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工人的业余生活之一——学哲学

　　近期，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的一篇报道引发关注，报道中介绍一位化名陈直的农民工利用工余时间翻译海德格尔的著作，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休息时间比较少，请假次数多了之后工资无法糊口，还有亲人的不理解，最后翻译出来的著作也无法出版。文章的作者说，在大多数时代，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这本书没有出版，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

　　那么，哲学真的是是无用之物吗？工人阶级是不是与哲学著作注定无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给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认识工具，是无用之大用，作为人类近代史创造者的工人阶级更是与哲学变革密不可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语）正像谷雨的这篇文章的标题说的那样，工人思考哲学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人类历史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是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他出生于布兰肯堡的一个制革匠家庭。中学二年级后便辍学在家劳动和自学。1848年革命期间，他热情地宣传革命。曾侨居美国、俄国。1869年初回到德国，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并坚持钻研哲学。他在L.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成长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

　　狄慈根独立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反对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捍卫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赞扬。

　　工人是不是天然不愿意或者不能读读大部头著作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克思就曾经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根据唯物史观，文化艺术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音乐、舞蹈、文艺作品都是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并且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只不过文化作品最终由脱产的知识分子总结提炼出来，最后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冠名权，而精神作品真正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却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事实上被剥夺了接受文化的权利，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在7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厂里涌现出了许多工人理论小组，工人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查孔夫子旧书网上，就有非常多的工人理论小组撰写的理论读物。

　　城市地标中的一座座工人文化宫、工人疗养院、工厂图书室，宣示着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福利保障以及给他们带来的文化权利。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翻看那个年代的报纸，会看见大量工人撰写的群众来信和理论文章，显示着那个年代工人的理论水平。

　　但是，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70年代末开始，工人在经济上的雇佣劳动化，必然带来文化权利和理论思考能力的退化，工人阶级本来应该有的理论感被剥夺了。工人的权利只与工资奖金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的形象只与能干和奉献联系在一起，农民工更是好像不应该看哲学书和进行理论思考，就应该是一个满身油污的打工者。过长的劳动时间也使得他们无暇看书，报纸杂志上已经见不到工人作者的身影，理论思考又重新成为劳心者的专利，冗长的八股文章充斥在各种出版物上，又反过来排斥着工人读者。笔者认识一位普通工友就曾长期订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但最后他被迫停止订阅，因为他说根本看不懂了，这些文章也无法解释现实。

　　意识形态的管理者们为什么要让工人厌恶本来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呢？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害怕群众接触真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不禁让人想起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愚民政策，周天勇教授不知道是马列传人还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呢？

　　陈直的人生经历，江西农村长大，从小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大学厌学，后来退学长期打工，他认为，“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不太想了，因为都习惯了。”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身就是20世纪初革命风起云涌下落后的知识分子颓废、苦闷、精神上无法找到出路的产物，这种理论当然更无法指引工人阶级寻找解放道路，而“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具有的理论感，他说“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同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应该成为中国光荣的马列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也只有没有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和批判力，对社会进行真正的改造。

　　如果再多说一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摆脱对读书和理论研究无意义感的困境，同样必须抛弃海德格尔式的研究，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