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当时凡重大场合，播音员播读出席的领导人名单，最后一个就是孙健。

　　孙健(1936--1997.11)，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1956年6月后，任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73年1月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同年11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

　　当时，中央要在天津选一位抓经济的副总理，1975年1月，孙健和陈永贵、吴桂贤一起，被选拔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但在主席去世后，和所有同年代从普通工人、农民中被提拔的领导干部一样，被宣布犯有严重错误。　　1978年春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他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妻子庞秀婷来见他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1997年11月，孙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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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摘自《家庭》1998年第11期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公司经理：孙健的特殊人生轨迹

王筠

　　有的人，生活在天堂里，一交厄运便下地狱;而有的人，从天堂跌下，也就融入人间，继续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中国，有一位曾当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的北方汉子，就属于这后一种人。他的名字叫孙健。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这一年，他只有39岁。

　　他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朋友曾问他：“你当年到底是怎么被相中并当上副总理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黑黑胖胖的孙健沉吟片刻后，很谨慎地说：“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最终像赛场上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以一个空中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动作回落地面一样，又回到了最初生活和养育他的这块土地上。

　　翻砂工在工业领域里算得上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孙健从生活的底层熬起，几乎在通往仕途的所有台阶上都站过。当年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时候，他来了个笨鸟先飞，跑了近600个企业;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以他那特有的口气说：“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方面觉得他为人不错，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有点窝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在老百姓眼里，孙健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内心，他朴实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学徒”。其实，他的心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自当上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后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他这种症状越发严重了。中国是十分讲究资历和辈分的国度。如果单单把这种职务上的升迁算作一种从政经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经历真是太单纯了，这种单纯使他体味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只能靠自己当翻砂工时锻炼出来的那股坚韧的劲儿，或用当时经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热情与义务，来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

　　主席去世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随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坠落。中南海的日子与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成了他42岁前的一段经历与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