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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东: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作者:朱继东 发布时间:2019-08-06 14:48:2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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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剖析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不难发现, 这不仅有党的领袖对优良传统的坚持、继承和发扬, 更有勇敢直面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不少问题并坚决纠偏改错, 特别是在新时代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定立场、鲜明态度、实干作风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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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凸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 习近平更是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凸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 尤其是在革命斗争中,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特点更为明显。早在1927年3月, 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他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归纳总结的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的14件大事中, “普及政治宣传”是第8件大事, 并把当时政治宣传普及到乡村作为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来大力赞扬, 被认为是其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 “政治上打击地主”“文化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等几件大事也被列入到14件大事之中, 这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更进一步充分体现了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1929年12月,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上, 在为大会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第四部分“红军宣传问题”中, 他不仅一开始便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而且进一步指出了红军宣传内容、技术上的缺点,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策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建立、坚持、弘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积极努力, 展现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同志依然勇敢直面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 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着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在1956年, 苏联、波兰、匈牙利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不少严重的矛盾和问题, 最典型的是6月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 凸显出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科学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国内, 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和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中的失误等, 下半年在有些地方竟然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957年2月, 经过深入调研后, 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学说, 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且, 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不要忘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 如果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认识不到, 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就要犯大的错误, 并很可能会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正是在他的亲自指挥、部署下,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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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习近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步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 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用“极端重要”来强调意识形态工作, 不仅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更体现出一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人民领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坚定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

  在习近平同志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由于我国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长期忽视、漠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能力薄弱、思维长期僵化、西化等, 导致西方的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普世价值”论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沉渣泛起, 并借助微博、微信、论坛、网络新闻等广泛传播。这些错误言论、思潮不仅误导了很多党员、群众, 也误导了不少领导干部, 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接受了“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等论调, 甚至在一些场合打着所谓“解放思想”的旗号公开宣扬这些论调。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完成的一项对2 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发现, 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在不少地方、部门、单位存在, 有的地方、部门、单位甚至问题严重。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轻视、忽视、嘲弄, 被一些专家学者用“三笑”来概括:听到马克思主义冷冷一笑, 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微一笑, 听到共产主义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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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层一步步走来的习近平同志不仅非常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系列问题, 而且深知问题的根源所在。无论是在陕西、河北, 还是在福建、浙江, 以及在上海甚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 他都非常重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善于发现问题、勇于直面问题、努力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12月, 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他就在全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 并特别要求“我们必须振奋精神, 采取有力措施, 马上行动, 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 , 而且从进一步解决认识问题、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以及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 体现出他当时对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清醒认识。1990年5月, 习近平在从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之际, 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又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抓好党的建设, 丝毫也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党内一般用精神文明建设或思想政治工作指代意识形态工作, 这里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是提醒大家决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他还希望大家要加强理论学习, 并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领导干部, 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 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是不可能的。” 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进一步提醒大家要高度重视。2004年7月, 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 指出:“只有‘从娃娃抓起’, 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 同年11月, 他又强调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撰文指出:“磨刀不误砍柴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 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 这不仅强调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 也凸显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2005年7月, 他又强调:“文化的力量, 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 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 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文化, 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 指出了意识形态在推动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2013年1月5日,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 他特别强调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 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 否定斯大林, 搞历史虚无主义, 思想乱了, 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 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 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 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与毛泽东同志一样, 习近平同志在以史为鉴中直面问题, 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严峻性, 警醒全党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展现出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清醒, 让广大党员、干部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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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泽东、习近平都是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伟大斗争实践中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以信仰立党、意识形态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放弃了意识形态工作, 党就会走向变质、灭亡。正是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 毛泽东同志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并一次次加以强调。1938年10月,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 毛泽东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高度重视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 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里用“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个非常明确而重要的定位, 要求全党都要高度重视并大力抓好思想教育, 推动全党对思想教育的重视达到一个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同志更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并多次做出指示、要求甚至亲自部署、指挥。1958年1月, 在体现了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中, 他在谈到如何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时, 明确提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 , 并明确指出了要做到又红又专:“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这是毫无疑义的, 年年如此, 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指出了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大危险性:“不注意思想和政治, 成天忙于事务, 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 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 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 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里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核心, 可以说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 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深刻认识到并牢牢记住意识形态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旗帜和灵魂, 并且要把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认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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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并亲自部署、指挥, 是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一大特色, 更是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鲜明特色之一。习近平同志对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 做出了多次重要批示、指示, 尤其是针对以前的错误思想、认识、做法等坚决进行拨乱反正, 重新高举起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 唤起了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伟大斗争实践中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即“8·19”重要讲话) 中, 习近平同志把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并在此后多次强调。他不仅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而且进一步指出,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不仅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袖针对现实的挑战和考验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警醒和指示, 也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坚持、发展和创新。通过学习贯彻“8·19”重要讲话, 更多人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高度重视, 从而深刻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工作中占据的极端重要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网络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新样态,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演化为全球性安全议题, 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疆域 , 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习近平同志在伟大斗争实践中也越来越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极端重要地位, 不仅多次强调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 而且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进行指挥、部署。早在2012年12月, 他就提醒全党, 互联网覆盖广、声势大, 少数人在网上造谣、乱说, 有的恶意抹黑。对网络舆论, 要深入及时研判, 某一种意见突出, 就要及时分析, 这到底代表多少人?代表哪些人?在“8·19”重要讲话中, 他更是强调指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2014年2月, 他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拉开了党中央狠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帷幕。他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 网络安全包括很多方面, 如意识形态安全、数据安全、技术安全、应用安全、资本安全、渠道安全、关防安全等, 但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并就如何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建设好网络强国等作出了部署。从此, 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网络安全工作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不断迈上新台阶。2015年1月, 他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再次特别强调,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2015年5月, 他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当今世界, 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 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并特别指出, 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 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 人家就会去占领。2015年5月20日, 他再次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 2016年2月19日, 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即“2·19”重要讲话) 强调:“管好用好互联网, 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 要重点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并进一步警示全党:“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 2016年4月19日, 他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 不符合人民利益。”并明确要求, 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他更是代表全党明确要求:“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这是重要的工作部署, 也是对全世界的庄严宣示。这些话既是警醒, 又是激励, 是党的杰出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次谆谆教导, 是对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再三强调, 催人清醒、发人奋进。2018年3月, 在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已经更名为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在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利益方面将担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近些年来,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对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强烈的共鸣, 而且很多爱党爱国的中国人都倍感振奋、倍受鼓舞, 在纷纷为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点赞的同时, 也对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反击战充满必胜的信心, 并纷纷开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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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不仅本质是实践的, 而且一直是扎根实践、拥抱时代的科学理论, 其发展、创新和伟大时代的实践创新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同志在伟大斗争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 要让全党真正重视并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抓手, 这就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这也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重要成果。随着党中央陆续出台《党委 (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 (党组)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 尤其是《党委 (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不仅突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 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 更从总体要求、责任要求、考核监督和责任追究四大方面明确了各级党委 (党组) 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责任、意识形态阵地范围等, 强调党委 (党组) 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各级党委 (党组) 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 并提出一些可量化的考核指标,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组织部门应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等, 推动着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历史性巨变。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彻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多年遗留下来的众多问题、切实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制度安排, 被认为是党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一次重大创新。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 各地方、部门、单位大力推动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制度, 以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问责力度等为抓手, 推动意识形态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只要我们对一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的地方、部门、单位的党委 (党组) 主要领导敢于坚决、严厉追究责任, 尤其是对那些长期有人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没有进行坚决查处的反面典型狠抓一批, 并探索建立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档案, 使意识形态问责逐步成为常态, 切切实实通过严格考核、严厉问责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执行到位, 一定会体现出强大的推动力、影响力, 推动更多的人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全党要“进一步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特别是要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组织准备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识形态工作” ,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历次全会公报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强调成为全会的一大亮点, 也指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关键。并且, 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多个方面划出了党员不能逾越的意识形态红线, 并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列入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监督的重点, 就是要求全党要把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使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不仅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个里程碑, 更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7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 会议不仅再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且进一步强调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 并提出了全面政治“体检”这一重要理念, 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等。这既是对习近平同志“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的再强调, 更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又一次向全党诠释了进一步坚持、加强党管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原则的现实迫切性、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在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进行总结时, 在“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部分开始就强调“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而这个成绩来之非常不易, 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很多艰辛的付出和艰苦的斗争。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同志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 推动着全党越来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 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坚持、加强党管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原则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关键。党的杰出领袖率先垂范,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自觉进一步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以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抓手,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为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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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非常重视新闻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更是赋予坚持“政治家办报”新的时代内涵并采取系列举措让党管媒体落到实处

  重视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思想体现, 毛泽东同志更是非常重视新闻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并多次亲自推动、落实。曾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毛泽东同志, 还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出版了《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亲自撰文, 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也使得他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一直非常重视新闻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乃至整个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为推动全党更好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众多挑战, 更好解决党的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在他的推动下, 1939年10月4日, 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创刊, 他亲自为刊物撰写了发刊词。延安整风期间, 他更是亲自抓《解放日报》的改版, 将其从“社报”改变为“党报”, 从“不完全的”办成为“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1942年3月, 他在给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 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这是对全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提醒、要求。在经过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等整风后, 1942年4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提出:“贯彻党的路线, 反映群众情况, 加强思想斗争, 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强调了改版方针是增强“四性”, 并指出这是党报必须具备的四个品质, 明确把党性列为党报必须具备和贯彻好的四大根本品质之首, 体现出《解放日报》对领袖精神的深刻领会、快速反映和深入贯彻。1942年10月28日, 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一份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 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这既是对《解放日报》增强党性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其他新闻出版单位乃至全党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再提醒、再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新闻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并多次提出和强调“政治家办报”, 使得这一重要原则成为全党共识。1957年3月, 他在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而好的关键就是坚持党对报纸的领导,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1957年6月, 他两次在同胡乔木同志以及即将接替邓拓同志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吴冷西同志谈话时, 都强调新闻舆论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他不仅指出, 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 紧密结合政治形势, 这叫做政治家办报。而且批评人民日报当时的工作:“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 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并进一步强调, 要政治家办报, 不是书生办报, 就得担风险 。1959年6月, 他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指出:“新闻工作, 要看是政治家办, 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 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搞新闻工作, 要政治家办报。” 此后, 他又多次强调这一原则。直到今天, “政治家办报”一直是我们党新闻事业发展中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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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 习近平同志认为, 新闻舆论工作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面临挑战最多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一, 新闻舆论战线始终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2·19”重要讲话中, 他特别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事关旗帜和道路, 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并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此基础上, 他特别强调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舆论的力量决不可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 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就是提醒全党要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 认真开展好舆论斗争, 让舆论造福党和人民。

  与“8·19”重要讲话相隔整整两年半时间, “2·19”重要讲话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 习近平同志两次重要讲话相互呼应, 使得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布局更加全面、清晰、优化、给力, 让全党对新闻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视。“2·19”重要讲话不仅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党治军治国、定国兴业安邦的大事, 而且把抓好舆论工作提高到了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高度加以强调, 警示全党要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动乱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 并且用“五个事关”进行了特别诠释, 既是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再次强调, 更进一步凸显出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视, 也是对新闻舆论战线的一次总动员, 希望新闻舆论战线能意识到肩负的重任, 进一步明确和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 自觉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同志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 并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采取系列举措让党管媒体真正全面贯彻落实。坚持“政治家办报”首先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政治家的立场、觉悟、素质、能力等, 必须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党的主张, 决不能给错误言论提供阵地。尤其是面对西方宣扬的所谓“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等错误思潮,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名利的诱惑, 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定力, 努力实现新闻性和政治性相统一、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群众的心声相统一。对此, 习近平同志不仅一直认识非常清醒, 而且立场非常坚定。2002年12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的他在与中央驻浙新闻单位和浙江省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座谈时就指出, 要坚持政治家办新闻的原则, 高举旗帜, 把握方向,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始终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进一步强调,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加强新闻单位的领导班子建设, 确保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 确保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领域。2003年7月,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 针对当时大家比较关注的新闻媒体所属经营部门的改革问题, 他又旗帜鲜明地指出:“新闻媒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要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 党管媒体不能变, 党管干部不能变, 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2006年1月, 他再次强调指出:“新闻宣传讲政治, 就是要集中反映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一次次强调要坚持政治家办新闻、党管媒体不能变, 强调新闻宣传部门要牢记肩负的重任, 足见其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在“8·19”重要讲话中, 他更是特别强调,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 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并进一步要求, 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增强党的意识, 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正如他所指出, 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 其实也都有意识形态底线, 也都有利益集团的规制和政党倾向, 没有什么完全独立的媒体。我们要彻底认清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的真面目, 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2015年12月25日, 他视察解放军报社时进一步强调, 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 必须坚持军报姓党。并明确要求,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 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2·19”重要讲话中, 在用48个字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同时, 他特别指出, 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 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进一步强调,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姓党, 必须抓在党的手里, 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 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党管媒体的原则, 他指出, 有人说, 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 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 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有人说, 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 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 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有人说, 坚持党管媒体, 主要是对党和政府主办的重点新闻媒体而言, 对其他媒体并不适用。这些看法是错误的。在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之后, 他进一步强调指出, 党管媒体, 不能说只管党直接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这个领导不是“隔靴挠痒式”领导, 方式可以有区别, 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并且, 他还强调, 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 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这些话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党管媒体的内涵, 而且在新时代的今天赋予坚持“政治家办报”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针对新形势、新挑战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部署, 揭示了西方宣扬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 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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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泽东、习近平都站在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更是在网络时代强调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极端重要地位

  为了让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同时为了更好抵御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攻势, 毛泽东同志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了事关国家政权安全甚至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强调, 这给全党以极大警醒, 推动全党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57年6月19日, 《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根据原始记录作了若干重要补充、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增补的内容中, 有一段文字非常引人注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还是长时期的, 曲折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是他结合反右派斗争的现实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所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体现了他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对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视, 警醒全党要从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权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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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认识不断深化, 毛泽东同志更加密切地把意识形态工作和国家政权安危联系在一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间, 他组织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 期间发表了多次谈话, 在谈话中特别指出:“首先制造舆论, 夺取政权, 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 再大大发展生产力, 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 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 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 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 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 进行革命, 夺取政权, 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 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 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强调了意识形态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澄清了当时党内外的一些错误认识。1962年9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 他更是特别强调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失去政权的高度来警示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和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否则, 党就会变质、红色江山就会变色。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不仅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警醒, 更凸显出党的伟大领袖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的一致性、坚定性。认真总结、研究、学习这些思想, 对我们做好今天的意识形态工作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不仅同样站在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而且特别剖析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来警示全党, 并通过一系列要求、部署让全党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行动起来。在“8·19”重要讲话中, 他特别强调指出,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 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 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014年2月27日, 他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向外界宣告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正式成立, 被誉为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乃至全世界互联网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标志着网络安全从此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就是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 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 制定实施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 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在强调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安全中位居第一位的重要地位的同时, 他在讲话中进一步特别强调指出, 政权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网络安全?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2015年1月, 他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 加强网上斗争, 就是争取人心的斗争。2015年5月20日, 他再次强调:“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 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习近平同志一次次警示, 就是提醒全党要清醒地看到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把互联网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主渠道、主战场, 我们一定要站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来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全党齐心协力来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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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不仅通过强调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来警示全党, 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而且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的错误认识一次次敲响警钟。2014年10月, 针对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 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而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等问题, 他特别强调指出,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明确提出“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 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2015年12月, 他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的重要讲话中又一次强调, 当前, 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 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 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 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并进一步特别强调,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 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必须取得全胜。在“2·19”重要讲话中, 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古今中外, 任何政党要夺取和掌握政权, 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 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 并再次强调, “我多次讲,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一次次站在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强调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并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能进行任何妥协、退让, 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再强调, 是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在新时代的重要继承、发展和创新。

  更多的事实表明,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常抓不懈、持续发力, 是习近平同志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意识形态重要性思想, 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 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实践要求等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 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典范, 不仅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前所未有的浴火重生、拨乱反正, 更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为沿着正确道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强大的动力源泉。并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随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行动更加深入, 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意识形态工作在习近平同志心中、在全党全国工作大格局中、在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伟大征程中非同一般的极端重要地位, 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全力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更加自觉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自觉行动起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更加自觉地积极投身到维护、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事业中来,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三期;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长聘教授,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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