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发展及其意义

　　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准确概括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还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领导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前进。

　　能否正确认识、科学对待自己的历史、领袖及其学说，历来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是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甚至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领袖及其学说，赤裸裸变成修正主义的恶果。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尤其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经济学界较少参与，而党史工作者又非所长，以致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为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往开来的理论需要。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党中央主席，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奇迹，更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辉煌。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是深谙中国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研究而获得的科学理论，并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一系列经济智慧的光辉结晶。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理论结构，主要包括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等几大部分，而且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既体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内在结构与发展关系，又反映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战略目标和政治经济任务，更反映党和国家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重大举措，是以中国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深厚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里实际化的光辉典范，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就是承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爱无疆的人文经济学，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就是时刻为人民利益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谋略经济学，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是实事求是高效率自强自立的奋进经济学……。

　　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的迅速建立和发展壮大，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成就，国防力量的日益强大，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继续不断发展，到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世界强国之林。没有卓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正确财经决策，要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财政经济问题研究，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也拥有如同在政治军事方面一样高超非凡的理论与战略战术措施，并且政治为经济服务，经济在政治保障中发展，取得了空前辉煌而伟大的成就，给党和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为全国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经济保障和永续发展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更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反复通读深谙中国史书典籍、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且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他都研读了许多遍。他亲自调查研究，组织收集和整理财政经济方面的资料，研究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重要著作和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过，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本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党组织、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建设以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等诸方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来说少一些。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收拾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建设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调查研究的重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封锁的状况与“一穷二白”的国情出发，正确认识和论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性地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办法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艰难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迅速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并且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协调发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总结实行《鞍钢宪法》，使我国经济有了社会主义的管理大法;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以大跃进的策略方式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注意研究外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挫折和教训，清醒认识，引以为戒，等等。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同时也结合中国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国民经济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摆在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前，经济决策和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同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他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有正确的理论，又有错误的见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薄弱和不足，自然会在政治工作和经济实践中反映出来。这必然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研究写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主持起草的一系列指示文件，以及《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等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纲，即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且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分析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始终影响和规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始终影响和促进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所以，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对象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由此决定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务实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典哲学朴素的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出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就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和重视，亲自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和综合的研究。他强调指出：“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于是，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给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先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不仅在建党前夕、延安时期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写下大量的研读笔记，而且在1958～1960年期间带领秘书组带头读书，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而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这许多科学见解凝聚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谈话，以及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的批注和谈话之中。这诸多批注和谈话，既系统又综合而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容，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非常珍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遗产。特别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和历史逻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很强的历史价值以及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且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理论，同时也指出了斯大林著作和这本教科书的不足，“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家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国防工业的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经过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社会主义建设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等等。这些理论见解，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积极扬弃斯大林经济理论而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尽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原则错误，但毕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毕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等，经济理论成就是主要的，有一定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成熟而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本国的经济实践加以创新和丰富，使之成为全面系统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华文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从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完全彻底为人民谋利益、讲求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先世界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沿性特征中体现出来：

　　第一、战略全局性。一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思考、认识、谋划和部署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二是在全国一盘棋、世界一盘棋中，思考、认识、谋划和部署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三是不仅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辩证关系中，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辩证关系中，思考、认识、谋划和部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四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的范围里，思考、认识、谋划和部署经济建设问题，绝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经济不见政治、劳动者和阶级关系，只见经济利益，不管是官僚特权阶层的、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的私人利益，还是最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二、策略大运作。一是注重国家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大资本到大资金运作;二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大工业运作;三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到集体化道路，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农业运作;四是集中全国之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利用国内、国际一切可利用的科学技术积极因素，来搞我国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大科技运作。

　　第三、握紧大抓手。那就是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创新创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始终锤炼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自律、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实在而强大的政治经济创造能力。

　　第四、坚持大思路。这就是眼观全球，旨在长远，高瞻远瞩，脚踏实地，赶超西方先进，敢走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尽可能利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营造新起点、大跃进、跨越式发展，决不思想僵化地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地爬行。

　　第五、开拓大基础。不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即自然原则、均衡原则、储备原则、计划原则、社保原则、损补原则和发展原则，而且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经济理论，发展国民经济从基础建设抓起。一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合作化，建立公有制，迅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遵循自然规律，夯实农业基础。根据农民的生产经验，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并提出以农补工、以工促农，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坚持计划经济，搞好综合平衡，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协调、稳定、健康、有效地发展;四是重视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效益，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五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六是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文化革命，变革旧的意识形态，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以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七是注重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影响，重视与私有制观念的决裂、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防止新中国走回头路，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前二十几年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奋斗，不仅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为实现中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基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对于我们继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向实现共产主义持续迈进，乃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指导和启迪意义，仅举几个重要实例就足以证明：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当今世界正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涌动和冲击，例如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又利用全世界的文化积淀和聪明才智，发起了现代新科学技术革命，进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迅猛发展，进入高科技时代，体现了当代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智慧和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开拓造就了新的市场，使人类的生产生活又上一个新台阶。从九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一场当代新技术革命，促进了激光技术、量子技术、超算技术、纳米技术、网络技术、克隆技术和基因图谱技术等的发展，使世界似乎成为人类任意设计和塑造活动的材料。新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必将把人类的文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他战略家和革命家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不仅提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大跃进和技术革命的重要理论和战略决策，而且还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对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早地提出了自主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主张，很坚定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跃进”的战略战术何其正确，何其成功，建国后二十多年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建立了独立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其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新社会就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利益理论，而且他还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就是说，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目前和长远的利益，不仅是凝聚和团结亿万人民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和强大动力，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的根本体现。正是由此出发，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都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的利益都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力争均衡而持久地发展。

　　第三、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对领导人员来说，“绝不能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管理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区别，体现非常重要的改革。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马宾同志主持起草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和改革，强调劳动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和监督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第四、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和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探讨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得出明确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针对社会上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混淆是非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作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既要利用和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第五、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进而合作化实现集体所有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目的，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封锁和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既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又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在全党面前突出起来，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以国营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现农业合作化、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结合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和军事科学等方面已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更加如此。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理论等等，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探索和杰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经济实际相结合，并发展了的极其宝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容、新境界、新高度、新发展水平。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有中华文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已引起全世界包括西方的广泛关注、学习和研究。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人民写的。中国人民永远牢记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正如中国学者秋石客在《毛主席是世界最前卫的经济学家》中写道：“讲演完了，回答了一个学生提问，他说有人说中国一流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你怎么看?我说，按我的标准一个也没有，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就是斯密、凯恩斯、哈耶克等的二流学生，谈何一流?中国超一流的倒是有一位，那就是毛泽东。”又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研究提出的事关开创新世界重要理论和伟大实践的领袖人物关系的等式：毛泽东=秦始皇+孔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一简明等式也说明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而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中国传统古典文明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总结、继承、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是世界超级政治经济学大师。又如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就对毛泽东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就有过一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惊人的成就。”中国学者萧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西方“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正确认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及其贡献，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有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学习、借鉴和发扬。

 

　　(作者系高级经济师，退休老干部，曾首任甘肃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和兰州财经大学兼职副教授等职，是《甘肃财政通史》、《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财政史》、《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辑要》等书的主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