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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已过去88年，但每年此日刺耳的警报在神州大地响起，民族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更埋下了日后全面侵华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由谁主导，谁该负责？
一、“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
1928年，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一路高歌猛进，于5月1日攻克济南，次日蒋介石亲自入城。然而在5月3日，以“保护侨民”名义在济南驻军的日本军队突然对北伐军发动攻击，北伐军将士一开始虽奋起还击，却被蒋介石严令不准抵抗。然而，示弱并没有获取日本侵略者的宽容，国民政府派出的交涉署官员蔡公时以下17人不但全部被日军杀害，甚至临死前还受到了割耳切鼻的酷刑。那么，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又是如何应对的？
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掳掠。5月5日，蒋介石决定以不抵抗主义应对，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福田师团长惠鉴。
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惟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
耑布，顺颂
戎祺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五日
9日上海实业家虞洽卿致电蒋介石，询问国府应对方式：
泰安蒋总司令勋鉴，密。济南日军侵侮事，我兄忍辱负隐等电，【？】为敬佩。比闻阳、庚两日（【按】5月7、8日），日方又炽暴行，如此一再侮我，全国同愤。我兄以后对日方式，希常飞电密示，回电由俞樵峰兄转为盼。虞和德叩。佳申印。
5月11日，蒋介石复电大意，军事采不抵抗主义，对日抗争就指望你们实业界搞商战了：
上海俞樵峰兄密转虞洽卿先生台鉴。佳申电奉悉，深感注存。目下军事注重京汉线，津浦暂取守势，绝不与彼启衅。中明知全国民心愤激，对此不免觖望。然挽救危亡，舍从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实无它法。不得不容忍已成大谋也。对外战略，本有两途，兵战未能，商战斯亟，发扬民气，提倡国货，与彼以惩创。惟赖老成擘画，与爱国诸君子之努力矣。特此奉复。弟将中正叩。真亥。
同一天，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手令：
顷与谭（【按】谭延闿）吴（【按】吴敬恒）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渡河各部给养，在济宁、东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线，已着手准备。拟另设一线，由道口、大名至临清，亦准备开设，派兵前来，并请兄多派人帮助。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并且展开了针对济南军民的无差别大屠杀，史称“济南惨案”。
令人唏嘘的是，1926年7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仪式中，全体北伐军将士还曾经郑重宣言打倒帝国主义侵略。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
可是短短2年间，这支曾经被寄以领导中国革命希望的革命军，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时，不但未能兑现当年的誓言，甚至自己放下武器，坐视济南的父老乡亲被日军屠杀。蒋介石在面对侵略者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反而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导火索。
二、“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
1931年夏以来，在东北，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华北，挑动石友三叛乱，策动阎锡山回晋，迫使张学良抽调东北军精锐入关弹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张学良都预感到东北将有非常事件，并多次就东北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达成采用“以不抵抗为抵抗”，寄望国联、依靠外交解决的战略方针。
“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0卷150页
进入8月，东北局势日益紧张，驻沈独立第七旅王以哲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时任该旅参谋长的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8月24日，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张学良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提出：
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能解决者即解决之，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是为釜底抽薪之计。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里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显然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这内容同铣电中提到的“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是一致的。
8月28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收到中村事件后的方应：公叹曰：日人之侵略，其将日益加进乎。
然而，蒋介石、张学良并没有调整应对策略。9月6日，张学良发出给臧式毅、荣臻的“鱼电”，重申了铣电的要求 ：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不过张学良越发感到形势的严峻，两天之后的9月8日张学良发出给蒋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齐申电，一方面表示已按蒋意下达鱼电（“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希望蒋介石考虑应对措施：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张学良的齐申电规格已经相当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词已相当激动（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以张国府二把手的地位，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表示，然而却没有齐申电的复电，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虑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记录的蒋张在石家庄的一次会面，那么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齐申电后，决定和张面谈，就显得顺理成章：
张学良于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接下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9月13日收到关东军高唱“击滅东北政权”的反应：
又闻日人高唱击滅东北政权，公曰：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其谁欺，欺天乎。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呜呼，岂天欲亡我中华乎。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严密注意”，寄望于这是日本的恫吓之举：公考虑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可见，虽然各方情报让蒋介石虽然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蒋最后仍感“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仍维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场。
此外，日本截获了辽宁省政府转发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电报称“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至起战端。”
三、“铣电”是否存在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抵抗，所以东北军不战而退。所谓“铣电”，指的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电，但在官方的档案中却找不到电文。
提到铣电的回忆资料有：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九一八”之夜》。
但台北学者刘维开撰文指出，在大陆出版的几种九一八事变史料选辑中，无一提供“铣电”原始档案出处；而在台湾方面，“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已对外开放，供研究者参阅，亦不见此则电报。据“国史馆”所藏《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因岳母葬礼将在上海举行，需执绋尽礼，从南昌乘车至九江，预备乘船。当日及次日均无“铣电”之记载。因此，刘维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铣电”是否能作为蒋中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重要史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晚年张学良在受访时也有意否认铣电的存在。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再度回忆起这段历史，当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里演到：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叉开：“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992年6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女士在采访张学良时，给张学良读了一段一部史书所写的内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号，又接到蒋介石一个密电，召张去石家庄会晤，在火车厢里，蒋说，‘我这次跟你会面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之丙又说：“说您在军法会审的时候啊，您就把它拿出来了，在您口袋里有一个黑皮包，您从黑皮包里拿出来的，正好是蒋总统给您的密电。结果中统局尽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来说是于凤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国去了。”
张学良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
据张之丙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铁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唐德刚教授也面对面地向张学良提出过相似的问题：“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的回答直截了当：“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
但新解密的资料是对铣电存在的有力佐证：
１、张8月24日敬电的“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证明，之前还有若干张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么，在8月24日之前，蒋介石至少有一个指示才合乎情理，（否则如果从无指示，张无法确知陈是否转呈了）。因此，这个打破了以前各种九一八前蒋介石对东北局势不知情，东北是张的自留地，因此不会下铣电的说法。所以，蒋介石在8月24日前对东北局势给张有指示毫无疑问，那么问题就剩下，16号发电日期是否可靠，指示内容是否和三人回忆的一致。
２、按《事略稿本》，8月16日蒋介石收到了长春方面的《调查万宝山事件报告》，蒋介石读后，“长叹不已”，曰：“一面交涉，一面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