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过程中，无意翻到了这一页《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说实在的，读了多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却很少仔细阅读每本书都有的这个说明，今天细细一读，感觉信息量很大，于是随手查阅了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的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961年12月第一版，1978年再版，下卷1976年12月出版，1997年5月第6次印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961年6月第一版，1995年第5次印刷。

　　黑格尔《小逻辑》1950年10月初版，1954年再版，到1962年止，累计印行8次，共8万余册。

　　休谟《人性论》1980年第一版。

　　洛克《人类理解论》1959年2月第一版，1983年第4次印刷.。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963年9月第一次出版，2005年第18次印刷，下卷1976年6月第一次出版，2005年第16次印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978年8月第一版，1997年第4次印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蓝公武译本，译者于1935年就完成了译稿，1957年才出版。这说明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根本就没有人去阅读中文版的《纯粹理性批判》。

　　M.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虽然是1989年出版的，但译稿于1980年初就完成了，读过这本书的人知道，这样的一部巨著的翻译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这部书的翻译启动时间应该是在70年代中期，而需求动意则更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的译稿是80年代初完成的，因“种种原因”80年代末才出版，译稿搁置了9年多的时间，比动意、翻译的时间还要长。

　　查了几本书之后，再回到商务印书馆的那篇说明， “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从五十年代起的三十年，不正好是当代人们普遍认为的知识荒废、无书可读的年代吗?三十年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是什么概念，平均每年有十余部世界顶尖的学术著作推向中国读者。但凡从这三百余种的学术著作中选一本阅读过的人，就不会像某位编辑、某位校长那样胡说八道。

　　一个商务印书馆三十年里印行三百余种，那么，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各高校出版社、各地方出版社等等都是闲坐着吃干饭吗?高端的学术性世界名著一年里就能出十余种，群众性的读物难道一本都没有?这可能吗?要知道那个年代是最讲群众性的。当然，那个时候出一本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正因如此，那个时候出的书具有可读性。而不像现在，是一个人随便就可以捣鼓出一本书来。我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就有一大堆从未开过封的书，这些书有下发的，有赠予的，朋友聚会时也常常有作者签名赠书，虽然当时满口“拜读!拜读!”但我哪有时间看这些书。

　　这说明那个三十年，书并没少出，而且那个时候出书是为了读者，但现在出书则是为了作者。所谓“知识荒废、无书可读的年代”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商务印书馆的这个说明还揭露了第二个谎言，即“思想禁锢”。商务印书馆三十年时间里印行三百余种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要知道那个三十年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主流的思想观念是马恩列斯毛的，而商务印书馆出的那些书全是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一个顶峰，而恰恰是他的书出得最多，出得最早，而且在哪个年代里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是非常正常的事，不像今天似的，一位学者包里装了一本毛主席的书便受到严格的盘查。反观今天被设定的“敏感词”、“违禁语”、一段历史不让正面提起等等，哪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思想禁锢的问题。

　　第三个谎言就是“自我封闭”。三百多种的译著基本包括了世界文化的精华，同时又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中华文化。作为一位读者，我内心里十分敬重和感激新中国的一代翻译家，他们也应该算作是共和国的一代功臣。从丰富中华文化的角度说，译著比直接引进原文原著更重要。因为阅读原文原著只能丰富阅读者本人，而译文译著的读者则更多，能够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实现民族文化再创。尽管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怀疑译者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愿意，但没有关系，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尤其是阅读大师的作品，绝对不能像秘书那样一字一字地去领会领导的意图，而是要像会见一位来访的客人那样，不一定要听懂客人的每一句话，但必须明白这位客人的来意。

　　商务印书馆在那三十年里印行的三百余种世界学术名著，这对于丰富与建构中华文化来说，其意义无论作怎样高的估计都不过分，这怎么能说自我封闭呢?

　　然而，“无书可读”、“思想禁锢”、“自我封闭”成为标签被人强行贴在了那个时代，这显然是谎言！可是，上上下下、各行各界都在不断地重复这个谎言。谎言就是欺骗，谎言重复一次，欺骗便无效，谎言重复多次，便是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