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岷丨萨米尔‧阿明：毛泽东主义的贡献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著 胡思民 译

　　原载《批判与再造》杂志

　　本文发表于香港从2006年6月9日至10日由China Study Group, Monthly Review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同赞助举办的《40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会议。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造成两极分化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和当时欧洲主流思想有着共同的历史直线发展观，那就是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得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希望发展社会主义，而因为资本主义的种子是由殖民主义播散到世界各地的，故欧洲殖民主义就历史的发展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认识到某些地区(支配中心)的“发展”和其它地区(被支配地区)的“欠发展”是一个硬币不可分离的两面，都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必然结果。

　　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两极分化对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都有重大的影响，这个重要的事实对任何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构想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其发展得益于它们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是中心国家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尤其是中产阶级，可能倾向社会殖民主义的根源。同时这个两极分化使边缘地区成为自然和永久地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风暴地带”(借用一个中文表述)。当然，反抗并不等同于革命，只是后者的可能性。同时，在资本主义中心也不乏反抗资本主义模式的因素，1968年的运动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某个时期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斗争策略，无法派上用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转向全球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必须明白确定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斗争和边缘国家的斗争之间的关系。

　　中俄两国革命的比较

　　起初列宁并不很赞同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并且还在离资本主义中心区比较远的俄罗斯这一个脆弱环节领导革命成功，但总认为继俄国革命之后欧洲将会爆发一连串的社会主义革命。期待落空后，列宁转而认为东方殖民地的反帝运动转化为革命更加重要。但这一新的观点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才得以形成有系统的理论。

　　领导发动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是扎根于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党组织。随后与原由社会主义革命党代表的农民士兵很自然地联合起来。俄罗斯农民久有自拥土地的心愿，革命后的彻底土地改革，终于圆了他们的梦想。但这个历史性的妥协内在也带有限制自身的种子，「市场」按其本性注定总会在农民内部日益产生分化(即广为人知的富农化现象)。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至少从１９３０年代起）就从其它的基础确保与贫农和中农的坚强联合。同时，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让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在大小资产阶级中广泛吸收对国民党的软弱和背叛感到失望的人士。中国革命由此呈现了与俄国革命后的不同局面。激进的农民革命压抑了土地私有的观念，并保证凡是农民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力。到今天为止，这个关键的革命优势(全世界只有越南同样取得了这份革命成果)构成了阻止为祸深重的农业资本主义扩张的重大屏障。目前中国的争论大都集中在这个问题。请读者参考我的《面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2005年出版于巴黎)有关中国的那一章和我一篇题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验〉(Alternatives Sud, vol VIII, N· 1, 2001)的文章。但是从其它方面来看，众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入党以后必定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有利于支持那些毛泽东称为走Z派的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卓越成就

　　革命后的中国政权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成就卓越(国家的工业化和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彻底变革，等等)。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解决了农民问题，亦即中央帝国在两个关键世纪悲惨衰落的核心问题(1750-1950)。

　　请参考我写的《毛泽东主义的道路》(L'avenir du mao?sme，1981) 第57页。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这些成就，却避免了苏联犯下的一些惨痛的错误：农业集体化没有像斯大林主义那样用凶残的暴力强制，中共并没有因为党内反对派的出现而实行恐怖统治(邓小平只被解职靠边站了，后来又复出掌权)。毛时代的中国坚决执行在工农之间，在工人内部以及农民内部，以及在工农与统治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方面无与伦比的相对平等，并且通过选择与苏联相反的发展策略将之形成制度 (这些发展策略形成于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里)〔编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发表于1956年4月25日，不是1960年代初期〕;正是这些成就构成了1980年以来后毛时代的中国发展有成的原因。与印度相较，就因印度没经历过革命的洗礼，这项因素不仅对解释两国从1950至1980年之间的不同发展轨道，也对解释将来构成两国歧异的可能前景的特点，具有最关紧要的意义。这些成绩也说明了为什么后毛时代的中国把发展付诸向新一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能免于遭逢像苏联崩溃后的毁灭性震荡。

　　但是同样地，毛主义的成就也没能“确定无疑地”(即无可逆转地)解决中国长远的前景会否朝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第一是因为1950至1980年之间的发展战略已耗尽了潜力。开放，即使是有管制的开放，已不得不然(参看《毛泽东主义的道路》，59-60页)，如随后所显现的，开放必然会有加强朝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风险。其二是中国的毛主义制度包含了两个矛盾的倾向，那就是既强化又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原因有两个，作者说了外因。另一个是内因，可以简单称为历史的惯性。所以，一次革命往往是悲剧性的。）

　　毛泽东意识到矛盾所在，力图以发动文化革命(1966-1974)来强化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他鼓动人们“炮打司令部[党中央]”，而中央就是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当权派的所在地。毛以为他能依靠青年来协助他纠正路线(这也部分鼓舞了1968年发生于欧洲的青年造反运动――　请参看哥达德(Godard)一部叫《中国人》的电影]。可是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文化革命结束，走Z派就士气大振乘机反攻倒算了。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中国漫长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目前当道的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当然尚未决出最后的胜负。就像世界其它地区一样，持续扩展资本主义与不懈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构成我们当代真正的文明冲突。在此斗争中，中国人民从文革和毛泽东主义继承了一些重要的遗产。这些遗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作用，有力地表现在像农民维护农地的国有财产和确保人人有权使用农地上。

　　毛泽东主义的贡献在于以极具关键意义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弄清了在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的重大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带来的挑战。“确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具有帝国主义和造成两极分化的本性，中心/边缘的对比是其不可分割的一环，毛泽东主义使我们可以把中心/边缘的对比放置在我们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挑战的分析的中心，并从中学习我们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斗争所需要的所有教训。这些结论已概括在一句“中国风格”的名言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指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不充当外国势力走狗、买办的统治阶级，都想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扩展他们能机动伸展的余地，并从注定要屈服于支配的帝国主义国家片面安排的被动客体，提升为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主动主体。民族是指历史上有进步倾向的阶级以及阶层集团，他们要解放就是指“发展”和“现代化”。人民是指被压迫和剥削的各人民阶级，他们要社会主义。这一表述能让人们洞悉错综复杂的真实世界，从而能够制订出有效的行动策略。毛泽东主义立足于全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个长远─非常长远─过程的观点。因此，这种历史观与第三国际“短暂过渡”的观念彻底决裂。（完）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抗拒 的历史潮流”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抗拒 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 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 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 迫民族争取自由、解决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 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 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 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 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 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 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 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 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 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 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 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 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求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 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 决权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