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博文精选 > 正文

西湖大学与武训办学,后面有个巨大到不可改变的东西

作者:猫蛋  更新时间:2018-04-15 11:33:55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1.jpg

  1、武训批判是批什么

 

  建国初期,1951年,电影《武训传》,在上海点映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热情肯定,1951年2月在北京放映前,导演孙瑜请来了周恩来审片,前来观看的还有朱德、胡乔木等领导人,朱德当场给予了恳切赞扬,周恩来也只对其中一个武七(即武训)被打的镜头太长提出了一点意见,基本对片子给予了肯定。

 

  有了当时几个主要党和国家级的领导人肯定后,武训传正式上映,上映后片子反响强烈,一时好评如潮。

 

  毛泽东当时没有参加2月的审片观影,后来毛泽东单独调来了《武训传》影片,和江青等身边的几个主要工作人员单独进行了观看,毛泽东边看边密集地抽烟,看完,他沉默了,没有说话,只示意工作人员:“再放一遍”。

 

  要知道,《武训传》这部片子时长3个多小时,我为了看了解这部片子,把孩子哄睡后看到接近凌晨两点才看完,而主席当天连续看了两遍,6个多小时啊。

 

  为什么主席要一连看两遍片子,他从片子当中看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1951年5月20日,在一片对《武训传》的赞扬声中,平地一声霹雷,人民日报刊发了名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文章原由胡乔木草拟,但毛泽东看后完全不满意,隧亲自动笔撰写。

 

  为了一部电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并且由最高领袖毛泽东亲笔撰写,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随后全国历时一年半,全国主要报刊共刊登了800多篇批评《武训传》文章,要知道对臭名昭著的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主要报刊也仅刊登了批评文章66篇,这是前所未有的,估计今后也不会再有。

 

  社论对武训传进行了严厉批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篇社论节选部分: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武训一个乞丐,别无所求,要饭的钱自己不舍得花,最后办了学校供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进行大力批判呢?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啊?

 

  要知道,过去的所有政权,不管是晚清政府,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汪精卫可都是把武训捧上天去,称为“武圣人”,是山东自孔子之后唯一被官方戴上“圣人”头衔的光辉人物,毛泽东的批评所谓何来呢?

 

  按照这篇社论的批判,结合电影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的批判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1、武训的行为是一种改良主义,在穷人的孩子普遍读不上书的情况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去修补那个已经天大的窟窿,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是徒劳的。武训死后,义学被私人侵占,就说明这样的改良是多么的不靠谱。

 

  如果这样的改良主义是圣人,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和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是什么?岂不是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团结的罪人?

 

  2、武训的行为是一种投降主义,张举人侵吞自己三年的工资他不反抗,反而下跪苦苦哀求;为救武训,周大身陷囹圄,他不反抗;自己的爱人小桃被张举人卖于流氓为妻,他不反抗;

 

  当周大要带他去参加义和团的时候,他说:杀人,这人也杀不光啊。把革命简单的理解成杀人,而他自己却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麻木地去扮小丑、到处磕头以求得几个铜板,最后和压迫他的绅士群体一起去办起了义学。

 

  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麻木的投降主义,所以当有人把武训的行为捧为圣人,把武训的行为拔高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时候,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忍无可忍了,拔出了文笔之剑,斩像了这种伪装成“圣人”的投降主义。

 

  另外,实际上武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毛泽东的社论发表以后,由人民日报社袁水拍带队,水工青(化名李进)等十一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当地调研半个月,后来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多达45000多字,1951年7月23日到28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调查把武训真实的情况展现在人民面前,调查结果把武训定义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

 

  这个调查结论是否过激可以讨论,但当时武训三十年讨饭积累了230亩土地和4000吊钱却是非常确实的,而当时像武训这样年轻力壮的长工一年的工钱只有6吊钱,而通过三十年讨饭就能积累230亩土地和4000吊钱是违反常识的,相当于一个讨饭的一年可以积累大约8亩土地和130多吊钱,什么概念,一个乞丐讨饭能一年讨出8亩地和20多个长工的工钱,这可能吗。

 

  所以,至少,武训是通过放高利贷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这一点在电影里也有涉及,至于他和女人的那点事,与之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再回过头来,仅仅是一个这样的武训就值得一国领袖的毛泽东来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吗?

 

 

  这也显然并不是这次批判的全部,在这样的运动式批判背后应该还有另外更触及根本的东西,打倒这个庞然大物才是毛泽东发动这次批判的真实目标。

 

 

  2、教育的责任主体

 

  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有系统教育,当时的学校称为“成均”,意思是学习五帝之学的地方,也即大学,成均是公办的学校,那时候的小学大约属于口耳相传的家庭教育,教到一定程度再由成均择优录取读大学。

 

  到夏称为校,商朝称庠(xiáng),周朝称序,这些都是官学,真正的私学兴起那是从孔子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涌现的原因,私学太盛,官学不存,实际上周王朝已经对教育失去掌控权,这也是周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朝吸取历史教训,禁止私学,全部改为官学,历史给秦朝开了个玩笑,秦朝速亡。

 

  后面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孔子类的名师私塾+官学教育,但私塾往往仅提供基础教育的蒙学,国家始终对大学享有独占办学权利,加上隋唐之后日渐发达的科举选拔方式,对人才的选拔这个教育的终极同道始终紧抓在国家手中。

 

  唐宋之后,书院这种民间办学方式崛起,书院由商贾士绅出资,名儒出任山长,书院已经不是传统的蒙学教育,他更接近于大学,宋朝为了控制书院,规定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官办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出任书院山长。

 

  元代对书院严加控制,禁止书院结党议政。

 

 

  明朝朱元璋时期,更进一步,把元代所有书院都改成官学,但到了嘉靖末年,内阁首辅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西元1579年),张居正掌权,为统一教育理念,下令关闭所有书院,但其死后,书院复又兴起;天启五年(西元1625年)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引发著名的“东林书院事件”;崇祯皇帝即位后,又支持书院兴办,这是历史上书院的鼎盛时期,全国书院达2000所,其中新办的就有1699所。明朝书院教育诞生了东林党这个大怪兽,明朝的灭亡跟这个怪兽与崇祯大兴民间书院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朝初年,明朝所有书院被收为官有,顺治9年(西元1652年)命令禁止私创书院,但乾隆年间,书院复又兴起,直到光绪27年(西元1901年),书院全部改为学堂,书院才退出历史舞台。

 

  从秦朝开始,官学与私学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王朝初立,域内一统,在集权的基础上都会限制私学,到了王朝中后期,由于官僚、士绅、地主势力的崛起,私学也随即兴起,再往后王朝就日渐衰落,最后走向历史的尽头。

 

  回头我们看武训办学的本质,武训算是一个发起人,后面有士绅阶层的支持,晚清名儒出任教授,后面官方也予以支持和表彰,他的本质是私学的一种,,仍然是官僚+商人+士绅+名儒的结合体,多了一个武训,他和历史上的私学也并没有什么不同,里面读书的穷孩子还是少数,即使不要学费,穷人的孩子仍然读不起书,因为读书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劳动力,这是穷人家负担不起的损失。

 

  根据调查,武训义学里读书的孩子多数还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士绅、商人子弟,加上学生是跟着名儒老师走的,所以这个学校里的穷孩子仍然只是小数,义学的本质是私学,私学解决不了教育的根本问题。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一眼就洞穿武训办学的本质,连封建王朝初立都知道限制私学,难道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的共产党还要提倡私学?教育的权力还要掌握在私人手中?

 

 

  这是毛泽东万万不能妥协的,这也是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的本义,他不是要针对一个已经死去的老头,他要打倒的是私人办学这个历史庞然大物。

 

  教育,国家之本,国之百年大计,族之千年大计,如此重要的,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岂能假手私人?历史的教训血淋淋的,就在不远处看着你,明朝书院大兴,崇祯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忏悔之目就在那,我相信,毛泽东看两遍《武训传》,看到的是这些。

 

  而建国初期的中国教育更是一个乱字了得,不仅有民间官僚士绅商人兴办的封建学校,还有外国资本控制兴建的资产阶级理念学校,还有外国宗教势力兴建的教会学校,这样乱糟糟的教育机构怎么成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在这个毛泽东正在犯愁的当间,电影《武训传》来了,于是毛泽东借力发力,隔山打牛,借着批判《武训传》让人们对封建私学有了一个认识上的根本转变,为此后的把私学收归国家打好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2月20日)和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1951年7月23日)后不久,在全国掀起批判武训办学的同时,1951年11月,由美国提供资本运行的燕京大学被认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志”,撤销,所有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几个月后,被有关人士称为接手和撤销条件不成熟的,由罗马教廷出资建立和运行的辅仁大学也被撤销,院系大部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2年,官方对私立学校的态度起到了根本性变化,8月20日,根据中央精神,教育部提出从即日开始,到1954年结束,全部接手全国所有私立学校,改为公办。

 

  自此,对私立学校的接收完美收官。顺带着,全国所有的私营电影公司也被消失了。

 

  很多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批判武训,太上纲上线了,或许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包括有些毛泽东当年身边的人。

 

 

  3、武训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后,对武训的平反工作被提上日程,先是山东武训老家的曲阜师范大学学刊《齐鲁学刊》在1980年刊登《希望给武训平反》,接下来,该刊又连续刊发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论》,立场鲜明地要求为电影《武训传》及武训本人恢复名誉。

 

  1983年7月27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全国普教会议上,万里说:“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随后,社会各界对武训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改变。

 

  真正的改变来自于胡乔木的表态,胡乔木就于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称: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1951年)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此后,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出现一次不大不小的宣传武训的热潮,包括《人民日报》还曾摘要转载北京《群言》杂志刊发的《<武训传>批判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刘季平)。

 

  1989年,山东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开始修复武训墓,武训的故居于1993年重建,1999年,冠县人民政府认定武训故居为第一批县级文物;2012年,《武训传》解禁,在北京小人群公映,网上也可看到。——武训又重新回来了。

 

  随着武训的平反与回归,私学也回来了,自80年代初期第一所民办大学成立以来,截止到2018年3月,全国已经有民办大学456所,中外合作办学11所。

 

  这些民办大学其实多数为职业学院,基本是本科、专科教育,其实提供的是社会分工所需的职业教育,有些可以算是对公办学校的有益补充,其级别,大概连古代的书院都够不上。

 

  真正牛叉的大学是湖畔大学和西湖大学,这两所大学的目标都是国际一流,湖畔大学只招收有一定层次的商业精英,西湖大学从博士起步,走的也是小而精的路线,选拨的都是顶尖人才,号称“拔尖计划”。

 

  如果说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家的太学和国子监,那湖畔大学就是商业界的太学,西湖大学就是科学界的国子监(当然现在还有很大距离),至少那也是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级别的教育机构。

 

  湖畔大学的发起人是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马云出任山长;

 

 

  西湖大学是由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教授等科学家发起筹建,出资人有马化腾、王健林等。

 

  看这两家大学的办学模式其实和古代的书院有些类似,书院的模式就是商人+士绅+名儒+官僚支持,只是现在换成里企业家+名教授+官方支持。

 

  今后,大约还有更多的类似的大学会冒出来,因为对于教育的重视,对教育权的渴望,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精英阶层比普通人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关乎着长久利润。

 

  后话

 

  历史的教训很难被吸取,因为影响一个国家走向的永远是官、商、士绅阶层这么几个方面的力量,每一股力量都有把手伸向教育的欲望,短则可以补充加强自身的队伍,扩大阶层影响力,长则可以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对长久的政策形成阶梯型的控制。

 

  教育的开放在以前强君时代意味着自信,在弱君时代则意味着愚蠢,没有强力的压制,教育只能沦为势力的统治工具,所有教育机构教育出来的人,必然会符合或者暗合操控者的思想,这是不可逆的。

 

  这种思想聚集的力量在和平稳定时期会成为建设力量,在凝聚力不强的弱君权时代,立刻就变成破坏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逆的,只要有不同质的力量存在,就会发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力量对抗媾和,体现出来就会有集权盛世与分权的乱世。

 

  有力量的东西,锁在笼子里是鸟,逃出笼子就是鹰,放在谷底是柔猫,跳上来就是猛虎,防止这些力量作祟,成为国家和人民时刻需要关注的大事。

 

  世界正在变化,很可能我们不希望、不喜欢这样的变化,但他却在确确实实的发生着,并且似乎势不可挡,这正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力量的纠缠于博弈。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批判《武训传》67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