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凝结了劳动人民智慧的中国科技，如今为何只剩廉价？

　　目前中国的技术能力，在世界上没太多竞争力。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书中又常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以及建国后突飞猛进的科技水平，似乎和中国技术水平现状产生了矛盾——这一落差是怎么出现的？曾掌握较高技术学习能力的中国工人，如今怎么就变成了被不少人嗤之以鼻的“廉价劳动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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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刻，重新回顾一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发展自主技术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是很有必要的。从实践经验出发，毛时代的技术引进大多数吸收消化了并且学会了，而口头上嚷嚷要完成“市场换技术”的升级换代至今未曾发生，现在认真追问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正当其时。

一、中国在何时丧失了技术学习能力

　　1950年代中国从苏东国家引进技术，都学会并消化吸收了。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之后，中国把眼光转向西方，1963-1968年期间引进了约3亿美元共84个项目的装备。1972年开始的“四三方案”引进项目，这些技术中国都学会了并且消化吸收了。此后，到了洋跃进阶段，就成了消化不良的状况，此后的全面改开搞时期，所引进技术都没有学会。

　　1950年代引进技术学会了，可以解释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善意。1960年代之后转向西方引进技术，也都学会了，原因在于毛时代引进技术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工业部，在技术引进时期都有国内“学习能力最强”的机械制造企业和设计院所参与进行和落实。

　　毛时代成功的技术消化吸收没有任何奥秘，就是让国内最具有学习能力的人群去引进和实施技术项目引进，所以，往往在最短时间内学会并消化了新技术。

　　中国丧失新技术学习能力，是从“洋跃进”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还算是消化不良；到了全面开放时期，就完全丧失了新技术学习能力了。但是，正是在这个丧失技术学习能力时期，却反常和倒胃口地把“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毛后时代技术引进的失败，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就是隔离了中国最有技术学习能力的人群之后，让中国最没有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的人群，全面控制了对外技术的接触界面。

二、毛时代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实践状况

　　毛时代中国的技术学习能力是怎么回事呢？举个例子很容易说清楚，在1973年上海金山石化项目引进的时候，国内的引进主体是化工部，项目落地的对接机构是部属的机械厂和设计院，参与项目安装调试工作的，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和机械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结果是一个项目下来，他们就把所有的技术都学会了。有些爱美爱日人士可能认为这样搞会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个恰好是不存在的，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间“逆向工程”是合规的。后来在兰州炼化项目谈判中间，外商死咬住价格不松口，想要拿一把，结果中国决定自行制造，后来的结果连投产日期都没有怎么耽误，兰州炼化的工厂设备就自己给制造出来了。

　　在1973年启动的“四三方案”中间，有十三套大化肥装置，这些项目的参与者也一样是国内的机械厂和设计院，结果工程还没有安装完毕，就已经学会了，还在上海吴泾安装了一套自己制造的“大化肥”装置，当然第一套炼手的“学徒工”装置与别人还是有差距的，年产能只有引进设备的百分之八十。

1973年3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等在北京参观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图：中国新闻周刊

　　毛时代中国的技术人员数量，远远赶不上今天，但为什么学习能力超强呢？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能够让各个行业最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员，最先参与到引进技术和项目落实过程中间来，在干中学和学中干。结果证明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差，完全赶得上应用。在四三方案完成之后，化工部齐齐哈尔化工机械厂，就完成了一个能老外之所不能的技术，该厂生产的透平压缩机，能够与欧美日多个国家生产的化肥生产线配套对接，老外们基本上都是不管他人瓦上霜、平生只扫门前雪的，所以谁都没有这样的相互兼容技术。

　　现代技术的成长过程，不再由瓦特和爱迪生式的发明家个人承载，而是依赖广泛的合作和长时间的积累。如果以一个人一年的学习进步为单位称为“一人年”的话，那么现代技术的成长和突破，往往需要数万乃至于数百万人年的学习和提升，才能够达到成熟和应用。而且，这些学习提升过程，还必须全面分布到设计、制造、材料和加工的每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障碍和缺环，都导致新技术难产。

　　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从1958年国家提出“赶超战略”开始，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老田在做60-70年代史访谈时期，就了解到很多行业领先工厂内部——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就建立过多个方面的“三结合赶超小分队”，这些小组由有经验的老工人（还包括有学习能力的青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这些小分队只担负部分日常生产劳动任务，有一部分时间专门用于学习新东西，通过对上联系中央部委设立的情报所，追踪先进国家的技术加工能力发展状况和走向，定期进行行业内部和关联行业的技术分解落实和协调交流，还组织个人比赛进行检验。1962年刘邓陈云的“大下马”过程中间，这些小分队一度曾经被裁拆，在批判洋奴哲学之后又恢复了。

　　等到1970年代中国运十飞机项目实施期间，在参考波音707残骸确定了最终技术路线之后，短短的五年时间不到01架飞机就顺利出厂。这样的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并非仅仅是上海某家工厂临时赶进度的结果，也不仅仅体现为设计师们的高超头脑和智慧结晶，而是对全国十多年来千百家工厂内部各级各类的“赶超小分队”总学习成绩的一个测验——是对他们十数年来付出的千百万人年的学习成本的一个检验，大飞机技术创新范围涉及到从新材料试制到加工工艺的每一个环节。如果参考欧洲空客从投入到出产品的二十多年时间周期，就可以较为具体地把握到：毛时代的技术学习能力和潜力是何等巨大。

　　由于科研协调体系上挂着数千百万“人年”的学习积累，这个数字还在年复一年的快速提高之中，导致技术创新潜力过于巨大，最后不管干点啥，都有种大马拉小车的感觉。60年代末暴起之后，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通常分成两派，例如国防科工委就分成九一五与九一六两派，他们一边开斗争会、打派仗玩儿，还顺便抽点空去结合工厂里的赶超小分队，于1970年4月把卫星给送上天了。要不是1980年代自废武功，半导体技术在1970年代与国外最先进技术，差距也只有几年，而且这个差距还在年年缩短中。

1970年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毛后时代，那些人治国理政和思考经济技术问题的套路，基本上不超过农民中间思想比较落后的那部分人——大体上小岗村最自私的那群人算是他们的知音，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眼界和胸怀去治国的，不仅在农村搞了包产到户，还宣称“包公进城、一包就灵”。在技术和研发制度中间，有限的经费基本上是以按人头分解下达的方式来分配的，这是在技术研发行业的“包产到户”，成功率不会高就是了，最后，一个人的科研地位主要是由他拿经费能力构成的，结果就催生大量的骗子。此种对技术创新的想象力，依然局限于针对瓦特和爱迪生时代特点的设计，其效果可想而知。

　　现代技术哪怕是如电脑芯片和软件的复杂程度，也依然可以分解为“工匠”或者“码农”的重复性智力劳动，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至关重要，有了这个机制的协调和坚守，一个人的不足可以由其他人来弥补，这个人的长处可以替代那个人的短处，可以实现数百万人年甚至更多的学习或技术创新积累，穿越所有的弯路和失败，最终落地为具体的产品。当然，在协调机制有效的背后，是由足够的财力去保障人力物力的源源不断的投入。

三、业主制和招标制的排斥性问题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丧失技术学习能力的呢？大体上与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信托公司出现同时。诸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后，就引进了仪征化纤项目，从这个引进开始就没有学会技术，甚至，此后再也没有学会过引进技术。内在的根本变化是：此种公司化的管理方法，只关注一件事——如何引进好技术好产品快速占领国内市场，获得较优越的市场地位赚大钱。项目引进过程中间，最注意“时间就是金钱”——让项目快速生产并快速占领市场赚钱。此种技术引进项目，大多数从一开始引进时期就不关注自主技术问题，也不考虑本土技术成长，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企业的狭隘利润目标与市场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中信开始引进项目就是以快速赚钱为唯一目的，抛弃一切其他的“社会化目标”。与此对应的项目管理方式，不再由部门主持的协调环节，而是独立的业主负责和招投标制度——招标资格直接排斥没有相关经验的国内公司。

深圳蛇口时间广场上矗立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

　　所以，真的想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其实并不复杂——让国内的机械行业和设计院体系去学习呀，而不是让毫无技术学习能力的轻工业以业主招标制引进。后一个引进技术的机制，说到底，一是没有学习能力，二是根本上排斥学习能力，你没有相关经验和技术能力就永远也不让你拥有。但是，这个业主负责制和招投标制度，却被相关部门和经济学家吹上了天，说这个怎么先进怎么现代。说到这里，恐怕很多人都会怀疑——这帮子主流经济学家及其影响下的高官到底是不是一帮子笨蛋了，但是，所谓的改开搞就是这些人参与设计和论证的。吴敬琏至今还在那里说自主技术要不得，很危险。

　　如果说，新的业主制和招标制与技术学习能力不能够很好兼容的话，但是，老的部门管制并没有废止，新旧交替需要时间，但为什么相关的协调工作为什么很快就不起作用了呢？这要从高层权力竞争引发的机会主义胜利说起。70年代末之后，地方基于投资饥渴症的机会主义情绪被激发，转变为政治资源。权力斗争的后果是：主张“鸟笼经济”的高官被边缘化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态势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间，很短时间内计划经济的宏观配置效率就被破坏殆尽。

　　在地方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之后，其行为模式近似于市场上的企业家，基本上是由价格信号引导自己的决策，以此去追求本地项目和投资最大化和全国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以实现财税收入同步上升。后果我们是清楚的：1979年开始放开轻纺工业的投资管制，结果几年时间市场上就出现了棉花大战、蚕茧大战、苎麻大战，战争后果是地方政府倾斜保护之下，新生的技术落后的小企业淘汰了城市的老企业；然后就开始了几百条家电生产性的引进项目，最后又一起失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后果，依然是今日国内政经关系的首要问题，有人说各地开发区完全利用之后可以居住34亿人，这其实就是地方政府承载了马克思那个“生产无限扩张趋势”的体现。

　　正是在地方政府公司化进程中间，近乎一夜之间，原有的部门协同引进、技术学习能力高超的中国能力，就下降为零，旧有的技术存量快速报废，相关的技术人员和工厂迅速就成了历史。

　　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近似于段子的故事：是说一个美国工程师从北京吉普回国时，回顾在中国的工作经历，说起自己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他评论说中国不是要市场换技术吗，但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人去向他讨教技术的。这个故事之所以很像是段子，因为在企业内部肯定要进行分工协作，每个人都分配有一个确定的岗位，不太可能容许任意串岗和越位学习，而且，技术并不是个人努力可以承载的，而是首先体现于生产的完整组织体系。但这个故事有真实的一面，可以让人们看到“市场换技术”的虚妄——市场让出去了、生产基地也引进来了，但是自主技术特别是核心部分却不会自动转移，反而会被严防死守住——关键技术过程肯定是控制在别人手里的。

四、中国市场上新技术开发的尴尬地位

　　即便是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彻底耗竭了部门协同的能力，但原有的底蕴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真正让中国彻底丧失自主技术能力的，自主技术能力下降到无限接近于零的，是“拨改贷”政策。从这个政策开始，无条件要求技术开发机构企业化，并且没有任何过渡期就完成自负盈亏，否则你就不配生存。结果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了技术研究机构下海的整体化过程，原先的技术研究机构现在多数转型为外国产品的中国代理，工程师化身为小买办。其中较为醒目的是，中科院计算机所催生孵化的联想买办集团。

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正式成立，此图为公司内景 图：神州数码官网

　　如果只有一个联想，我们可以说是某些人不行，但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选择这一类的转型方式，那就只能够认定把自主技术终结变身为买办，乃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机制，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式的绝户计。

　　在末端产品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自主技术研发的巨额投入，不可能通过产品进入市场早期的垄断阶段以高价格收回前期投资，此后，中国的技术研发成为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财务平衡的行当。唯一的新技术产品进入市场的后果，是打破洋货的市场垄断地位迫使其降价，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只有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完全无法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换言之，此后继续坚持新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机构，唯一能够获得的市场效果就是破除洋货的垄断地位和迫使垄断价格下降为竞争性价格，这样的产品研发过程就完全是公共产品了，如果需要这样的技术突破，唯一的选择就是政府财政兜底。

　　所以，从拒绝发展自主技术的联想模式中间，我们看到在中国开发新技术的问题——在末端产品市场无节制开放的情况下，新产品成功唯一市场效应是打破洋货垄断和降价，无法实现收回投资；由此新产品开发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公益事业，新技术成了标准的公共产品，而同时财政却坚决拒绝兜底。而且，在中国与洋货在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依靠个别企业的突破，即便是成功了那肯定是偶然的和细部的技术，关键技术突破是不现实的——所需投入的人年数字过大同时不确定性也过大，企业的投入产出就只能够锁定最短的利益和技术实现路径，此时明智的选择是——成为西方的代理和技术服务商。

　　就这样，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有技术存量，通过两条路径完成了报废过程：一是机械厂的垮台破产和工人失业，二是通过科研院所转型为买办性的小代理公司。只有西方坚决不卖技术的国防与军工行业，老式的产学研结合机制，保留了下来，还在降低效率运作着，与西方同类项相比效费比也还不落后，但与毛时代对照效费比要差一个数量级。

　　在中国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来研发新技术，自1980年代“拨改贷”之后，就相当于要求中国的小企业“自带干粮”去挑战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的优势，姑且不论别人的新技术产品已经沉淀了数百万人年的学习成本的门槛有多高，由于中国的末端产品市场还基本上是完全不设防的，新产品即使成功了在市场上也不可能有技术垄断地位和高利润回报，唯一成果就只是迫使洋货降价。所以，中国企业基本上不太可能具有能力突破巨大的前期投入门槛，也不可能期望获得后期市场回报，就这样，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就撂在哪里，三十多年来一直无人理睬，据说这还是国家发展的战略级的改开搞设计。

五、在口号喊完又喊的背后

　　从1980年代开始批判毛时代的外延增长开始，就发誓要实现内涵增长，还说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落后产品技术乃至于保守思想都完全不行，只有欧美日那才叫先进，所以不能够故步自封，要快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了表示引进思想至诚，还不惜全面开放市场试图“换技术”，后果是什么呢？

　　已经说了很多个技术创新计划，赌咒发誓说要破除对外的技术依附性地位，得不到就要发展自主技术，喊了半天，谁来落实呢？政府还是企业？新技术突破往往需要数百万人年甚至更多的投入，这些计划有一个恰当的投入评估和合适的主体去承接吗？没有看见。在中国市场上，不改变全面开放产品市场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是一个标准的公共产品，这些所谓的技术创新计划预备了财政兜底的新技术研发机制吗？没有看见。

　　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研发新技术有哪些前提或者限制条件，又有那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有人总结过吗？没有看见，看见和听见的就只有口号，一个口号喊了一阵之后，继之以另一个新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