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9

　　一九七○年我和一个在丝织厂的中年女工谈过一次话。我们谈论了厂里的好处：八小时工作制，健康和医疗保险，托儿所，幼儿园，产假，免费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我提到西方许多妇女还需要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斗争。

　　她简单地说：是的，我们都是在为争取有一天全世界妇女都象中国妇女一样幸福和富足而工作。她的回答使我惊奇——也许本来不应该使我惊奇。中国妇女今天是富足的，比起她们的不识字的、贫穷的母亲和祖母来，要富足多了。男女平等这个思想本身对他们说来就是新的。革命带来了空前大跃进，把童养媳和孩子当商品买卖的缠足时代远远抛在后面。在漫长的斗争年代中，妇女分担了长征(1935—36)的艰难困苦，同男人一同打仗，进行宣传教育，并在游击区经受考验。她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生活条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个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向我讲过在日本占领的残酷年代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少女的情况。她家里太穷了，因此那个女孩子只能裸体在家呆着。在严寒的冬天，他曾看见她不穿衣服从家里急急忙忙跑出来敲冰取水给全家做饭。她是天足，那是同她父亲经常斗争的结果。她父亲要她缠足，为了可以更吸引人，以便卖得更好的价钱。最后她跑掉了，后来就穿着红军的军装出现，在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个保护区上学。把千万个这样的故事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今天中国妇女的背景，她们认为她们的制度是真正的自由，并教育她们的孩子要尊重继续革命，并为此而努力。

　　随着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实现了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土地重新分配时，妇女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取得了在集体中的平等地位，并有代表参加国家机构。这样一种根本变化（被看作是建设未来的积极力量，能够自由地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给无数妇女和家庭带来了健康、尊严和保障。

　　中国人是热爱自己的孩子的，这一点从孩子们的开朗、泰然自若的态度上看得很明显，大人对他们是友善的，但是不溺爱。我曾提到过没有孤儿院，因为孤儿立刻会为亲近的朋友、亲戚或者公社或市区的一个负责的家庭——“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所收养，而由国家负担额外的费用。到处都有托儿所、幼儿园来照顾婴儿或刚学走路的孩子，他们每天晚上回家，或者在父母下班后回家，如果父母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离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也可以一直呆在哪里。只要想一想大体上说来全世界每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中国孩子，就可以看出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家里有祖父、祖母照顾的话，孩子也可以放在家里;这是个人完全可以自由、灵活选择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强调终生有用的道德政治教育。首先在音乐、歌唱和故事中进行教育。所有的儿童都学唱歌，许多儿童还学乐器，中西都有;他们随着最欢乐的音乐极为自然而无拘束地游戏和唱歌——歌词常常是令人惊奇的：“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这种内容当然不适合美国“每周十首最佳歌曲”，但对中国却是适用的。

　　孩子们受到劳动光荣和劳动人民应受最大的尊敬的教育，同时也了解过去的苦和今天的甜——即中国在革命前的生活是怎样的，而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多么大的改善。他们学习自立、热情、有创造精神、全心全意和有责任感。他们的目标不是以经济报酬或竞争为基础的。即使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排球

　　——也是作为友谊比赛而不是竞争来进行的。个人利益、争名利、地位、学位、头衔的欲望都是被劝阻的。青年受到的教育是要他们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有自我批评精神、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善于倾听并团结哪怕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为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

　　男女合校几乎已普遍。妇女己不是“性”的对象。赤裸裸的性的表现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以性为主题的电影、文学或广告，也没有任何变态心理或虐待狂的东西。革命者消灭了过去传播很广的吸鸦片，现在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它或其他代用品。夜总会、酒吧间、私人汽车和俱乐部——所有这些我们用来为青春的活力找出路的东西都已为集体民间舞、体育、游泳、滑冰、远足、划船和骑自行车等所代替。宣传和社会风气都力促年轻人晚婚，女的推迟到二十六岁，男的到二十八岁，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女的十八岁、男的二十岁就可以结婚。晚婚和婚前的性克制——一种节育手段——也被认为是摆脱了过去包办婚姻、童养媳和纳妾而获得的一种自由。解放之后于一九五○年颁布婚姻法，一举结束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遭受的合法的剥削和压迫。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给妇女以离婚的权利，给离了婚的妇女和寡妇以再婚的权利。顺便提一句，从妓院中解放出来的妓女已得到改造和安置，并成为新社会有用的公民。青少年成长的年代是用来使他们在政治上、身体上和思想上得到发展，成为成熟、负责的人。在服装上没有竞争和装饰——中国妇女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穿长裤的;她们现在不用任何化妆品和手饰。只是从美丽的衬衫和鲜艳的毛衣上可以看到一些色彩。没有包含性刺激的花花世界来干扰青年，但是年轻人也在公园里手拉手，在月下或者路灯下在周围无人的公共长凳上表示爱情。他们既不故意招摇，也不偷偷摸摸——也不是一个消费社会的牺牲品，这种消费社会一心要推销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衣服、化妆品、小玩意儿以及无数可买的东西。他们与我国现在出现的正直的、新的一代并没有差很大别——但是中国青年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并且知道如何到达那里。他们受到关于性和计划生育的教育，他们结婚以后一般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隔得比较长。如果节育措施失败——现在这种措施正日益得到改善并普遍实行

　　——就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这决不是首要的节育手段，而主要是用于治疗，或用于一个妇女已有一两个孩子而预防措施失败的时候。也有婚前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因为有将近八亿人呢)，这种事情会得到处理，很少留下创伤，但是要受到舆论责备，而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但是节制性欲并不是从法律上强制的，同时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得到避孕药，因此很难说这方面的态度以后不会改变。

　　中学毕业后，所有的学生至少从事两年体力劳动。不一定接着就上大学。不能凭付学费就上大学。要经过挑选，根据国家需要和本人(必须是劳动的学生)表示的志愿，由个人所在的公社或工厂的成员凭该人的表现以及思想、行动是否达到中国人所认为的政治上成熟的标准来进行挑选。

　　没有任何特权阶层、社会或政治关系、花钱或贿赂能予以改变。关于选择志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特殊兴趣是在医学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厂的医院或医务所工作。你可能首先在菜园劳动，但最后能得到实习培养，学习治疗烧伤、外伤、伤风、咳嗽等——中药、针灸和西药都用。这样你就可以参加在广大中国农村工作的赤脚医生的队伍，接触从来没有得到过医疗的人。做了这样工作之后，就可能到一个教学医院去学习，最后受到外科或其他专业的训练，在这期间穿插着到农村去实习。中国人民现在在预防性医疗、疾病检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顾，同时一代新的医生、护士和医务技术人员正在成长，并又在教别人。

　　未来的工程师从事体力劳动，在需要建设的水坝或其他工地劳动，然后可能具备上工业大学的资格。如果一个学生劳动者对戏剧感兴趣，他或她可以在当地的剧团工作，这种剧团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有。人们被派到各地去发现年轻的人才来加以训练。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被有意浪费掉，人或才能也是这样。

　　老人也是这样：今天，大多数老人都住在他们生长或定居多年的村子里，有时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如果他们过去有房子而房子还没倒塌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住在一起。村子现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还是为这一家所有。农村住房已大大改进，虽然其水平还大大低于我们在“美国中产阶级”中习见的水平。有室内自来水的房子还很少，在寒冷地区的房子还只是用炕取暖。但是热开水在全中国是非常丰富的，从巨大的热水瓶里倒出来，总是足够用来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没完没了地倒出来泡茶。我记得一个看孩子的老祖母对我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头上没有一片瓦。现在这位妇女还在公社托儿所半天工作，看别人的孙子。老人们知道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一分子，并且是有用的人，他们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参加工作，并且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价值的。

　　在需要时退休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标记——妇女五十五岁、男子六十岁退休。多少世纪以来贫苦农民一直是劳动到死——很少有人由于年老死去。现在仍需要所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有选择的余地。许多老人在家门附近工作——在菜园、手工艺车间、小工厂、托儿所等。他们常常是在刺绣、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练专家，现在向年轻人传授这些古代艺术，这些东西被用于中国的装饰和出口。

　　实际上再没有养老院了。国家负担经济上的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伙伴关系。有了病由公社照顾，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员管，按街区组织起来为他们买东西、煮饭、搞清洁卫生、照顾他们。没有人需要为付不起健康保险费或是收不回社会保险金而发愁。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一个明确反对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政府所采取的自觉的、经过考虑的政治行动。

　　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会提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为是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污染的自由，不理会或剥削邻居的自由，偷懒，不作出任何贡献的自由，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钱。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私有企业和追求财富的制度是保证大多数人富足和自由的制度。中国人民自己的经历使他们从事革命争取解放，实现集体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是幸福的来源。两个这样对立的社会必然对自由、创造性一类字眼的意义的理解会发生矛盾。自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于疾病、饥饿、战争、奴役、债务的自由——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非常关心的。除了个人关心如何表现自己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面——建设性地利用才能来为整个集体服务。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似乎没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当然有些人是担心的;在动荡和建设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言论自由，但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有批评、辩论、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交换意见和办法，以及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经常性的学习小组与会议等。的确，不参加是困难的。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在香港跟一个离开中国大陆到九龙去拉人力车的一个人力车夫谈话(现在在中国已没有人力车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然后喊道：开会!开会!

　　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发表的——但是不能用来反对保证国家发展的革命原则，不能是反革命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独立日称作解放，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拾过去的烂摊子，革命没有完结——他们一再对你说，要继续革命——革命是长期的。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接受再教育，并且多半会改变你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意进行破坏、捣乱之间是有区别的。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似乎正在解决它的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另一次革命的发生呢?重新建立一个特权阶级、重新制造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重新扩大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这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回复了，并危害着革命，产生着象在苏联那样的叫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换言之，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状态没有消灭——中国有句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干革命是为谁呢?为了占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以及多少世纪以来身处四等公民地位的妇女。或许中国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妇女的变化了。在革命前的中国，妇女除了受到族权、政权和神权三大压迫外，还承受着第四种压迫，即夫权的压迫，妇女受男子的主宰。正是毛泽东提醒她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不是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他们送子女进特殊的学校，工资比别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种特权。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医疗方面，医疗服务和医院集中在城市里，农村被忽视了;在工厂，物质刺激鼓励竞争而不是集体合作;在戏剧方面，上演的是华丽的、表现洋、古的旧剧，这些剧本的内容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几乎毫无联系。不是说禁止古和洋的东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东西为现在服务，在传统的工艺美术方面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是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