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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当前面临的问题

作者:士心 发布时间:2020-04-22 11:48:5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苏联是否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失败了?是思维意识偶然因素造成的,还是经济基础必然因素造成的?中国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特征在与新冠病毒搏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种优良体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贯彻?计划经济体制为何成为僵化的代名词?苏联是按马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构建的生产秩序,是原理出了问题,还是实践出了问题?实践能否检验真理?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符原理不能解答上述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能解释吗?我们信奉的是普遍真理,还是特殊真理?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回答了一些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疑问,否定了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马恩选集第四卷695-698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为了方便读者查核,笔者下载了恩格斯相关的两封书信于结尾)。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马恩选集第四卷726-728页):“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在第一封信里,明确否定了经济‘唯一’决定论。第二封信,认为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有反作用。愚蠢思想家:不能独立发展的思维意识对历史没有作用。

  当然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和精神意志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有差异,1.是意志合力论2.不起决定性作用。以百年计算的人类历史,恩格斯说得对。但如果从偶然,节点上说,思维意识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先秦的商鞅变法,是周末最先贯彻到底的统治阶级自我革命,把历史进程提前了100多年。其它国家有变法意识,种种原因虎头蛇尾,失败告终。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思维意识下推动的。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思维意识下推动的,尤其是俄国,列宁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上溯到《共产党宣言》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往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都说明革命发生,需要被动的物质因素,也需要思维意识。革命的阶级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主动的发起革命。这对资产阶级同样适用,英国、法国如此,美国更是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为蓝图建立的政权。马克思《形态》费尔巴哈章第三第四部分集中论述了统治阶级和欲夺取政权的革命经济的思想意识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83-84页】: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分工即是现实,也是存在着的观念。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分解出物质与思维的存在,也在社会形态里分解出分工的现实和观念。无产阶级以前的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就没有最底层民众的支持来夺取政权。从属阶级的思想不能主导革命进程,除非他自觉的把自己上升为主导革命的经济,把自己的先进思想上升为主导思想。无产阶级劳动者是最底层,当他走上历史舞台时,他不需要代表其他的阶级,也就不需要虚假的意识形态。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必定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只不过打着他们的旗号,为别的阶级谋利益,还要无产阶级当顺民,老实的趴在地上,驼起金字塔结构的寄生虫们。

  毛泽东1960年谈话,相关的论述契合了马克思的论述,也是对世界革命历史的总结。意志合力论在《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第四部分也有论述,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有差距,对于一些教条主义者影响甚大,与经济决定论一起成为否定超越论的依据。“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我们应该遵照恩格斯这句话,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自然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误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哲学是对人生存的整体论述,物质世界是人群的自然关系,社会是发展了的人群自然关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自然关系的深入探讨和补充,由此替代人的社会研究,则是割裂了人的发展阶段,是他个人的唯心主义想象代替真实的人类发展过程,与马克思哲学真实的发展过程不符。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的实践活动,属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失败了,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这是笔者对于苏马非马的解释。而分析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成功的实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彻底解放。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单是解放生产力,而是要逐渐实现劳动者的精神与物质的自由结合,劳动者的彻底解放。只有前项,那么美国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典型。学了马克思主义,却要跟美国金融资产阶级一被窝做夫妻,这玩笑估计能把马克思气的揭棺而起。

  我们学习马克思哲学是为了华夏民族的发展,彻底解放。首先学来的哲学应该能解释华夏民族的历史。如果不能解释,那您一定学错了,没有正确掌握理论。验证自己的马克思哲学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方式是解释通秦朝到清朝的历史,说清楚这2600年来的前进与停滞。

  现实与历史二者联系紧密,历史观代表着现实观,反之亦然。客观看,现实比历史更难解读。观察者无法剔除个人受时代的传承影响,情感,价值判断尺度,阶级立场,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影响,理性分析无法脱离感性困扰,这是分析古代历史不曾有的浓厚感性因素。所以我们分析苏联比分析中国容易,分析古代比现代容易些。

  物质与思维二分的现实意义

  人本质二元化,才有思维对物质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指导人们反物质运动的劳动,这是人与动物本质上的区别。动物是利用自然界,人在此基础上,让人化物质反自然周期运动。承认思维的特殊性,才有其反物质性的特征,人活动自由的逐步发展。这是思维能动性的根据。人本质一元论,把思维当成物质的从属品,是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没有了思维的广度和高度,也就没有了人的自由范畴,只剩下唯一,人就成了有理性动物,或是经济动物。

  回顾苏联,彻底的一元论,先是物质主义,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意识搞垮了苏联。物质与思维极端都不符合马克思对人本质的分析,对分工与观念的论述。而恰当把握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得到协调发展的年份不多。人的本质二元化,在物质劳动创造上统一,才会有人的思想多样性,无限性。这样的辩证法才是人类生存辩证法。搞‘唯一’就不会有创造性,只是花样翻新,把别人玩剩下的垃圾当成创造。中国的市场经济比南斯拉夫的创造,只把握住了国家的统一,也没高明到哪去。如果这一条没把握住,那就不如中国的封建王朝,好歹还混个二三百年。

  现代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与古典资本主义亚当·斯密幽灵想通,本质上是‘唯一’论。笔者坚持反对哲学‘唯一论’,在于‘唯一论’闭锁了人的思维意识,形成了壁垒。这是哲学的倒退,必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我把文明社会以马克思为标志分为前后,就在于说明思维意识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前,劳动者的思维意识朦胧,不自觉的反抗资本主义。而在此后,劳动者的反抗成为比较自觉的行动,这才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东方阵营;世界分为两种以上文化趋势,商品代表的欧美文化得到遏制,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都不曾料到的:社会主义胚胎还没有在资本主义母体成熟,就脱落并长成参天大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个别结论,无法说明预见到当今的偶然和普遍现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的具体应用,是哲学的深入和特殊,主要对西欧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解剖。按现在的说法,只是对野蛮的森林资本主义进行了解剖。而今森林里出了兽中之王‘美国’,资本主义从野蛮到国家管控,野蛮自由和集体妥协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时代有了很大变化。社会物质与人的思维意识严重分离,这是精神与物质劳动的发展结果。

  其消极意义: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像动物,劳动异化严重,劳动只是生活手段,脱离生产过程才像个人。生活手段和本质颠倒:劳动以外的娱乐,人们尽情的展示其个性,男人娘炮、女性雄性化,娱乐节目里的疯狂、追星;极端是寻求死亡感觉的蹦极,吸毒。人们忘却了自己的本质是创造,盲目的追求享受,模仿富人的炫耀。

  其积极意义:商品与其文化隔离,输入商品不等于输入文化。资本与文化连接非常紧密,日本和中国早期洋务化运动,受西方文化影响严重。在物质与精神分离状况下,意味着很多商品和机器,在获得相关制造信息后,华夏可以独立制造。是俄国和中国革命后赶超西方工业原因之一。

  在组织管理,工艺工序两方面,科学素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华夏官僚文化对此是个破坏因素,这是2000多年的寻租文化,强者对弱者的绝对统治,也是腐朽而非创造性文化。腐朽的官僚文化在中国独具特色,从商品短缺到供大于求,从建国初到现在,形式五花八门,本质没有变化。华夏民族要获得彻底解放,对内需要建立平等,自尊、自信、善良的创造性文化。华夏精神需要在生产劳动上体现出来,相应的经济组织,政治制度。需要借助马克思哲学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对外同样,要明白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在当今形势下,那些引进是必须付出代价的,那些可以自力更生。

  搞了四十年改革,大步伐前进,而今瘟疫使得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需要认真回顾反思。

  附录:恩格斯论唯物历史观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

  ······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马恩选集第四卷695-698页)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马恩选集第四卷726-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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