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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近代国耻风向标

作者:陈俊杰  更新时间:2020-06-30 10:14:06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6500人左右,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始称“淮军”。太平军打到安徽前后,李鸿章曾与吕贤基一起办过团练,但治军不成,逃名远播。后投奔在江西的曾国藩,做幕僚四年,遭到湖南籍将领的排挤,决心建军立业,而后淮军的主要将领多来自李鸿章早年办的团练队伍。1862年4月5日-5月29日,十三营淮军分七批耗官绅18万两租用麦李洋行轮船运兵抵上海,又以外军的支援与上海海关税收购置洋枪洋炮扩编部队。至1864年,淮军先与英、法军与常胜军相配合,在上海附近对抗太平军,在苏、浙等地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1864年秋冬,淮军裁撤为一百零四营,五万余人。从1865年至1868年,作为清军主力,淮军在曾国藩、李鸿章的率领下先后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直隶(约今河北)等与捻军作战。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国家外交、军事与经济大权。淮军主要将领有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毓兰、吴毓芬、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程学启,等等。淮系军阀是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的武装政治集团,袁世凯、段祺瑞、冯玉祥等著名军阀先后发迹于该系列。

  淮军刚建立就被派往上海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这次镇压活动结束后,淮军人数扩张高达六万多人,随后淮军又被派往江苏与湘军配合对太平天国军又一次剿杀。淮军在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带领下补充武装力量,逐渐发展中的淮军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一军队。淮军除了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也比其他清朝军队更好的,同时淮军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近现代军队。相比较于其他的传统军队,淮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水师的军队,而且淮军的武装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淮军不仅仅拥有普通的陆军军队、水师军队,而且还有火炮队与洋枪队。由于李鸿章在成为曾国藩幕僚之前曾致力于团练,所以李鸿章为淮中挑选的大小将领,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团练队伍,这批将领后来成了我国民国时期的军阀。除了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淮军参加的大小战役也是很多的,比如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有在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政治、军事与外交的代表人物,在国内为国家的统一安定与对农民起义势力军事镇压、为国家的富强而主张改革,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科技,引进外来科技与先进军工民事。在国外李鸿章主张和谈,对列强绥靖,以换取中国在世界的稳定。清朝末期,李鸿章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然而他桎梏于封建帝国的思想,无法摆脱洋务改革的局限性,改革未能达到目的。李鸿章逐渐从洋务运动的强国转为富国,开始构建朝廷的国有民生企业,洋务运动带来的富裕最终只被少数满清贵族所有。洋务运动带来的新风却让近代中国拥有追赶列强的基石,一部分程度上解放了民众的思想,促进了未来革命的成功。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所创办的企业加快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汉阳兵工厂等则成为近代中国武装革命的重要力量。清政府在世界列强面前任人鱼肉,李鸿章作为外事交流的重臣,为保清朝的稳定,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的渗透因此不断增强。李鸿章临终前签订的《辛丑条约》让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国家陷入混乱。李鸿章于清政府而言是中兴名臣,于国家民众而言是卖国罪人,于历史时局而言是改革伟人。李鸿章才能卓越,而满清的腐败让他的施展空间大为限制。水浅船大,让人扼腕。李鸿章作为中国晚清时期外交第一人,多次代表清政府与其他国家谈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当时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败国的身份前往日本谈判商议《马关条约》的相关内容。在赴日本谈判时,李鸿章作为战败国代表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在谈判初期处于劣势,但李鸿章因为是军人出身,所以他有着一股子不服输不妥协的气节。谈判还未开始李鸿章就遭到了日本民众的袭击导致他面部受伤,李鸿章很好的把握了日本民众挑起事端的这件事,向日方提出条件要求减少赔银数目,日本方面由于担心中国民众发难,所以同意了李鸿章的这个要求。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李鸿章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坚持不妥协,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将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后来李鸿章回忆起这次谈判感慨道“和日本的谈判等于是城下之盟,你已败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好谈的,我去谈判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将国家的损失减到最小,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国家的银子能少一两是一两,土地能留一方是一方”。李鸿章虽然没有改变《马关条约》的实质,但他的这次谈判在晚清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李鸿章只是一名臣子,纵然再有抱负再擅长于谈判也改变不了清政府的命运,淮军的命运更是与满清帝国同步。

  历史记载李鸿章无用,被日本人打成缩头乌龟,还签了不平等条约,让国家领土遭到瓜分。但当时李鸿章也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曾打的日本人无话可说,这支军队就是淮军。这支军队在清朝时期不管装备还是战斗能力在世界排名上都是很强大的,就连当时日本人都承认这支军队很强大,为什么这样如此强的军队会消失?淮军成立之前,我国实际上是很落后的在十六世纪开始我国的武器在世界上就已很落后了。虽然当时江南制造局制造出的武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虽然当时大家都很想打造强力的武器,但那时是枪炮时代,而且在制作时也基本都是模仿西方落后的武器所制造的。当时清朝淮军完全是从西方购买来的武器所建立成的,还聘请了德国的教练来训练。其实说到最重点的就是武器装备的问题,清朝基本上所有的家产都用来打造淮军这部队了。为了这些武器,清朝政府投入了相当大的费用,使淮军在战场上是表现能力尤其突出。当时淮军的武器是后堂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武器了,不仅威力很大,而且攻击范围也很光,光是这样配置的淮军就打败了不少入侵者。淮军的训练方式采用的都是西方的训练方法,为了淮军更强大,李鸿章又请来了很多的军官帮助训练淮军。德国人都是比较严肃的,德国当时与我们中国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当时德国的教官训练我们中国士兵时也很用心。尽管武装到牙齿,淮军最后还是以败亡告终,何以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目睹僧格林沁因兵败而死无葬身之地,淮军将领意识到一旦兵力不保则下场可能还不如僧格林沁,毕竟僧格林沁与清朝王室之间还有血缘关系。英法联军一路逼向北京,如果僧格林沁连试都不试一试则不如直接投降,难道让他那些使用冷兵器的骑兵放弃机动性优势去守城吗?僧格林沁是负责任的,但这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胜败,当时双方没人能预测。相比之下,汉族大臣的曾国藩、李鸿章更有智慧。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曾带兵攻下太平军防守的武汉,一场冲锋就造成3000人的损失,气得曾国藩严令从此以后禁止冲锋,只准挖战壕,打呆仗,用炮火与子弹杀伤敌人。李鸿章于是比葫芦画瓢,淮军不冲不肉搏,他们全凭购买先进的武器,利用优势的火力杀伤敌人,力保部队不损失,因为这是他们在朝廷中赖以立身的根本。他们由此与朝廷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两者利益之间有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点。作为清朝王室,八旗军与绿营已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蒙古军也已被英法联军消灭,只有依靠淮军等汉族军队。但在政治上,清朝王室依然享有道德上的正统。他们希望给这些汉族大臣高官厚爵,让这些汉族大臣,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无条件的为清朝王室效忠,而对于这些汉族大臣来说,一方面要为清廷尽力,一方面又不能失去军队,如果失去了军队,就不再会被朝廷重用,所以他们的军队只能是被有条件的使用。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成了诸多的利益集团共同把持的对象,王室与汉族大臣是一种互相利用,又互相博弈的关系。所以,淮军的不冲锋、不肉搏的火力战模式是这场博弈的平衡点,汉族大臣为清廷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多也不能少。

  甲午战争以前,清廷面临的主、对手是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新疆的分裂势力,在武器装备,组织能力上与淮军都有代差,所以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利用这种奇怪的火力战足以战胜对手,帝国靠这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上一路所向披靡,国力也逐渐恢复,甚至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平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实力急速发展,其军队与李鸿章的淮军不存在代差。所以在朝鲜战场,清军,更准确的说是淮军,再用火力战去对付日本人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在装备水平方面比淮军略低,但也相差不大,在平壤城下,日本人发现与清军守将叶志超的部队对轰对射不分高低,而且弹药不如对方充足以后,为了夺取胜利,他们跳出了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这时叶志超突然懵了,对于装备相当的对手,火力战阻止不了对方,这时,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与对方展开白刃战?如果展开白刃战,必然会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打赢了,有利于清室,但兵死多了,不利于李鸿章李大人,而他这个官名义上是清朝的官,实际上是来自于李鸿章李大人的推荐,并不是来自于清朝王室。叶志超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不怕死,但他不能辜负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他要为李大人着想所以再三衡量之下,叶志超决定跑,他要保全部队,这是李大人的本钱,于是他带着部队,连跑了三天三夜跑回了鸭绿江,虽然损失了几千人,但大部分人他都带了回来。随后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每一个淮军将领,打火力战都行,但面对日军的白刃冲锋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拼命?愿不愿付出大量伤亡?而他们最终,都会做出与叶志超相同的选择。这让淮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因为双方互相炮击,对射时,淮军的将领都表现的英勇无比,面对纷飞的炮弹与枪林弹雨,表现得毫无畏惧。但只要日军一发动白刃冲锋,淮军的将领就像变了一个人,立刻让部队撤退,甚至丢盔卸甲,只要人员保齐就好。淮军是受过德国训练,有白刃战能力的,但往往是士兵想战,军官让撤,这让德国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淮军与清廷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的。对于淮军来说,打仗行,但拼命不行,部队损耗大了也不行,没命无法做官,损耗大了部队被裁,结果也不能做官。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城略地,缴获无数,但清军陆军却鲜有伤亡,除了提到平壤战役以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像样的陆上战役。随后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虽然海军败了,但陆军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果上下一心,是能挽回败局的,但李大人已不想战了,因为李大人这时已明白这个对手与以前的敌人不同,要打赢这场仗必须拼命,自己的北洋水师已赔进去了,剩下的淮军陆军必须保全,都拿来与日本人拼,这不在李大人与淮军集团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拼完了命,他们并不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甚至将失去一切,僧格林沁就是前车之鉴。想战的光绪帝没有能战的兵,能战的李大人与淮军却不想打了,他们要保存实力,这是他们自己安危的关键。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于是自然是李大人去与日本人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帝国重新恢复到利益的平衡。所以,甲午战争撕掉了清帝国最后的遮羞布,让它的弱点暴露无遗。表面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却由一个个各谋私利的集团组成,所以不管它的军事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一旦被打到痛点立刻就土崩瓦解。实际上这一点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在中国日渐强盛的今天,会不会有像清帝国晚期那样,只谋私利的利益集团把持着国家,全靠利益的平衡与互相输送勉强维持,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脆弱不堪,一旦外来的威胁打破这个平衡就会像纸糊的大象一样一点就穿。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所致,其本质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背后的国家制度之败,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则是人之败。

  淮军崛起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戊戍变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淮军支脉的延伸。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在选拔将弁方面,他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选拔的幕僚与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三是淮军旧将。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委以重任。姜桂题,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由他代理军务。张勋,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从1863年至1870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与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王怀庆、言敦源。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1895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1908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与袁世凯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取得高官厚禄,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垄断地位,逐渐形成封建军阀政治而连年混战。淮军的腐败无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任何新式现代化国防军队都不可能单独建立起来。

  大清王朝得以延续近三百年国祚,早年离不开八旗兵与绿营兵的匡扶,在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则显得愈发的力不从心,于是清廷新的军事依托力量湘军、淮军以及北洋新军应运而生。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编练“湘勇”,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为清廷立下殊勋的湘军,作为一支以宗族与土著为维系纽带,高薪俸禄为支撑的晚清军事力量,曾国藩及其麾下的湘军集团,也可视为近代史上军阀的鼻祖。淮军则是曾国藩得意门生李鸿章效仿湘军而编练的另一支劲旅,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另一方面也是曾国藩蓄意栽培,用以分担清廷对于湘军戒备的新势力。但随着太平军与捻军的相继被剿灭,湘军与淮军联手匡扶清廷步履蹒跚地走进昙花一现的同治中兴,湘军与淮军的弊病也与日俱增。在攻伐期间,湘军不时纵兵劫掠,鱼肉乡里,敛财吞赃后返乡置办产业。作为湘军大帅,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每克一城,必奏一凯战,还乡一次,大有“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之势。对于在战场上的巧取豪夺,湘军在庙堂之上更是根深蒂固。湘军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的各大军营,十余年的时间里保举了各级武官十余万人,遍布军中各阶,仅三品以上的武将就超过一万人,其中提督、总兵等实力派也以千百人计。功高震主的湘军让清廷坐如针毡,而且自恃劳苦功劳的湘军,军纪败坏,日益腐化,位极人臣的曾国藩也恰到时宜地请求裁撤湘军,同时在他的支持下,李鸿章积极编练淮军势力,扩充海陆力量,但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更宣告了淮军将步入湘军后尘,其中既有清廷卸磨杀驴的动机,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腐朽不堪,积重难返的朝野上下也已得出“湘淮旧军积弊不堪用”的结论。因为李鸿章庇护下的淮系集团逐渐崛起,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朝野对于淮军的指责更甚,认为此时的淮军已是骄悍疲惰,军机松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所以对于清廷来说,编练新军迫在眉睫。甲午战争后不久,晚清第一支新军应运而生,即为李鸿章麾下淮系官员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甲午战争中清朝惨败于蕞尔岛国,淮军在半岛战场上损失殆尽,作为淮军的掌舵人,李鸿章在战前深知此战必败,但庙堂之上的一再主战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在举国骂声中,为了弥补这位老臣,在北方编练新军的人选,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举荐,最初的人选即为李鸿章所赏识的按察使胡燏棻,开始奉命编练淮系新军,也就是北洋新军的前身定武军。胡燏棻一开始编练了三营的人马,采用西法练兵,步、马、炮以及辎重部队一应俱全,其后移驻袁世凯发迹的小站,而小站原为淮军周盛波部的驻地,剿捻之后在此地驻守了二十余年,但在甲午战争中本该开赴迎敌,却因继任主将卫汝贵临阵脱逃,全军溃散。胡燏棻移驻此处后将定武军扩编至十个营五千余人,而各级军官除了从天津武备学堂中选拔,还有一大批均选自淮军旧将。光绪二十一年,小站的定武军迎来了新的掌舵人袁世凯,袁世凯治下北洋新军也就是新建陆军的前身。北洋新军与淮军一脉相承,鼻祖则是湘军。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叔父袁保庆曾在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叔父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先后辅佐李鸿章、左宗棠军幕二十余年。袁世凯八岁时随叔父袁保庆在军中锻炼,此后跟随叔父袁保恒在北京学习、办差,结识了徐世昌,并拜为金兰。此后袁世凯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两次落榜,最后投奔了直隶总督李鸿章。能跟李鸿章非常难,虽然有家族的关系,但袁世凯也并不是马上就成为李鸿章的人。先去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是结义的兄弟,因此对袁世凯的投奔格外提拔重用。随同吴长庆前往朝鲜平乱之后,袁世凯得到了李鸿章、荣禄等的重视,并且有机会得到李的面授机宜,督练新军(即后来的北洋新军)。这个时期,袁世凯培养的部下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日后可谓各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世凯也锋芒毕露,逐渐掌握实权修铁路、办工业、开办新式学堂、整顿地方政权,从而“内结亲贵,外树党援”。

  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的一支,因首领段祺瑞系安徽人,故称。1884年中法战争时,淮军在广西战败,张树声、潘鼎新被革去督、抚职;中日甲午战争中,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水师与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遭到惨败,淮军势力遂逐渐衰落。袁世凯的新式陆军产生后,淮军即失去了国防军的地位,变为次要的巡防队。曾任民国总理、最高执政的“段合肥”段祺瑞是肥西人,祖父段佩是淮军铭军将领,官至记名总兵。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代迁安徽,先落户英山县(时属安徽,今属湖北),到清初,其九世祖段本泰由英山迁寿州(今寿县)南乡保义集。清道光年间,段祺瑞的曾祖父友杰迁家于六安太平集以北三里。太平集紧邻合肥西乡边界(今肥西金桥乡),段家离大潜山北的刘铭传家不远,段祺瑞祖父段佩早年与刘铭传是贩私盐的伙伴好友,不料竟影响了段家以后的命运。段佩字韫山,青年时同刘铭传结伙贩私盐,咸丰年间同办团练打太平军,也常与富户与官府作对,散兵游勇来骚扰逮了便杀。以后与张树声等团练联络一气,受官府调遣。同治元年编入淮军,段佩为铭字营马队管带,官至记名总兵,一品衔,赏戴花翎,赐励勇巴图鲁勇号,诰封三代一品恩典,妻赵氏、继室曾氏皆封一品夫人。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初二日卒于宿迁防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段祺瑞出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段佩办团练时,曾杀过刘枬、刘枢两个土豪。他加入淮军后,在外省打仗,仇家便对段家报复。同治八年(1869年)初,段祺瑞父亲段从文为远避仇家,又搬家至寿州城里居住。不久,刘铭传、段佩剿平捻军后回乡,段家不再怕地方土豪,同治九年迁至离合肥西仅四十里的小蜀山南麓的大东郢(今属肥西县五十里小庙镇四十埠村)置产居住,后又在小蜀山南十几里、离合肥西门约三十多里的大陶岗(今肥西县城西桥乡大陶岗村)买了一百多亩田地,定居下来。段家搬到大东郢时,段祺瑞年方6岁。段祺瑞父从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务农,后因子贵追封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妻范氏,也是农民,后来因子贵追封诰命一品夫人。段祺瑞8岁时,段佩奉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苏北宿迁,因爱长孙,将祺瑞带往任所,教之读书。同治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段祺瑞二弟启辅(字必清)出生。启辅长成后,也是个粗识字的农民,后倚仗兄势力在地方充土绅士,人呼“段二大人”。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三弟启勋生,字子猷,早年随兄祺瑞到北京,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曾任陆军第二镇参谋官,及奉天参谋处总办、宪兵学堂办等。民国初年,段祺瑞与王士珍合办山西井陉“正丰煤矿有限公司”,启勋任总经理,生意兴隆,发展颇快。1927年去世。1879年,段祺瑞祖父去世于宿迁。祺瑞哭护灵柩归葬于合肥家乡。又在侯戴维庄(今肥西五十里小庙镇马场村,在大陶岗之北十余里)读一年多私塾。老师姓侯。此时段家景况大不如前,学膳费经常拖欠。因此段祺瑞17岁,即停学不念,只身步行两千余里,去山东威海卫投靠在淮军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在淮军营中当了一名司书,自此开始了他的军政生涯。第二年,段从文到山东看望儿子祺瑞。回家时,行至合肥西郊七里塘,离家只有二三十里,天色已黑,他急着想赶到家,摸黑走路,竟被同路者杀害,腰里带的钱也被抢走。时为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二十日,年仅39岁。段祺瑞闻知凶信,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去信合肥知县,请求缉凶。范氏也携次子启辅到县报案。不久破获,凶犯正法。但数月后,范氏因哀痛过度,竟又去世。段祺瑞祖父、父母相继去世,家道徒然中落,全家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而他在军营收入甚微,进身又无门,不胜狼狈。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学生举行反日大会,并派代表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驳回日本纠集《辛丑条约》关系国发给中国的最后通牒,驱逐署名的公使等。执政府卫队向学生开枪,死伤十几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执政府与段宅,段被逐下台,第四次到天津闲住,从此离开政治舞台。段祺瑞到天津后,住日租界须磨街。终日拜佛诵经,将住处命名“正道居”,还出版了《正道居集》。有时也携妻妾去大连等地游玩。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极力拉拢段去东北做伪满政府傀儡,已投靠日本的原安福系国会议员合肥人王揖唐也利用同乡关系极力劝驾,多次纠缠。段坚决拒绝。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深恐段被日本利用,与南京对峙。以学生身份致信段祺瑞,邀段南下,并派高级将领合肥人吴忠信为专使北上迎接。按月送段生活费二万元,委段“国务委员”虚衔。段祺瑞到上海后,住霞飞路陈调元公馆(今淮海路上海新村),仍吃素礼佛,以围棋为乐,曾去庐山避暑,参观江南造船厂及吴淞炮台旧址等,蒋介石及其旧部同乡曾至段宅看望他。

  冯玉祥的祖父务农兼做泥水匠,父亲曾承父业,在冯玉祥出生时已是淮军的一个下级军官。冯玉祥幼年家境贫寒,仅入一年私塾,饱受贫苦生活,后只能当兵吃粮。冯玉祥成名后,多以朴素形象示人。如今留存的他与蒋介石、阎锡山合照的照片,冯与后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对比。然而其朴素,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其博得政治名声的一个手段,多数时候都是做做样子。冯跟李宗仁第一次见面,一副大兵打扮,有人告诉李宗仁,此人矫情,外面套着大兵服,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另据李宗仁回忆录,冯把溥仪赶出故宫后,坊间传闻他偷藏了宫中不少宝贝。冯玉祥为自证清白,在宴请北伐军高级将领时,拙劣地安排故宫全体杂役人员齐声高喊“冯将军是清白的,没拿故宫一针一线”,当时就引起哄堂大笑,其时有人已发现皇宫的宝贝在古玩市场出现。冯玉祥其人,心胸不宽,不善于团结人。他的选人用人范围,局限在早年起家的左路备补军与第十六混成旅。冯当时的嫡系部队是国民一军,他不仅对国内外军官学校与其他派系军官一律不用,就是对国民二三四五军各军来的军官也一概排斥。如梁寿闿率孙岳旧部来投,他撤掉梁的军职,取而代之自己人。因此,三军徐永昌投靠了阎锡山,五军魏益三投靠了蒋介石。他治陕期间,暗杀了郭坚、徐树铮、宝德全等政敌,活埋麻振武部五千余降兵。此外,冯对部下,家长制严重,即便是总指挥,军长,罚跪、辱骂是家常便饭。冯玉祥治军,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如吸引穷苦人入伍,与士兵打成一片。这套方法在管理一个旅时或许有用,但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后就力不从心了。冯早期治军,奉行“忠君”思想,其后一度把基督教教义引入所部,实施以教治军。当看到国民党在南方勃兴后,又引入三民主义。他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治军风格。但反观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班底,充实到他的第一军作为骨干,战斗力较强。在国民政府第一次、二次东征中,黄埔学生军表现勇猛。同时在中共帮助下,效仿苏联,实施“党军”模式。因此蒋介石的第一军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中,有较强的战斗力,其后第一军又扩大为中央军。冯玉祥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片面看待。一方面,他本人有一定朴素的爱国思想,使得其本身的一些“德”政显得与其他军阀有所不同。然而这些行为本身对改善民众生活意义不大:大的如打着救国旗号的北京政变,以及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小的如他植树,并作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另一方面,他毕竟还是一个军阀,其起家的过程,正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真实写照。他这一生,八次倒戈,几乎背叛过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势力——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以及中共。虽然声称拥护新三民主义,但以其知识背景与视野,他并不理解或没有兴趣理解新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其本意在于借拥护新三民主义发展个人势力、扩大个人地盘。因此在与蒋介石的对决中,他就显得低了一个档次,因此必然失败。冯玉祥对中共从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在全国发展几十万红军十几个根据地大为好奇,曾想取经,在中共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但他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红军的模式的,抗日同盟军最后也因为多种原因,以失败告终。出身底层的冯玉祥,个性、智识、格局与视野都有严重局限,能在风云动荡、战乱频仍的民国做到第二号军阀已堪称淮军支脉的强弩之末。

  较之于冯玉祥晚年的江河日下,值得一提的是其部下吴化文。吴化文,祖籍山东掖县,1911年随父迁入安蒙城县移村集。吴化文从十七岁开始追随冯玉祥,因略通文墨而受到重用,从此官运亨通。1930年,手握一个手枪旅兵力的吴化文开始了他的叛变生涯,投奔冯玉祥的死对头蒋介石。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优待这支部队,士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谈不上武器装备的更新。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化文也与日本军队周旋,但非常吃力,加上经不起日军施予的诱惑,1943年1月18日投靠汪精卫,很快被任命为汪伪政权的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协同日军打击八路军。吴化文投靠日本人后成为山东日伪军的头目,总兵力达万余人,疯狂杀戮制造“无人区”,这也为他以后遭唾骂埋下了伏笔。日本战败后,担任汪精卫政府“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吴化文再度“变身”投入国民党,成了“抗日英雄”上任国民党新编第五路军中将总司令,拥兵自重。但蒋介石对这位屡屡叛变的将军只是利用而非真正重用,只想用吴化文来对抗共产党。在冯玉祥的劝解下,吴化文准备改投共产党。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吴化文又暗中与蒋介石联系,成为首鼠两端的两面派。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正式转投共产党,而历史也给了他一次机遇。在1948年的济南会战中,吴化文所率的两万人部队再度“倒戈”,使得没有心理准备的国民党部队大败而解放军大胜。吴化文何以屡屡“吐槽”成功而不降反升?李敖认为他重视抓军权是个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住在上海养病,当时有山东群众派代表来到上海请愿,要求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但被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制止。打下南京后本该在历史书上大书一笔的第35军也成为解放军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个军,从1949年组建到1950年撤编只存在了一年,这支为不同的政府屡立战功的部队后来改编为浙江省军区守岛去了。

  作为第一部全面表现淮军的纪实作品,《淮军四十年》以“中兴名臣”李鸿章及其麾下淮军的兴衰浮沉为主线,重溯了淮军神话缔造与破灭的全过程,并自然勾勒出中国近代史概貌。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与敏锐的历史眼光统摄下,《淮军四十年》的质地无疑是瓷实而考究的。诚如梁启超所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1862年到1901年,李鸿章与淮军先后经历了从镇压太平军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海战到庚子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也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复杂际遇成就了“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李鸿章,由其仓促组建的淮军,在拯救大清的保卫战中,镇压内乱,抵御外侮,力挽狂澜于既倒,一步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曾无往不利的淮军最终进退维谷,溃不成军。李氏的政治生涯与淮军紧密相关,其仕途亨通源于淮军的日渐强大,落魄官场同样因为淮军的一败涂地。淮军是李氏的政治资本,同时也是国力强弱的晴雨表。在淮军的崛起中,我们不难想象它所承载的期望与荣耀,以及一个民族求强求富的夙愿;而在淮军的衰亡中,亦不难体味近代中国的苦难与屈辱,以及近代化历程的苦涩与沉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季宇能跳脱出普遍的思维定势,穿透层层叠嶂的表象,探寻历史的客观面目。如对李秀成末路决策的分析,就摆脱了“成王败寇”的俗见;从“天津教案”对李鸿章政治命运的影响,看到历史的偶然性同样不容忽视;而对《中法天津条约》签订的利弊权衡,则向盲目的民族义愤敲了一记警钟。同样,对李鸿章以及淮军的发迹史,不溢美,不掩恶,而是以翔实可靠的史料说话,努力避免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季宇塑造的李鸿章,既有治平之志,又热衷名利;既知人善任,又腹黑奸诈;既能得风气之先,又深谙妥协周旋之道。李氏一生,半为军事,半为外交。前期组建淮军、血溅姑苏、曾李瓜代,令人侧目。后期虽老于官场,善于斡旋,终究还是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因《辛丑条约》的签订而落下“卖国贼”的骂名。由爱国、报国到卖国,季宇成功还原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家的形象。至于淮军诸将,在齐备的人物档案之外,多通过其政治军事作为,辅以趣闻轶事烘托主要性格。诸如“淮军第一悍将”程学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清朝赵子龙”郭松林、“鬼奴”丁日昌,以及刘秉章、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聂士成等,重点刻画的十数名淮军将领,无不个性鲜明。为了全方位地展现历史,季宇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件与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连缀起来,尽可能传达多种声音与信息。在此过程中,作者多次现身,或直接讲述亲历历史现场的感受,或间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现实态度。试看,“历史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这些意外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千万别小看了这些聒噪,这里同样是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却险象环生,暗藏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陷阱,葬送前程,甚至被置于死地,身败名裂”。这样文学性的语言,不仅让《淮军四十年》气韵灵动,更透露出作者的坦诚、宽厚与睿智。作品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首先是主要人物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虽为师生,然为人为官之道迥异。曾氏恪守儒家要义,属传统保守派,李氏则重实用原则,代表现代过渡派。二者的人格差异深刻影响了湘军与淮军。其次是军事力量代际对比。八旗、绿营军腐化堕落,卫道救世的湘军取而代之。淮军出于湘军,通过“尽改旧制”而超越湘军,完成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转型。后期淮军又重走八旗与绿营军的旧路,陷入可悲的历史循环。再次是中日改革对比。清政府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仅止于器物层面,思想上仍抱残守缺,体制上陈腐不堪。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全方位的改革使其迅速崛起。日本当局励精图治,中国当权者却贪图享受,两国对海防建设的殊异态度,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胜败归属。此外,还有朝中帝后两党、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势力对比,等等。通过诸多对比可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寄生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行将谢幕的腐朽王朝里,纵有王佐之才,也无法避免悲剧的命运。淮军神话的破灭,同样无可幸免。

  解构淮军兴亡史不是基于“地域黑”,而是要将“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视野延伸到对整个国民性的审视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回溯淮军从崛起到末路的历程可知,没有制度与思想层面的革故鼎新,装备再强大的队伍也会被腐化堕落的毒瘤侵蚀殆尽。淮军之兴亡启示我们,名进实退或一进三退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小步快跑的全方位改革才能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