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夫人的《重生三部曲》是非凡的文学杰作，具备一切达成这一标准的优秀品质。它也远不止是写战争创伤的战争小说和写心理诊疗的心理小说。“现代史诗”这顶桂冠如今固然已遭滥用，戴在它头上却理所应当。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它制造惊奇的能力。它执意而且乐于打破文体(通过互文)、阶级(通过一个成为“临时绅士”的工人阶级子弟)和性(通过大量的交媾场面)的界限或禁忌，显露出勃勃的雄心和圆熟的技艺。

　　故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诗人和战斗英雄萨松在公开发表反战宣言后，被送入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部队医院，接受人类学家出身的精神病名医瑞弗斯的治疗。他在这里见到众多罹患弹阵症(《不列颠百科全书》已将“弹阵症”重命名为“战斗疲劳症”，更为人所知也更宽泛的概念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友，其中有晚辈诗人欧文和一位出身低微、拼命打拼才升至军官阶层的普莱尔少尉。萨松幻视，欧文口吃，普莱尔失语。其他人或失忆，或失明，或失聪，或失禁，或呕吐，或自残，或行为乖张。每个人都有挥之不去的噩梦。

　　瑞弗斯形同慈父。他发现，病人从小受环境熏陶，将压抑情绪视为男性气概的本质，认为男人如果情绪崩溃或哭泣，或者坦承恐惧，就是娘娘腔，是弱者，是败将，而不是男子汉。与崇尚强力电击的同行相比，他毫无帝国军医的阳刚之气，又深受弗洛伊德影响，将话疗术付诸实践。

　　于是对话连着对话，一场接一场，驱动故事缓慢前行。战争若远若近，恐惧若暗若明，其间点缀着各种形容腐尸、残肢、血雨、焦骨、体液、呕吐物、排泄物和夜半尖叫的词汇。人人受煎熬，苦于理智与情感、良心与职责、记忆与现实的来回撕扯。没有飞越疯人院那样的戏剧性情节，前面几百页的钝刀子割肉，反复激荡的只是内心的波澜，如一座座压抑的记忆火山。然后呢？或可借用鲁迅的诗句(尽管语境殊异)：“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萨松、欧文和瑞弗斯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另外几位患者出自瑞弗斯的病例报告，只是更易了姓名，但普莱尔这个人物多半是作者的创造。普莱尔在三部曲的后两部《门中眼》和《幽灵路》里晋升为一号主角，也为作者多少卸去一点史实的束缚，打开自由发挥的空间。

　　萨松重回前线，故事从封闭的医院移至首都伦敦，底层人民接次登场，语言变得生动鲜活，节奏加快了，情节也明显更为曲折。“临时绅士”普莱尔调入军需部情报处，搞反特工作，调查在押女犯贝蒂·罗珀。她偏巧是他童年时代情同母子的恩人，长期容留反战分子，向爱尔兰秘密运送逃兵，并卷入用南美箭毒行刺首相劳合·乔治的离奇密谋。

　　在瑞弗斯医生眼里，是政府和国会里的一些人为了达成自己的欲望，把一批批的年轻人送上战场。战争宣传激发了爱国热情，继而导致对和平主义者、良心反战者、罢工者和少数群体的集体迫害。战争部尤其相信同性恋是德国腐蚀英国先进文化、破坏不列颠社会基础的阴谋，因此大造舆论，罗织“阴蒂崇拜会”等莫须有的罪名，炮制首批四万五千人的同性恋名单。在前线将士中间，标准而与浪漫无染的同志之情得到高度推崇，反之则被大加挞伐。战友是最可爱的人，基友则统统该死。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真要同志怀春，便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普莱尔却来者不拒。他性欲亢进，甘冒种种风险——无论是不保险的保险套，还是群众的举报——利用各种机会奋力性交，对象从街头流莺到伤残军官，从军火女工到法国少年。但在意外发现出卖童年好友的真凶之后，他重返前线。11月初，战争即将结束，欧文在他眼前中弹死去，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冲锋。

　　凯旋在子夜是集体主义的神话。传统的战争文学用抽象的、丰碑式的社会记忆，代替具体的、创伤性的经验。鸡血战争文艺作品更是充斥着对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过度渲染。但从个人层面上讲，巴克告诉我们，战争没有胜利者。萨松说：“我觉得自己从百年后的将来回顾。我好像看见我们的幽灵。”

　　台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过滤或弱化了原文的色彩，同时带来了对话中可以感知的另一种汉语口音。除此之外，我对这译本没有更多的抱怨。就准确性而言，它当在如今绝大部分同类中译本的水准之上。

　　被称作“倭寇”的日本海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日本近世史专家藤田达生从海洋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认为，战国时代的落幕标志着日本历史上以丰臣秀吉等人为代表的陆地逻辑战胜了以河野氏、毛利氏等海盗大名为代表的海洋逻辑，直到两个世纪后日本重新踏上海洋国之路。

　　1971 年，当伦敦的四位大学生最终走到一起，流行音乐史上最华丽高贵的乐队就此诞生。英国著名文化记者马克·布莱克通过近百次独家采访，第一次完整讲述了这支不断创造历史奇迹的乐队背后的故事，展示了其成长为世界巨星的全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新作。面临内忧与外患的晚明王朝急于求治，却困于大臣间不断的党争和倾轧。作者站在全球史的高度，在遍阅晚明史料的基础上，由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出晚明大历史，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

　　作者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五岁时与家人从古巴移居美国纽约。离开故乡，才识乡愁。她的多重身份，像一把解密之匙，引领读者从移民和女性的视角探究古巴犹太世界的历史变迁以及与西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