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大搞利润挂帅阻碍新技术的采用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苏联一些工业生产部门由于推行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新技术的采用受到了阻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技术停滞。苏联《真理报》今年一月在一篇社论中不得不承认，“许多单位年复一年地完不成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完不成生产(特别是辅助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计划”。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曾经透露，苏联有些企业领导人象魔鬼害怕正神一样害怕(技术)创新。这是苏联目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突出表现之一。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指出：“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国营企业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根本不关心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他们利用垄断地位，通过垄断价格，就可以攫取到最大限度利润，因而对新技术不感兴趣。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一九六九年苏联工业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百分之四十，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一点九倍，电机工业高一点六倍。这样高的赢利率“破坏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兴趣”。苏联(《真理报》)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车间，不让新技术进去。”据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今年四月底刊载的全苏设计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文章透露，这个研究所在过去十五年中“设计了几十种新机器、仪表和器械的试验样品”，但是“我们举不出一种仪表或机器是得到成批生产的许可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之一。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苏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有大量的家庭按人口平均收入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这样的家庭至少“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由于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宁愿使用这种廉价劳动力，不愿改进技术。正象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所承认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动的机器更合算。”目前，苏联工业中，手工劳动占一半以上。苏联《劳动报》今年四月透露，在西伯利亚最大的秋明毛纺联合企业中，“手工劳动也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几乎所有车间内的运输工作、许多装卸工作以及其他操作至今没有机械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透露，在号称“‘最年轻的’一家基本上已经高度机械化的黑色冶金企业”——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中，“几乎有一半工人是从事手工操作的”。

　　苏联机器制造部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任意提高新设备的价格，往往比原来同类设备的价格高出好几倍。这也严重地妨碍了新技术的推广。据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报道，苏联新生产的一种自动钻探机比目前生产中广泛使用的钻探机，实际生产效率只提高一倍，但价格却高九倍。另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报道，苏联毛纺工业的新旧机床相比，新机床价格的增长超过生产效率增长的三倍左右。使用单位购买这类设备之后，企业赢利率大幅度下降。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透露，根据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百分之十时，赢利率为百分之三十，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比重占百分之五十时，赢利率却降低为百分之八到十。这样，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

　　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政府决议汇编》透露，苏联“每年国内注册的发明只有约三分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据苏联《经济报》透露，在采用业已注册的新技术方面，一九七三年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只采用了百分之十二，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只采用了百分之二十一，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只完成引进新技术计划的百分之十六。苏联《真理报》承认，一九七四年，动力、黑色冶金、煤炭和建筑材料等主要工业部门都没有完成推广新技术计划。

　　由于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苏联工业企业中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中一个严重问题。根据苏联报刊公布的材料计算，一九七一年，苏联百分之三十四的金属切削机床、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纺织机器都是早已过时多年的老产品，黑色冶金工业中的压延设备甚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沙皇时代的。为了维修这些陈旧机器，每年占用一百多万台机床，即相当于机床总数的三分之一，占用三百万工人，需要开支一百二十亿卢布。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特别重视发展军火工业，拚着老命在武器上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数量和技术优势，但这个“打扮成军事巨人的叫化子”在军火工业之外却日益陷入技术停滞的局面。因此，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技术停滞趋向深感不安，一再哀叹“与实际实现科学成就以及把它们运用于成批生产中去的有关环节是最薄弱的”。苏联的技术停滞趋向是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所决定的，不管勃列日涅夫集团采取多少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随着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种腐朽现象必将越发变得严重和普遍。

苏联的集体农庄已经蜕化变质

(载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苏联的集体农庄已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不是任何一种合作制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的性质是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国家政权已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占统治地位的国有经济已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经济。因此，今日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集体农庄内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也表明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这种蜕变。苏修叛徒集团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国家权力，借口工农干部“受教育程度很低”，农庄应当由“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来领导，撤换了原来的农庄领导干部，把苏修的代理人大批派到农庄，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他们成了农庄的统治者，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自行制定生产计划，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生产资料和自由出卖农畜产品，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以及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等等。这些农村新资产阶级分子垄断了农庄的全部生产、物资、财务、分配和人事大权，全面推行苏修叛徒集团在农庄中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集体农庄原来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针完全被篡改，而遵循一条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赚钱变成了农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而物质刺激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由赫鲁晓夫开始推行，而为勃列日涅夫大大加强和发展。在被吹捧为“制定了苏共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原则基础”的苏修党中央一九六五年三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大讲什么“盈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提出要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广泛利用“经济刺激”，鼓吹“各项经济刺激措施”将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克服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苏修为贯彻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曾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动用一切“经济杠杆”刺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从而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能够榨取更多的农牧产品。

　　今天的苏联，农庄的生产安排取决于各种农畜产品的利润大小，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起着调节生产的作用。农庄领导人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和奖金，尽量发展和扩大那些收入多、盈利大的部门，缩小甚至放弃那些收入少、盈利小的部门。如畜牧业之所以长期成为农业中的最落后的部门，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生产畜产品费工多、成本高，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这就使得农业内部各部门，如耕作业和畜牧业之间彼此脱节，互不协调，一片混乱。“经济改革”把集体农庄的生产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

　　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变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方式，也随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掌握集体农庄领导权的人和广大农庄庄员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是雇佣和被雇佣、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广大农庄庄员完全处于无权地位，《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表面上虽然也写有集体农庄由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集体农庄全部组织，生产和财务、文化生活和教育活动的领导”，写有农庄主席由“庄员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农庄主席大都是由上面圈定，他们在上级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谁也奈何他不得。管委会也只是徒具虚名。农庄主席是管委会的当然主席，大权独揽，不但在管委会内部由他说了算，他甚至可以“造成排除全体庄员对管委会进行社会监督的局面”。农庄当权者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给予庄员处罚的条令。苏联报刊曾经透露，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过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庄员中就有一个受到处罚。如果庄员批评了主席，“就要冒着没有过冬用的劈柴，没有奶牛吃的干草的危险”，“一个家庭如果同农庄主席的私人关系没有搞好，就有可能被开除出农庄。

　　从分配方式方面来看，在今天的苏联集体农庄，又重新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被破坏。农庄庄员所得的劳动报酬，只不过是他们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态，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以“国家”名义，通过所得税、银行贷款利息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途径，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攫取，另一部分则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合法形式”以及其他各种非法的途径，被农庄的当权者占有。沦为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庄庄员，他们从事的是最艰苦繁重的劳动，劳动时间最长，但所得却最低。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庄员中，从农庄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副业收入仍然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数额者，也还有近三千万人，占农村人口近百分之三十。

　　把持农庄领导权的人，仅职务工资一项，他们和广大庄员收入的差距，有的就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二三十倍。此外，他们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报酬和奖金。其中由物质鼓励基金支付的利润奖和用国家资金支付的超售奖，最高可达年职务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垦荒区可达百分之七十。把持农庄大权的人为了骗取奖金，还使用压低计划指标，谎报交售数量等种种卑劣伎俩，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大把大把的卢布捞进腰包。

　　工资和奖金是农庄领导人按照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等途径取得的大宗非法收入，还不包括在内。他们用这些“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贪婪地榨取农庄庄员的血汗，农村中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苏修在农业领域推行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不仅改变了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性质，而且也使农村私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如今，苏联私有经济在国家商品流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九七二年苏联报刊供认，个人副业提供的商品，占全部商品农产品的百分之十三(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据西方估计，约占四分之一左右)，有些农牧产品私有经济提供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上。在今日的苏联农村，投机倒把猖獗，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和地下农场主、牧场主不断滋生出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到处泛滥，实际上已经合法化。而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给农业生产力带来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正是苏修统治下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