言，毛邓两个时代完全倒了过来。虽然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义利兼顾”的正确外交原则，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中国外交格局，但是中国一些官员的海外资产已经被美国抓住，变成了要挟中国的武器。由于这种要挟关乎到本国老百姓的人心所向，关乎到国家政权的根本安危，一般国家很难对付这种要挟。当年慈禧太后就是在政权要挟面前被迫屈服、放弃抵抗的。　　针对美国的金融要挟，中国应立刻采取应对措施，成立金融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金融高管立刻行动起来，凡是在美国及海外有资产的立即撤回中国，撤回中国的金融资产不问来源，不加追究，国家利益至上；凡是在美国及海外没有资产的向中央政府说明，使中央政府心中有数，判断准确，有效应对美国的金融要挟。同时向群众说明有关情况，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站在中国一边，共同战胜美国的金融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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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阅读：

新鸦片战争?美国总统命令中情局准备针对中国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制裁计划（附带名单）

顾颖琼博士说天下

　　美国华盛顿特区报纸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过问下，他派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作为行动总指挥，以中情局主导，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配合下正在准备针对中国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制裁计划，这些银行继续与北朝鲜开展业务，违反了今年早些时候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该计划将提交给川普总统批准，作为万一北朝鲜去核谈判失败后惩罚的备选方案之一。

　　惩罚方式包括并不限制于：

　　1.冻结名单上人员在美国以及相关盟国的所有财产，深度审查他们的美国亲戚们的资产。

　　2.禁止名单上人员去美国以及相关盟国从事任何活动。

　　3.美国政府可没收名单上人员在美国以及相关盟国的所有财产

　　原文链接：

　　https://thewashingtonreporter.com/mnuchin-haspel-pompeo-prepare-plan-to-target-chinese-bankers-doing-business-with-north-korea/

　　这一批制裁计划的名单中，有13个银行高管：中国建设银行(亚洲)总裁郭佩芳，副行长张骏，马陈志;中国农业银行行长赵欢，董事长周木冰，董事温铁军;中信银行(国际)总裁 刘月屏;中国邮储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副行长张学文，姚红;中国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副行长李浩;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

　　下图为美国媒体列举出的十三名中国银行高管!

　　下图为中情局新任局长(女)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将直接负责这次方案的操作。

　　美国总统发起制裁不需要法律权限，属于外交事务。总统全权负责。发起制裁后不遵循制裁的，则由财政部起诉被制裁人，如果被制裁人应诉，并认罪，就赔款。这才走到法律这一步。

　　回顾中美历史上的资产互相冻结：

　　中美资产要求问题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美国公民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私人求偿问题(Private Claims)和新中国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资产问题(Blocked Assets)。这一问题起始于1950年12月16日，作为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措施之一，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命令财政部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作为报复措施，中国政府于1950年12月28日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没收美国公司、教育机构和传教士等团体的在华资产。(注：Richard Deva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laims and Assets,” Asian Survey, Vol. 18, No. 12 (December 1978), p.1267. 夏林根、于喜元主编：《中美关系辞典》，大连·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1966年，国会通过法案授权国外赔偿清算委员会(Foreign Claims Settlement Commission)对美国公民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进行调查和裁决。该委员会于1971年做出结论称，中国应赔付美国公民的资金总额约为1.96亿美元。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1970年的统计，中国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资产约为7650万美元。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之后，美国政府着手制定贯彻《上海公报》的方案，并将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视为在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时应当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

　　首先，关于解决资产要求问题的意义和必要性，尼克松政府的官员认为，这一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根本性法律障碍”，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实现多个领域的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正常化必不可少”，这些领域包括银行业、金融业、保险业、运输业和商品展销会等。(注：“U.S. Private Claims and PRC Frozen Assets,” October 197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after as DNSA), CH00271.) 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1972年7月26日发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电报中，则提出资产要求问题对于中美贸易具有潜在的危险，要求美国驻法大使向中方表达尽快展开谈判的意愿。他表示，如果不解决两国间的资产要求问题，美国的求偿人可能会试图通过诉讼对在美国的中国商业财产和船舶进行保全，而美国政府将无法阻止这类诉讼，尽管这会对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注：“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July 26, 197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2 (hereafter as FRUS, 1969~1972),Vol. 1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p.1027~1028.)

　　基辛格在1973年2月27日向尼克松提交的备忘录中精辟地论述了包括解决资产要求问题在内的发展中美贸易和交流关系所具有的意义：一是可以为两国日益紧密的联系提供“明显的证据”，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考虑这种联系;二是有利于使中美两国人民习惯两国间的“全面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在经历政府更迭后依然能够延续下去。(注：“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ebruary 27, 197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3~1976 (hereafter as FRUS, 1973~1976), Vol. 18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207.) 可以看出，在基辛格看来，解决资产要求问题一方面有利于清除阻碍中美贸易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显示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目标。

　　其次，关于解决资产要求问题的方式，1972年8月30日，尼克松政府的第188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做出了规定。备忘录指出，美国应当首先同中国探讨经由“一次总付的方案”来解决美国公民因其财产被中国政府国有化而提出的赔偿要求，支付方式“要么是一次性全额支付，要么在若干年内分批支付”;作为回报，美国将解除其对所有中国资产的冻结。如果前述路线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美国则应当向中方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根据这个办法，美国政府将保留在其控制之下的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用它们来补偿其财产被中国国有化的美国公民。(注：“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88,” August 30, 1972, FRUS, 1969~1972, Vol. 17, pp.1056~1057.) 也就是说，尼克松政府认为，最佳的方案是，中方直接赔付美国公民的损失，美方则解除对中国资产的冻结;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美方用已冻结的中国资产来赔付美国公民的损失。由于根据美方的统计，被冻结的中国资产远远少于美国公民提出的赔偿要求，所以第二方案将意味着美国的求偿人只能得到部分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