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时，何随著《谭言》十篇，专论道德仁义。尝有屠者牵猪从何随家门口经过，猪索断，失之。屠者强认何随家养的猪，何随便牵来送给他。何随家有片竹园，有人潜入盗笋，惟恐惊了偷盗者，他避身竹林。不料，竟伤了脚，最后拿着鞋一瘸一拐地回来。

　　“吾以是谓之会说也，以其太说得好，实难到也。”对于何随这类人，明代李贽称其为“会说者”：但要说得好，不管行得行不得;既行不得，则谓之巧言亦可。从李贽给出的定义看，“会说”是一个贬义词，徒求好听、言行脱节。

　　现实中，会说的确吃香。言者伶牙俐齿、妙语连连，闻者如沐春风、正中下怀，此种表达很是吃得开。捧人捧得很到位，骂人骂得颇含蓄，自夸夸得像自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技巧更是水平。天花乱坠之时，“你满意，我得意”“你内心舒畅，我办事顺畅”。有人凭借此邀宠得势，有人虽羡慕却总学不来，当然也有人骨子里就不愿为。

　　清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录了一段对话。嘉庆皇帝问四川总督勒保：“尔等为督抚，僚属中何等人最便宜?”勒保对曰：“能说话者。”嘉庆皇帝说：“然。工于应对，则能者益见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虽事后觉察，而当前已为所蒙矣。况政事不藉敷奏不能畅达，往往有极好之事，为拙于词令者说坏。”这里将“工于应对”与“拙于词令”的两种人放在一处对比，论理更显透彻。

　　“居官以能说话得便宜”，陈其元有过切身体会。同治丁卯，他主政南汇县时，曾处理过“掩埋暴露”事。历时3个月，南汇县共劝葬或代葬4万余棺，然尚有1万余具或因子孙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尽葬，须待来年再办，陈其元据实上报。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余棺，却以境内悉数葬尽具报。结果，陈其元以“尚有一万余棺未葬”被申饬，另一县则因“办理认真”被记以大功。在上级面前虽然吃了亏，但陈其元并不后悔，他依然坚信“公事不可作欺饰之语”。

　　巧言令色，鲜矣仁。检阅历史，巧舌如簧的佞人并不少见。桓玄篡位登基时御床下陷，这是极为不祥的凶兆，殷仲文却说：“陛下圣德深厚，大地也承载不了。”桓玄兵败势去后，这位让主上转怒为喜并大获封赏的人，却很快逃之夭夭。唐玄宗曾问安禄山：“腹中有何物，为何那么大?”安回答：“没有别的，只有赤诚之心。”可后来起兵攻潼关、逼长安，使大唐王朝急转直下的正是此人。

　　殷仲文和安禄山，他们的能说会道或是权力的“敲门砖”，或是祸心的“伪装服”，背后深藏着私心和欲望。对这些“会说者”缺乏警醒，很有可能使自己成为胀破的气球，甚至使苦心经营的事业走向危亡边缘。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会说者”的心态与得意，钱钟书描写得惟妙惟肖。《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魔鬼说：“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世间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可实际上呢，鬼话连篇掩饰“残疾”的魔鬼，是做灵魂生意的。

　　古人说：“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毋庸讳言，能言说、善表达是一种必要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实学实行实说。无论立身处世还是察人观物，都应如此。只有具备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自觉，拥有了“谄谀我者，吾贼也”的清醒，踏实做人、务实干事，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干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